人往高處走：小人物的人生與中國記憶（回憶錄連載12）

（接上）

第八節  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化家庭標配

我一直搞不明白60-70年代的中國人家庭的生活形態，為何大部分是簡單劃一的革命式家庭。高級幹部也好，普通幹部也罷，家家都差不多，革命感情與親情是分得清清楚楚的。絕對沒有今天的中國家庭的多元化概念。

這裡麵深層的原因是什麼？

父母與孩子的相處以及溝通，完全不是今天父母跟孩子的水乳交融的關係，而更像部隊基層連隊裡的班組關係。

我看到當年的一些資料介紹，說高級幹部的家庭，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更是嚴肅而規矩的。我認識一個高級幹部的孩子，比我大幾歲，與我上同一間中學，他的父親是12級的抗日幹部，平日裡，他有很強的優越感，老師對他也是另眼相待，他口袋裡時長有零食，比如糖果和巧克力，經常拿出來給我們吃，要我們認他為老大。

我記得，70年代末期，國家剛從文革結束逐步轉到發展經濟的軌道上，一切都在撥亂反正。但這些高幹的孩子，膽子還是比我們大得多，大到有些犯法的事情，我們想都不敢想，比如泡妞，搞人家有家有口的婦女，而在他看來，是小事一件。而且，還津津樂道跟我們說他的這些快樂的事情。

這應該源於他的父親在家裡的做派，在單位裡的霸道，以及平日裡高人一等的頤使氣指。如果說，他們是紅二代，那他們的膽子，真的是家庭的優越感熏陶出來的，並非天生就有的。

但他跟我說，他在家最怕他的父親。父親是家裡的真正老大，高高在上，說話一言九鼎。父親說話從來都是很兇，很嚴肅，他如果有事或者闖了禍，都是私下跟母親和保姆說的。

這些高幹的孩子，從小就感受到父親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男人氣派，內心是又愛又羨慕，平日裡，父母的言行就是頤指氣使，打打殺殺的。所以，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有人打出“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條幅，我相信是真的。高幹子女真的潛移默化了他父親的遺風。有一句話“虎父無犬子”，的確是有道理的，遺傳基因說法應該有科學的根據的。

哪個年代，革命感情之所以超越親人感情，我想是無產階級專政和長期階級鬥爭帶來的結果。俗話說，人類愛恨情仇，愛一直是第一位的，恨總是排第二。但在革命教育的年代，恨排在了第一位，愛退到第二位。可見空白的大腦，裝入了什麼東西，以後就是什麼東西了。

西方社會推崇平等博愛，倡導同理心和憐憫心，其實這些都是人類樸素的情感；而東方社會，總是強調“恨”字當頭，“仇”字為先，勾心鬥角成為生活的哲學，為人處世總是抱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心態，這是什麼樣的生存法則。

在那樣一個年代，有人加入了共產黨，卻要求黨性第一，人性第二，最好是不要人性，拋棄兒女情長，革命或更徹底。這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兩個價值取向。我隻能說，毛澤東創立的共產黨，的確是有理想和抱負的政黨，隻是作為一名黨員，真是非常不容易的，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是第一位的，然後才是家庭和生活。

我在想，當年出現的眾多的革命家庭，並非天生就是這樣，根本的原因還是毛澤東思想對人性的碰撞，真的撞出火花，徹底改變人們的樸素的價值觀，才有了如此大的扭曲。

革命的家庭，革命的作風，革命的紀律，成為哪個年代絕大多數中國家庭的獨特標配。不然，當時的國家，怎麼可能突破人性規律，把一個個有著兒女情長的家庭，變成了為了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可以不食人間煙火的革命家庭？不能不說是毛澤東時代的高超的思想洗禮所致。

哪個年代，大部分城市裡的家庭，父母們每天似乎都忙得不得了，很多父母常常是白天工作，晚上政治學習，如果工作的地方離家比較遠的話，父母們都會自覺地在工作的地方，搭一個臨時的床鋪。以方便晚上政治學習太晚，第二天可以準時工作，索性就睡在工作地點了。

我記得，73年我讀小學的時候，父母經常週六晚才騎自行車回來，平日都是哥哥帶著我生活，哥哥15歲，我才12歲，一日三餐也是胡亂搞著東西吃。記得我哥哥最做麵粉旮遝，因為簡單省事，隻要放入一些青菜，出鍋時放入一瓷羹豬油，就是挺香的一頓飯。

我相信，文革十年，很多與我同齡人應該都有我這樣的經歷，小小年紀，什麼都學會做，比如生火（煤球爐）做飯，洗衣裳，洗球鞋，嗮衣服，疊被子。而每每等到父母週六回來，我和哥哥都會第一時間搶先向父母報告，我們如何學會了生火做飯，煮飯不會粘鍋底。父母都會說“好樣的，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之類的話。想想真的很有趣。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思議上事情。

相信哪個年代的中國城市家庭的生活風格，首先必須是革命家庭的風格，似乎才符合無產階級革命家庭的標準。

（未完待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