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件事看政治漩渦中的毛澤東和江渭清（2）

（接上文《 幾件事看政治漩渦中的毛澤東和江渭清（1）》）

劉順元何許人也？他是80年代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黨員。然而，劉順元在黨內的命運卻坎坷多舛。1945年秋，八路軍出兵東北，劉順元擔任中共旅大黨委領導期間，因不滿蘇軍擾民曾提出異議，被蘇占領軍指名要求調離。彼時中共倚重蘇聯，劉曾因此受黨紀處分。1953年，劉順元調入江蘇，任分管農業的書記，並曾擔任過江蘇省委常務書記。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後，劉順元對浮誇風多有尖銳抨擊，他曾公開批評時下盡多「三六九幹部」和「風馬牛」幹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麵紅旗」、「六億人民」、「九個指頭」（即成績為九個指頭，缺點為一個指頭，此為毛澤東所創的名言）；「風馬牛」者，指順風轉舵、溜須拍馬也。劉順元這番切中時弊的「名言」不脛而走，竟傳到毛澤東那裏。毛在打倒彭、黃、張、周後，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將所有敢於表示異議的幹部一網收盡，於是，劉順元成了撞上槍口的靶子。

1959年10月後，江渭清與省長惠浴宇接到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傳來毛澤東的指示，其意是江蘇還有一個「老右傾」劉順元。究竟如何處理欽定的「老右傾」劉順元[4]，現在真正成為江渭清最棘手的難題。

中共黨內在1949年後，毛的指示對於全黨是絕對律令，凡被毛欽定為「壞人」的幹部，在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後，重則削籍入獄，輕則貶謫基層，除此之外，似乎再難有什麽其它的結局。反右傾運動期間，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就因解散了一批農村公社食堂，引致毛震怒，而被當地領導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監獄[5]。

考驗江渭清與惠浴宇道德良知的關鍵時刻已經到來。據惠浴宇回憶（在《江渭清回憶錄》中對下述細節略去），為了商討如何應對來自毛澤東的直接壓力，江渭清與惠浴宇相約，在南京巿郊的高級招待所中山陵五號的草坪上，「搬兩把藤椅，避開閑人，從早晨直談到暮色蒼茫」。在「全黨上下噤若寒蟬」（惠浴宇語）的大氣候下，江蘇省兩位主要領導的意見完全一致：向柯慶施求援，全力保護劉順元。經過江渭清的力保，柯慶施默認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時已是1960年後，大災荒已成為明擺的現實，毛澤東似乎已無興致再抓「右傾份子」，劉順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江渭清在50年代後期兩次為了保護部屬頂住來自於毛澤東的巨大壓力，事後仍然做他的省委第一書記，除了毛澤東對他一直保有基本信任外，還在於江渭清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始終嚴格遵循北京的路線。1959年廬山會議後，江蘇省有個別地區自發實行包產到戶，江渭清一發現，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黨批轉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江渭清回憶錄》對此略去不提）。故而，即使江渭清少抓一些右派、右傾份子，也不成其為問題。

江渭清作為一個深諳中共政治生態學的地方大員，在毛時代的政治驚濤駭浪中，逐漸練就一套生存之道。1961-1962年上半年，當「包產到戶」之風從江蘇鄰省安徽刮起後，江渭清按兵不動。1962年夏，安徽省在李葆華主持下，甄別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江渭清還是觀望。當毛澤東於1962年8月在北戴河發起反擊時，很有資格充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卻無意去搶那頂「左派」桂冠。江渭清這種穩健、謹慎的從政性格，使他在1964-1965年新一波的政治風浪中再次站穩了腳跟。

 

二、

 

隨著「三年自然災害」將近尾聲，中共的政治生態環境也靜悄悄地發生變化，這就是在「毛主席」之外，「劉主席」愈來愈多地出現在黨和國家的政治場合，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已完全明確。

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對地方的指導方式上，與毛澤東有某種差別，劉少奇對地方工作一般不采取直接幹預的方式。但是，隨著劉少奇在黨內影響的擴大，情況也逐漸發生變化。1964年，劉少奇為指導「四清」運動，給江渭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具有某種直接幹預的性質，導致了極其複雜的結果，使得江渭清被卷入1964-1965年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執的旋渦中。

在50-60年代初，江渭清與劉少奇僅維持著一般的上下級工作關係，依照中共曆史上的「山頭」譜係，江渭清不屬於劉少奇的係統。40年代初期，劉少奇被毛澤東派往華中任中共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江渭清雖是劉少奇的屬下，但是，江渭清在曆史上與劉少奇沒有淵源，江渭清的直接上級是他可以親切呼之為「譚老板」的譚震林。

考之中共曆史，凡是位居中共核心層的領導人，其權威來源不外兩端：一是有賴於在黨的曆史上形成的地位，二是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實績。劉少奇作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其在黨內的地位，早在中共七大就已得到正式確認；劉少奇領導白區黨的貢獻，也在《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得到全麵肯定。然而，中共七大由劉少奇參與建立的體製是領袖主宰製，在這種體製下，毛澤東與黨內同僚的關係具有雙重性質。毛與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既是同事關係，毛也是其同僚們的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與他的黨內高級同僚的關係，逐步從雙重性質過渡到單一性質。毛漸漸不再是領導集體中的成員之一，而是自然而然地成為劉少奇等人的領袖。曆史上因共同對付黨內留蘇派和所謂「經驗主義者」，毛、劉曾有過的親密合作關係，使得劉少奇比其它領導人多一份「特權」，即隻有劉少奇可以個別向毛澤東表達和轉述對某些敏感問題的不同看法。但是，這僅是「習慣法」，而非「成文法」。它完全取決於劉少奇有無表達和轉述的意願，以及毛澤東有無傾聽的興致。因此，劉少奇雖位居中共領導人排行榜的第二位，但與排行第三的周恩來仍同處一個地位，劉少奇雖距毛澤東僅一步之遙，但兩人的地位、權力、權威則有天壤之別。（待續）

（按：本文節選於高華教授所著：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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