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革命恐怖與其“純化”的新社會—— 對“肅AB團”事件的曆史考察（3）

（本文上續《拿紅一方麵軍開刀—— 毛肅AB團的一個驚人之舉》）

1930年11月，毛澤東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年5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巿，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精神。「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的一係列的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惹起毛的極大憤怒，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13]？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於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

1930年10月，紅一方麵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14]，雖然這張字條究竟內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團」聯係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提出的「誘敵深入」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衝突全麵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930年底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15]，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係的人相繼被捕。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誌（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份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16]。

李韶九攜著毛澤東指示信於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派兩位紅軍戰士將第二封指示信送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麵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麵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誌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誌「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誌「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17]。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AB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歎。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18]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裏，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40餘人[19]，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布置將25人處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930年12月12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爆發，造成江西蘇區內部的嚴重危機，對毛澤東的聲譽損害極大，毛親自出馬，毫無愧怍，於1930年12月20日草寫〈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在這封答辯信中，毛堅持「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同誌，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甚麽要亂供，陷害其它的同誌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重責的，為甚麽可以呢？」[20]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隻要段良弼等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是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幹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逼供信屢禁不絕的最重要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製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21]。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征，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22]，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裏，隻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三、革命恐怖與純化新社會

毛澤東放縱「打AB團」是否還有其它目的？換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圖，即通過大恐怖來重建根據地的新社會？從各方麵資料分析，在20年代以後，毛澤東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忠實信奉者，毛領導開辟江西革命根據地本身就含有創建無產階級新社會的明顯目的，而創建這樣一個新社會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依照這種思想邏輯，舊世界的代表和象征——地主豪紳及其依附於他們的知識分子，就必然成為革命的對象，於是為工農打天下就和消滅地主豪紳反革命成為一體兩麵的事情。

（反智弄權，恃強淩弱，是一切獨裁專製共同的歸宿。說穿了這是等級奴性文化的衍生品。 故毛粉骨子裏最根本的東西是奴性，故其會無條件跪拜毛這個僥幸成功的強人，不惜昧著良心用詭辯開脫毛的罪惡，比如胡說毛在大躍進中反而拯救了億萬中國人之類， 令人齒冷。 可悲的是他們往往不能自知）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30年的贛南根據地有很大的發展，即將與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經過幾年的經營，新社會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根據地內絕大多數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為數尚多的富農及地富出身的共產黨員仍在根據地內生活和工作。

1930年後，新社會改造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全力打擊殘餘的地富份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黨內出身於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黨員。

在「肅AB團」中，地富出身的黨員首當其衝，成為被消滅的對象，即表明這種鬥爭所具有的「純化」的性質。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長期以反教條、反極左而聞名，並由此獲得全黨的擁戴。

但是在30年代初，毛卻並非如此，在某些方麵，毛的極左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這尤其體現在對待富農的方針上。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1930年6月，毛主持製訂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減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並無任何差別，甚至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讚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讚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誌，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從黨內「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23]。

這樣看來，毛澤東決意發起「肅AB團」確實包含多重目的，鎮壓贛西南紅軍和黨組織不僅在於翦滅組織上的離心勢力，同時也是為了先行掃清黨內的障礙，以推行毛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在毛的世界裏，鎮壓是和「純化」互為聯係的，其最後目標是建立一個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邏輯究竟從何而來？就「純化」的層麵而言，毛應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理論的影響，尤其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影響。1928年1月24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24]若就清洗黨內反對力量的「鎮壓」層次而言，則無法找到毛受蘇聯經驗影響的直接證據，因為蘇共鎮壓黨內反對派的經驗此時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斯大林發動大清洗還在以後幾年。

可以得出的判斷是，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山中獲得的經驗與體會，在這方麵，毛似乎更多的受到曆代農民造反經驗和《水滸》一類的影響，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體悟的產物。這樣，毛就在國際共運中首次創造出了將對敵鬥爭方式用之於黨內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肅AB團」具有原創性。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和黨的核心層，在新形勢下，黨內、軍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變了策略，他已不再運用「肅AB團」那樣極端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和根據地內部的矛盾。難道毛澤東已認識並改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嗎？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確實，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一句：「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25]，但毛從未就自己與「肅AB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AB團」不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盡管如此，在毛掌權後，確實已不在黨內再搞「打AB團」一類的肉體消滅。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澤東已實際控製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號令全黨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極端手段來維護自己的領袖權威。1935年後，毛占據了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產國際對他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加強，他的主張和意見也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義理係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毛從而也獲得了黨的意識形態的法理性。現在，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懾的形式出現，而較少訴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況下，革命恐怖隻是作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在以後的歲月裏，作為革命策略大師的毛澤東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機器，就像中藥師配製藥方一樣，知道如何根據現實需要來調配這兩方麵的比重，在毛的操縱下，革命恐怖機器已具備了某種「智能性」。1944年，毛果斷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那場運動曾經使根據地的許多老黨員誤以為又要再來一次「肅AB團」式的大清洗，但是他們錯了，毛無意也不願再重演當年的鬥爭，當毛的目標已基本實現後，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機器立刻停止運轉。在劉少奇的支持和協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種新方法：通過在審幹——搶救運動中建立的製度機製，動用黨機構來洗刷共產黨內部，從而使黨永遠處在一個不斷被「純化」的持續狀態中。

如此看來，30年代初的「肅AB團」已成絕響。從延安時期開始，毛不斷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可是毛終究難忘那如火如荼的「肅AB團」的緊張歲月，對當年的「肅AB團」，毛還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與繼承」——在黨內中止肉體消滅，同時保留、發揚群眾性肅反的革命傳統，從此鎮壓與「純化」又有了新的形式，並與黨機構的審幹肅反措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於是，搶救運動之後，又有反右、文革。

（本文轉自高華教授所著《在曆史的風陵渡口》一書的有關章節）

視頻：毛澤東南巡真的是因為與熊向暉一席談話後的即興之作？（細說913林彪外逃之謎（46）

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9年8月號總第54期

注釋：

[1]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後曆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二·七」會議後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1931年4月至1931年末。在第一階段「打AB團」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據初步統計，在這一階段，僅紅一方麵軍被殺官兵就達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已消滅「AB團」份子1000餘人，這一數目尚不包括在這之後根據地內黨政機構被殺黨員的人數。主持江西蘇區「肅AB團」第二階段的是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和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被殺對象主要是參加富田事變的贛西南紅軍的幹部，以及贛西南地方政權的幹部，具體的死亡人數不詳。資料來源：一、毛澤東：<給總前委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1985），頁634；二、<蕭克談中國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三、<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477-78、480；四、<贛西南會議記錄——關於組織問題>，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31；五、廖蓋隆1981年9月23日說：「紅一方麵軍當時在蘇區不過三、四萬人，前後兩次肅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殺掉了，就是說，十個紅軍中有一個被殺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幹部」。廖蓋隆在1980年12月10日又引用毛澤東的話：「毛主席說，我們殺了四千五百人，但我們保存了四萬紅軍。」引自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資料通訊》（1981年合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89、144。

[2]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頁171、205-207、348、357。

[3]<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決議>（1930年4月4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576-77。

[4]<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2月16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173。

[5]《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34-35；646；648-49；110。

[7]《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26、631。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頁319。另參見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93。

[10][20][21]同注[1]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11]《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00-101。

[12]贛西行委：<通告西字第7號>（1930年10月21日），轉引自陳永發：<中共早期肅反的檢討——AB團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冊（1988年6月），頁203。

[13]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強調「二全會議主要反對二七會議，開除劉士奇，就是反對二七會議，反對毛澤東。」

[14]參見注[2]龔楚，頁353；但據1987年中共吉水縣黨史辦的調查報告稱，李文林的父親隻是富裕中農，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參閱<關於李文林被錯殺情況的調查>，載中共江西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西黨史資料》，第1輯，頁326。

[15]李文林在1930年11月底被總前委秘密逮捕，項英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獲釋放，於1931年2月被派往萬太河東肅反委員會工作。任弼時率領的中央代表團抵達後，推翻項英的決定，李文林於1931年7月再次被捕。1932年5月30日，李文林被冠於「AB團首犯」遭處決，至1987年尚未平反。

[16]轉引自注[9]戴向青、羅惠蘭，頁98。

[17]<省行委緊急通告第9號>（1930年12月15日），轉引自上書，頁105。

[18]見注[1]<蕭克談中國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

[19]曾山：<為「富田事變」宣言>（1931年1月14日），轉引自注[9]戴向青、羅惠蘭，頁105-106。

[22]1931年，毛澤東與從蘇聯返國的無線電技術幹部塗作潮即如此說，參見塗作潮：<我跟毛主席發的一次火>，《百年潮》，1999年第5期，頁25-27。

[23]<富農問題——1930年6月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398-99，400、402、404、410、413。

[24]轉引自餘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124。

[25]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室：《<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若幹問題說明》（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121。

高華（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江蘇南京人，曆史學家，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因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而知名，其代表作為《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