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肅AB團”事件的曆史考察

在中共紅色政權的草創時期，曾經有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中共領導的江西蘇區。在一輪名曰「肅AB團」的大清洗中，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1]。幹此事的並非中共的死敵——蔣介石和國民黨，而是根據地的中共黨組織和由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這段史實以後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被完全改寫。直至80-90年代，在撇開毛的個人責任的前提下，當年這場事件的大致輪廓才初步顯現，但仍有許多晦暗不明之處。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毛澤東為何要在紅軍和根據地內發起「打AB團」？毛為大清洗尋找的依據是什麽？大恐怖與建立新社會有什麽關係？為甚麽毛在掌握中共實權後不再采用「打AB團」的方式解決黨內矛盾？

一、事件的起因：以暴力維護領導權威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中聲譽鵲起始於1927年國共分裂後，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這之前，毛雖是中共建黨元老之一，但是在1921-27年，黨的聲光全被陳獨秀等所占，盡管毛被公認為農運專家，然而還是屬於年輕一輩，對黨的決策不起任何主導作用。

國共分家，中共潛入地下，革命的中心地帶逐漸從城巿轉向農村，黨的鬥爭形式、組織構成和黨的性格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由於中共已從合法政黨轉變為秘密政黨，列寧主義黨的民主集中製已完全製度化，中共中央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司令部的權威也基本確立，由此中共開始了軍事共產革命階段。進入軍事共產革命階段的主要標誌在於1927年後，中共破天荒地有了自己控製的地盤——紅色區域，從此中共可以在這些地域公開推行自己改造中國的革命政綱，這是中共自成立以來從未遭遇過的新情況，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嶄露頭角、聲名大振，使黨的聲光逐漸聚於其身。

毛澤東無疑為中共革命立下最大的功勳，他在江西農村的努力及其實踐為中共開辟了一條新路。但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隻是黨領導下的武裝同誌，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毛不僅不是黨的名正言順的領袖，甚至在江西蘇區，毛的個人權威也還未徹底鞏固。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是靠熟悉農村和農民情況、善於領導軍事鬥爭起家的，然而中國現代革命戰爭與曆代農民戰爭有一個重大區別，即反抗國民黨的武裝革命是受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黨為武裝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的義理係統，並擁有對這套義理係統的充分解釋權。黨還為武裝革命提供組織框架和幹部來源，黨不僅有建立革命武裝的發號施令權，也有任命幹部、調動幹部的組織指揮權。盡管毛在創建紅軍、開辟紅色根據地方麵功勞蓋世，但他仍受到黨的製約。

1927-29年，毛澤東在江西辛勤開拓，對受製於上海中央雖多有不滿，但基本上對中央持順從的態度。毛在理論方麵雖不時有越軌之舉，但其言論大致均在中共中央意識形態的框架之內。毛在組織關係上，也未有明顯的越權行為。毛經常向上級黨委和中共中央書麵匯報根據地的鬥爭情況。

中共中央是以頗為欣賞的態度看待毛澤東在江西創造的這番事業的。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在毛未出席的情況下，將毛選入中央委員會。總的來說，上海中央對毛的活動，包括毛在江西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是樂觀其成的，尤其在1929年發生的朱德與毛澤東的爭論中，中央表態明確支持毛，促成了毛在江西蘇區領導地位的確立。

1929年古田會議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促成毛領導權威形成的兩個最重要條件都已具備：一、中共中央對毛的明確支持為毛的權威提供了法理基礎；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領導下，根據地地盤擴大，人口增加。一度與毛意見相左的朱德，因軍事失利，威望有所損失，毛的軍事成功則為毛的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作為毛領導權威的具體體現，1930年，毛擔任了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在統一的蘇區黨領導機構尚未建立的形勢下，毛所領導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成為江西蘇區最高領導機構。在戰爭環境下，軍隊是維係蘇區存在的最重要的柱石，軍-黨-蘇維埃政權，已實現高度的一體化，毛於是成為江西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上海中央的指示隻有通過毛才得以在蘇區貫徹。毛所具有的這種特殊地位，使其獲得了很大自由——毛從此擁有對中央指示的靈活解釋權，毛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見與中央的意見合而為一，以中央的名義強製推行。然而毛畢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蘇區內部仍有部分紅軍和黨組織援引中共中央來消極對抗毛的新權威。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共武裝革命的草創年代，一時豪雄四起，在反抗國民黨的大目標下，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但根據地內，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矛盾、留蘇幹部與國內幹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幹部與農民出身的幹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來自於中共中央的權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識形態義理係統的理論權威。隻是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巿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通過毛澤東來體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毛是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誌中最具政治眼光、意誌最為剛強的，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使許多軍中同誌對其「敬而畏之」[2]。在1929年的朱、毛紛爭中，朱德因其為人寬厚、作風民主，得到紅四軍（紅一方麵軍前身）多數幹部的同情和支持。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匯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贛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誌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是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誌。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甚麽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於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側。

二、鎮壓「反革命」，何愧之有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於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衝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製，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

李文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與毛澤東及紅四軍的關係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經曆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幹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贛西南方麵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1）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麵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2）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

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並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並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麵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準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麵的抵製。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1930年2月6-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和贛西南方麵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會議，劉士奇等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準恢複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1）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2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誌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3]——這裏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麵的負責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4]：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誌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這個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隻是宣布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共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幹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誌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未完待續） 

（本文轉自高華教授所著《在曆史的風陵渡口》一書的有關章節）

高華（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江蘇南京人，曆史學家，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因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而知名，其代表作為《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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