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雲月
江流天外，月湧雲頭。 扁舟一葉，酹祭悠悠。
正文
能以節死即君子——聊聊瞿秋白之死
(上）
蔣介石處死瞿秋白， 是意料之中事。
瞿秋白不同於中共第一任領袖陳獨秀 ，他成為黨魁的1927年， 國共已經正式翻臉，瞿秋白主導策劃了一係列武裝暴動，比如著名的8.1南昌起義秋收暴動等，據說有名氣的就有35次之多， 那幾年的血腥味味道濃濃。瞿秋白還明確提出了要施行”紅色恐怖”政策， 所謂紅色恐怖政策， 其實說穿了就是一個字：殺! 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殺政府官吏，殺一切反革命”。所以，對於蔣介石來說，瞿秋白可謂是罪大惡極，如果不實行政治轉向， 隻有死路絕無生理。
但即使如此， 老蔣對瞿秋白的勸降，還是用盡了心機，他先是叮囑與瞿秋白有師生之義的宋希濂多次勸降，開出了極其寬厚的條件：可以不公開聲明反共或寫自首書，遷往南京養病，身體好了以後聽任從事翻譯工作或國際問題的研究工作。後來多次勸降無效，在蔣介石下達槍決令後，又因”中統”頭領陳立夫因與瞿秋白有舊， 不甘也不忍瞿秋白這樣死去， 星夜麵見蔣介石，讓蔣介石改變主義暫緩執行槍決，再由”中統”派員王傑夫和陳建中往長汀，開始新一輪的勸降。這兩人都善於攻心。接到勸降瞿秋白的任務後，他們又與國民黨組織部長陳立夫專門召集中統局，根據瞿秋白的政治地位、學識、性格、家庭狀況等方麵的特點，專門研究了一套勸降辦法。可謂用盡了功夫。 誰能說， 這一切完全是出於冷漠政治功利， 而一點都沒有為國惜才或真誠的人情蘊影其中？
但結果同樣是不能令瞿秋白越過”底線”。所以完全可以說， 是瞿秋白自己選擇走上不歸的黃泉路的。
讓瞿秋白做出這種選擇的， 就是中國知識文化所尊崇的氣節，古往今來， 無數中國知識精英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他們尊崇氣節勝過自己的生命。 同為中共領袖級人物，向中發顧順章二人在被捕後就立即叛變。這些所謂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代表， 其實是流氓無產者， 他們參加革命的目的其實與找一份謀生的工作沒有任何區別，目的隻為了追求名利， 骨子裏並無政治理念和個人節操可言。
而瞿秋白和陳獨秀則不然， 他們是時代的精英， 如果僅為名利， 他們完全用不著發動和投身革命。 是他們心目中超越個體的偉大信念偉大理想——姑不論這些信念的是非正邪——讓他們成了職業革命家。 在他們的內心已經超越了計較名利貪生怕死的境界， 所以， 在他們追求自己夢想的道路上， 他們也許會迷失， 但卻極少會叛變。 退一步說， 即便在被敵人抓捕前， 原來的理想已動搖， 原有的信念已轟毀，他們仍然會為了自己的氣節和名譽，不出賣自己的組織和同誌，即使他曾從中備受折磨飽受打擊。
其實， 無論是瞿秋白還是陳獨秀， 在他們的生前， 都已經開始了對自己曾經追求的理想的重新審視， 我們甚至可以說， 某種程度上， 他們在內心深處已經成為他們曾追求的革命理想的叛徒，但他們仍然不會像顧順章向中發那樣為了生存而出賣革命 。 比如說，陳獨秀，他在被捕前其實已經被中共開除黨籍了， 但國名黨對他的勸降仍然無濟於事。後來他被減刑出獄， 當時日報發表的文字中有“愛國情深， 深自悔悟”這樣的說法來解釋陳獨秀的減刑。 陳獨秀感覺備受侮辱， 立即致函《申報》—— 當時第一大報聲明“我本無罪， 悔悟何所而指？！”“鄙人今日固無意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 尤其是新聞界勿加以難堪之汙蔑也”。說白了就是我獲釋的原因絕不是因為悔悟， 鄙人理想依舊信念未改， 凡暗示我變節的都是對我人格的侮辱。
從陳獨秀後來發表的文字中， 他確實對自己過去的理念做了深深的反思，那些文字足以說明他已經拋棄了他曾經主張的共產主義理論。 但他的這些反思隻是出於對個人良知的負責， 也是出於對社會文化負責的態度， 如果說他是出於為了自己減刑， 為了出獄， 他就會認為那是侮辱， 而且那也不是實情！ 凡是有獨立思考的知識者， 都可能有這樣的時刻， 同樣， 他們的出發點也是為了對自己的良知負責， 而不是為了紅塵名利！
（圖片選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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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好。從曆史角度就是如此。
我這裏說的君子，是從世俗角度而言的。因為人不能有洞徹古今的能力，所以對初衷的判定可以認知最基本的人性。
所以瞿秋白可以與魯迅成為朋友。
他們都已經開始覺察出了自己的所謂理想與信仰，其實就是騙人的一麵旗幟，本質上，就是惡魔禍世。
但是中國的讀書人都自恃清高、明白，錯了也隻是心裏在自省，而絕不公開認錯。
講句俗話，就是死要麵子活受罪，悲哉。
若說理想和愛國便可以抵罪，那世界上沒有惡人。
希特勒既有理想，又深愛國家，無人出其右；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齊奧塞斯庫等惡魔，皆為理想家、愛國者；最近的普京，更是出類拔萃。
可人類百年來受彼類禍害，罄竹難書。
所以，人類真正最應該警惕的，就是手握權力的理想家和愛國者，各國皆然，但獨裁專製最甚。
市井有言：不要看他吆喝什麽，而要看他賣的東西。
從《多餘的話》來看，瞿對什麽主義已經沒有什麽大感覺了，他的自願赴死，一則是覺得人生搞來搞去好沒勁，也就是厭世了， 二則中國士大夫那股傲氣是他覺得死了就死了。
大家“主義”不同，他的“主義”也不見得就是“救國救民的真理”，不能接受不同的想法，他做了黨魁隻能是民族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