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聽聞丈夫與人同居，沒有任何溝通，胡絜青拖著三個孩子，狂奔3個月，怒氣衝衝殺到了重慶。當時老舍正在街頭吃餛飩，筷子剛夾起一個，聽聞妻兒到來消息，手顫抖了一下，內心似有巨大波動，可畢竟飽經世故，立即恢複了理智，略為沉吟過後，隻說了一句，“既然來了，就讓她們過來吧”。（克瑩《老舍與胡絜青》，安徽人民1999版）
胡絜青這次突然“查崗”，自然是衝著傳聞中的“第三者”趙清閣來的。這個事，在當時的重慶文藝圈，鬧得沸沸揚揚。林斤瀾、牛漢晚年都有回憶錄談及，明確是“胡絜青得到消息，萬裏迢迢到重慶衝散鴛鴦”。但大家都是體麵人，而胡絜青所求，似乎也隻是要保住家庭，並無意和趙清閣為難，所以兩人並未見麵，船過水無痕。趙清閣也識趣，立即從北碚搬到了城內，中斷了和老舍的聯係，免得瓜田李下說不清。此後的她，主要精力轉入寫作，改編起《紅樓夢》來。日後該書序言中，她如此自道苦悶之情，“1943年秋，......當時身體、心情都很壞，是逃避現實又像是在迷霧裏找精神出路”。這裏的“心情很壞”，顯指胡絜青“棒打鴛鴦”這樁事。
有關老舍與趙清閣這段“外情”，數十年來都傳的很猛，似乎老舍這位民國文藝圈萬裏挑一的“好男人”也頂不住誘惑，做出對不起妻兒的事來了。但如果比對過材料，又完全可以得出這麽一個結論：在重慶期間，老舍與趙這對“孤男寡女”，在交往中互生情愫，這應該是事實；但是，無論在當時，還是此後餘生，他們始終都停留在“發乎情止於禮”這個層麵上，也是可以明確的另一個事實。實際上，盡管往後兩人還是鴻雁往來不斷——信件是通過趙清閣在京一個韓姓親戚女孩子傳達的，但信件的內容又絕對清清白白，禁得起任何人檢視的。
民國的高知，終究還是能維持一種風度，不及於亂。不像現下知識分子，幾杯啤酒下肚，就要打起算盤，想著附近哪家酒店方便了。要說老舍的問題，就是這些信件確實是背著老妻寫的，至於原因是怕起誤會，還是問心有愧，就不得而知了。以我所知，能不偏袒證明的是：大抵上，他們終生維持在一種“文學知己”狀態，有如林徽因淩淑華與徐誌摩、冰心與梁實秋、呂碧城與袁克文，吳湖帆與周錬霞。嚴格來說，這算是一段“情史”，但又絕對沒什麽見不得人的髒汙。來龍去脈，桑農那篇《老舍與趙清閣》考證得很明白了。
當年，老舍是孤身在重慶工作的。趙清閣則是單身才女一枚。起初，他們隻是文學合作關係，受命合寫幾個劇本，但長久相處下來，不免情投意合，漸生曖昧。在當時，由於那些文章署名都是兩人聯署，就已讓人想入非非。這一點，劉以鬯的《記趙清閣》一文說得很詳細了。最要命的是，由於工作需要隨時對接，他們搬家成了鄰居，一塊住到了“北碚馬路邊的一排平房中”（梁實秋《關於老舍》）。文人從來最好事，是不嫌事大的主，鋼鐵都能給添油加醋生出火來，如今居然公然“住一塊了”，三人成虎眾口鑠金，從此老舍趙清閣在外人口中就成了“同居關係”。正因有此流言，才有了胡絜青不遠萬裏的“捉賊見贓”。
公正地說，老舍頗冤。他和小趙“住在一起”是真，可絕對不是什麽同居。那排平房裏，趙清閣老舍隻是各占了一間，中間還住了一群熟人，比如前些年以詩經研究聞名的李辰冬夫婦。他們無非隻是鄰居關係。這可能也是胡絜青到重慶後，根本沒有發飆的原因。因為一切都隻是“傳言”，壓根沒有任何把柄在手上，哪能因為丈夫和某位女同事有“舉止親密”嫌疑就敢大鬧的呢？此時前後，當事人趙清閣，也是憤憤不平的。這年9月，她有信給好友陽翰笙，就說那些“惡意的毀謗、猜疑、冤誣”讓人很痛苦，“天知道我們這種人，刻苦好學，隻憑勞力生活，為的是保持寧靜淡泊，而孰料仍不免是非之論”。正是在這封信裏，她比劉曉慶奶奶早50年發出了那個名論感慨：“女性做人真難！”至於老舍，他始終保持沉默。
要我說，老舍趙清閣這段“緋聞”，實質是很清白的。男女之間，互生好感，我以為這是人之常情，隻要不逾矩就好，老舍趙清閣正是如此。人生出感情，是很自然難控製的，能做到的底線無非就是克製，勿為欲望左右失去理智。老趙之間，有感情無疑是真，但一輩子都保持了分寸。老舍沒有拋妻棄子，對妻兒始終如一；趙清閣為了老舍，此生都沒嫁人，晚年還私下和好友透露，至老都是“處子之身”。如此狀況，說是友誼、說是“紅顏知己”，也並不為過。
至於另一位當事人胡絜青女士，為此自覺受到傷害也應該是真。雖然沒什麽“實質關係”，但伴侶那種“精神上的出軌”往往也折磨人。胡女士大概從未原諒過丈夫。正因有這個前因鋪墊，也就有了後來老舍落難時，白眼相向，有家難回，不得已走上不歸路結局。此中內情，傅光明那本《老舍之死口述實錄》，透露得再詳細不過了。這是一連串齟齬與不諒解，輾轉因果形成的悲劇。
想起《四世同堂》裏，有人臨死前對小孫女說，“給爺爺說再見。”世事難料，沒想到一模一樣的告別，居然就是老舍留給這個世界最後的話。這才是最令我心頭一顫的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