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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郭沫若死兩個兒子還不忘tianju 不愧是大家

(2026-05-18 15:35:50)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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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馮友蘭……12位文革中失節的文化名人

 

 

 

題圖:文革是中國文化的浩劫

文革是中國文化千年一遇的大劫。期間有人慘遭迫害但寧折不屈,如老舍、梁漱溟等;有人賣身求榮、助紂為虐,如於會泳、劉慶棠等;還有人的表現遭到質疑,成為爭議人物,如郭沫若、馮友蘭……

郭沫若:一代文豪的悲劇

質疑事件  (一)1966年4月14日,預感到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的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即席做了自我檢討,全盤否定了自己的作品:“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同時也全盤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所有知識分子。經康生指令,毛澤東批示,4月28日《光明日報》刊出這篇奇文,全國各報相繼轉載。立刻在國內外引起轟動,認為郭沫若支持焚書坑儒。郭沫若後來做了一些辯解,試圖補救。但仍有人指責他缺乏骨氣。

(二)文化大革命開始,郭沫若不可避免受到衝擊。幸虧得到周總理的特別保護,才得以躲過一劫。毛澤東不止一次對他提出批判,江青多次對他頤指氣使,他的兩個兒子郭民英和郭世英先後自殺身亡。但就是這個飽受文革摧殘的人,卻寫下了不少詩文,為文革大唱讚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1976年5月12日寫下的《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這使他的政治人格廣受質疑。

(三)在郭沫若的頌詩中最為人詬病的是讚美江青的《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但正是這個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 “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兩次點郭沫若的名,要他站起來,對其當眾羞辱。

(四)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為了迎合毛澤東對李白詩的偏愛,一改此前稱李白、杜甫為“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的評價,極力“揚李抑杜”,被質疑為背棄了中國文人堅持信念、追求真理的優良傳統。

(五)批林批孔中,毛澤東先後寫了兩首詩批評郭沫若的學術論著,否定他的史學觀點,郭沫若則抱病捉筆,寫兩首詩給毛澤東,不但全麵接受了毛澤東的批評,徹底否定自己,還要感激涕零,宣誓對毛的忠誠。有人指責其盡顯“禦用詩人”本色。

(六)郭沫若逝世後;根據其遺囑骨灰灑在山西昔陽縣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一代文豪把文革中的農業典型選做自己的歸宿地,是不是有一點滑稽?

馮友蘭:晚節不保的哲學大家

質疑事件  文革初屢遭批判,後毛主席提出要“給出路”,得以“解放”。在"批林批孔"時期,作為四人幫的寫作班子“梁效”的顧問,過分地諂媚迎合江青,放棄了自己的學術信念與立場,一改過去尊孔觀點,違心地寫了一些批孔文章。因此為學界同仁所質疑。

長馮友蘭兩歲,與之有半師半友之誼的梁漱溟先生的評價頗有代表性。他在致友人的書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諂媚江青,我責叱之。”顯示出一種諍友精神。梁漱溟在晚年談及馮友蘭先生,不無幽默地說:“馮先生不是那麽本著自己相信的道理,很重視,不隨風使舵,不,他有點像玩世不恭”。1985年,馮友蘭九十華誕設家宴,梁斷然拒絕邀請,複信說明理由:“隻因足下曾諂媚江青,故我不願參加壽筵。”難能可貴的是,馮接信並無慍色,反覺這種直言難得。後來他也不止一次反省過當年的錯失,說他那些批林批孔文章“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能有這樣的自譴,說明馮友蘭先生知恥而後勇。

劫夫:著名作曲家。

質疑事件 (一)“文革”初,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首創並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成為文革初期最流行的“紅歌”,因之成為受到江青一夥保護的、被認為是符合革命文藝路線的音樂家。

(二)劫夫張洛夫婦與黃永勝項懷芳夫婦之間關係密切,來往頻繁,並因之參與了葉群為女擇婿的進程,受到林彪接見。回家後,劫夫夫婦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1970年又主動為林彪寫的《重上井岡山》譜曲,博得黃永勝、葉群等讚揚。

(三)1971年9月下旬,劫夫從偷聽到的蒙古電台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在蒙古墜毀,到“十一”國慶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舉行慶祝活動,便猜徹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集團而接了班。於是,他想提前創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叫《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林彪事件後,劫夫因“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被拘押;1976年12月17日因心髒病發作猝逝於“學習班”中。

八十年代,在肯定劫夫犯有嚴重錯誤的同時,對其給與了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他創作的一些歌曲也被開禁。但他仍是一個有爭議的文革人物。

楊榮國: 知名曆史學家

質疑事件  1973年“批孔”運動中,楊榮國迎合江青等發動批林批孔的需要,對其《簡明中國哲學史》一書作了相應的修訂,在書中加入了關於儒法鬥爭的內容,並寫下了《孔子:頑固維護奴隸製的思想家》一文,獲得毛澤東的讚賞,寫下“楊文頗好”的評語。之後,楊榮國扶搖直上,成為大紅大紫的“批林批孔”學者,為江青一夥發動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立下汗馬功勞。客觀地說,“反孔”是楊榮國一貫的學術思想,這篇文章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指揮捧下出籠,不必過分苛責。但為學界所質疑的是文章突破了最起碼的學術底線,拋棄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如他在《儒法兩家的鬥爭和孔子反動思想的影響》中說“南子長得漂亮,孔子對她有野心,特地去會見她,由此可見孔子的所謂品性,所謂道德,看出他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孔子並不那麽正派”,這幾乎是對孔子進行人身攻擊了。當江青等借反對“走後門”發難,把矛頭對向周總理等老幹部時,楊榮國又在其批孔巡回報告中不顧曆史學家的本分,妄將“子見南子”解釋為孔子“想到衛國去做官,走內線”,以及“孔子走後門,想通過南子在衛君麵前講些好話,使自己能在衛國上台,做大官”等等。

因此,一些業內學者認為楊榮國不僅僅是被“四人幫”利用,而是相當主動地投靠,完全背棄了一個學者應有的良知和道德底線。

周一良:陳寅恪得意弟子

質疑事件 (一) 作為被“公認可以傳陳寅恪之學”的陳寅恪得意弟子,卻早在文革前就與老師異趣殊途,漸行漸遠。他醉心政治,努力緊跟,曆次政治運動都衝在前麵。文革中,他燒掉博士證書,認為 “過去幾十年遠離革命,如今不應再失時機,而應積極投身革命,接受鍛煉和考驗”,他還較早加入造反組織,成為少見的造反學者之一。

(二)周一良的表現得到了肯定,很快就被招入臭名昭著的“梁效”寫作組。他以“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的奉獻報答組織,炮製出一發發重磅炸彈,為能“服務於革命路線”而欣喜若狂。

四人幫倒台後,他麵對組織的審查,麵對學界的指責,一方麵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文章“配合甚囂塵上的儒法鬥爭,……客觀上也構成'四人幫’反革命輿論組成部分”,另一方麵又極力為自己開脫,以“我自己還以為是為毛主席革命路線出力”自辯,用輕飄飄的“畢竟是書生”的太息來自嘲,用 “組織上調我進梁效,並非個人報名,談不到經驗教訓。”來自解。唯獨缺少深刻的自省。這與同是北大教授、同樣陷入梁效的馮友蘭先生成為鮮明對照。而周一良先生的 “一個老朋友”譴責他“無恥之尤”,被一些人認為也不算過分了。

袁水拍    筆名馬凡陀的著名詩人

質疑事件 “文化大革命”初期,時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袁水拍成了重點打倒的 “大判官”, 曾自殺未遂。73年以後,五七幹校的人陸續回城,原來的領導幹部有的被結合,有的被冷落;有的升遷,有的黜降。袁水拍不僅重新“登場”,而且在1976年高升文化部副部長。有人說是因為江青滿意他在批判《武訓傳》時的表現而主動籠絡,但更多的人把這歸於袁水拍的阿諛逢迎,據說有人還背地裏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袁會拍”。

“四人幫”垮台後,袁水拍成為被清算對象。文化界一些同人對他多有詬病,不屑往來;與他同在《毛澤東詩詞》英譯定稿小組工作過的老同事錢鍾書,在劄記中寫道:“袁水拍諂附‘四人幫’得官,事敗被唾罵,輒曰:吾妻欲吾作官,勉從其意,故降誌為之。”穆旦在給巴金的信中說:“聽說袁水拍正在挨批,因為他是文化部副部長。大概為‘四人幫’染汙了,很可惜。” 詩人曾卓說:“袁水拍‘文革’中當上文化部副部長,對徐遲這樣一些老朋友也不理,最後在寂寞冷清中死去。”

袁水拍自覺無顏麵對故人。蟄居家中,悔恨苦悶,心情極度壓抑。直到1982年去世。

浩然:《金光大道》作者

質疑事件 (一)1972年,浩然出版了長篇小說《金光大道》,成為了那個年代裏唯一被江青等人認可的作家。有一句順口溜說“八億人民八個戲,中國作家一支筆。”這個一枝筆就是指浩然。對於浩然在文革中的創作,很多人持否定態度,認為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貼上了鮮明的文革標簽,是典型的“奉命文學”。但浩然對此卻采取了一種相當頑固的態度。1998年,他發表言論稱:“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相反,我為它們驕傲。我認為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積極貢獻的。” "重看《金光大道》的電影,看到高大泉幫助走投無路的人們時還會落淚。後來有文章說,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覺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他“創造了中國文壇的奇跡,亙古未出現過的奇跡"。他的這番言論引發了一場被稱為“奇跡”之爭的軒然大波。批評者說,浩然的確創造了一個“奇跡”,一個大言不慚、自我吹噓、自我膨脹的奇跡。也有人為浩然辯護說他在文革中的創作是時代的裹挾,但卻幾乎沒有人讚成他對《金光大道》的固執評價。

(二)浩然在“文革”初擔任北京市文聯文革負責人,曾在老舍自殺的前一天,將被中學紅衛兵打得遍體鱗傷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浩然自述他是想對老舍實行保護,但也有人指責他應對此承擔一定責任。

(三)浩然在文革期間一直受到江青的關愛和籠絡。據傳曾有意讓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浩然則自辯說: “在當時的形勢下,我沒有利用我在社會上的影響,搞任何整人的勾當,沒搞任何歪門邪道,沒有順應一些樣板的路子,順水推舟地沿著他們開出的路子往前推進,而是本著自己的理解,盡力地堅持正確的方向。”又通過采訪者之口表示:“江青對自己好,誰也不能對他怎麽樣,可以換來的就是安靜的寫作環境,這就是浩然最真實的想法。”“他沒有往上去爬,沒有利用江青去幹很多事,其實如果他想,就會很容易。他沒有給江青寫過效忠信,沒有跟江青單獨求見,都是很被動地接受江青給他的任務”。

然而,很多人對他的自我表白並不認可。

殷承宗   著名鋼琴家

質疑事件 (一)1967年,他把鋼琴搬到了天安門廣場,連續彈了三個下午的革命樂曲。此舉得到江青的肯定。

(二)他編寫的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進入“準”樣板戲之列。殷承宗的這些探索,被具有政治野心的江青所利用。江青親自為他改名叫殷誠忠,由此備受賞識,成為中央樂團首席鋼琴演奏家,並出任中央樂團的團長。197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被列入“四人幫”組閣名單,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文革後殷承宗受此牽連,被隔離審查至1980年結束。很多人在質疑其文革錯誤時也為之辯護,認為這是為了保護“鋼琴生命”而作的一種妥協。

1983年移居美國,成為享譽世界的鋼琴大師。

邵宇:著名畫家

質疑事件     1974年發生了轟動一時的“黑畫事件”,波及到18位畫家的215幅作品;被列為黑畫之首的是黃永玉的那幅著名的貓頭鷹。黃永玉後來撰文指證,他即興畫在另一位畫家冊頁上的這幅小品,正是由邵宇“進貢”給四人幫在文藝界的爪牙的,並在1973年11月23日的一次會上,首先提出了黑畫問題,“發表了相當長的一席‘揭發’。首當其衝地被具體提出來的罪證,就是我在畫家宋文治冊頁上作的一幅《貓頭鷹》(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為他畫的那張)。邵宇的這一下無疑啟發和擴大了四人幫攻擊周恩來總理的想象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 之後, 四人幫即積極進行全國性的“黑畫”追查活動, 1974年2月15日,這場名曰“聯係美術戰線實際批林批孔”的批“黑畫”展覽拉開了大幕,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重要部分。

作為事件的主要受害人,黃永玉的上述質疑應該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但是邵宇似乎並未做出正麵回應。故真相和細節還有待進一步厘清。

婁師白:齊白石弟子,國畫大家

質疑事件   齊白石之孫齊展儀揭發說:文化大革命中,婁師白曾帶領“批齊戰鬥隊”開到跨車胡同13號齊白石故居,將白石老人為他刻的印章當眾在水泥地上磨掉,並聲稱與齊白石劃清界限。又稱:“文革”初期,曾在西單十字路口看到8張批判祖父的大字報,“第一張是一幅漫畫,上半身是一個醜化的人像,下半身是一隻蝦,整個漫畫上打了一個大叉。另外幾張大字報寫的是‘與齊白石劃清界限’、‘最大的反動老賊’等,署名是‘婁批白’。齊白石的另一名弟子許麟廬在一份采訪中曾說:“就像婁師白,他是在齊先生身邊長大的,後來批判白石老人。後來都改了名字,叫‘婁批白’。就是因為他批判老師,婁師白後來和齊家後人勢不兩立。” 還有人證實,曾在齊白石家中親眼見過批判齊白石的大字報照片,落款就是“婁批白”。

2004年10月中華書局出版的《齊白石辭典》有這樣一段文字:“婁師白,國畫家……‘文化大革命’中曾改名‘婁批白’,並聲明與老師劃清界限。‘文化大革命’後又改名為師白”。婁師白認為辭典嚴重侵犯了自己的名譽權並將其告上法庭。一審判決支持婁師白的訴訟請求。中華書局提起上訴。在二審法院調解下,雙方達成和解。中華書局對《齊白石辭典》給婁師白造成的損害深表遺憾;承諾重新印製內容經婁師白審核的5000冊《齊白石辭典》。

質疑者認為判決並不能完全還婁師白以清白。因為婁師白是否曾在大字報上署名“婁師白”並與齊白石劃清界限,仍無定論。

而隨後齊白石子女及後人鄭重聲明:正式解除齊白石和婁“師白”的師生關係。將其清除出齊白石入室弟子和齊派藝術傳人名係。

婁師白與齊白石的師生關係能否由其後人解除,姑且不論。但事情真相如何,也許永遠無法澄清。

楊春霞:著名京劇演員

質疑事件 文革中因出演樣板戲《杜鵑山》的柯湘而名聞全國,並受到江青等人的寵愛。在被揭出的“四人幫”組閣名單中,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文化部部長。其與四人幫之間的關係成為人們質疑的對象,社會上也有種種傳言。1976年11月,楊春霞進入“學習班”,被隔離審查。1979年,楊春霞重返舞台。

金敬邁:《歐陽海之歌》作者

質疑事件    1965年正式出版的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適應了當時的政治形勢,立刻成為轟動全國的暢銷書。發行量達到3000萬冊,金敬邁也憑此一夜走紅。文革開始後,他因緣際會,從一個普通的士兵,一步登天成為“中央文革文藝組負責人”,相當於文化部部長。在這個位置上,金敬邁一共幹了四個多月,卻風雲突變,被以“整江青的黑材料”和“企圖綁架毛主席”這兩大嚇人的罪名抓進監獄,關了七年多,直到1974年被釋放出獄,1978年得到徹底平反。

文革後人們的質疑就在於對《歐陽海之歌》的評價和他身處權力峰巔的那123天。而人們最終比較能夠原諒他的,就是因為他隨後2684天的牢獄之災。

 

轉載自微信公號“精英的文史哲“,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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