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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是女性的3倍：男性抑鬱患者困在隱蔽的痛苦中
*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在本文采訪的幾位男性抑鬱症患者中，他們幾乎都伴隨著“少說話多做事”、“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教導長大。麵對洶湧的情緒時，他們的痛苦和求助都以更為隱蔽的方式存在。
壓抑後的崩潰
45歲那年，韓風經曆了人生重大的變故：父親因病住院，家人為了不耽誤他的工作一直沒有告訴他，等韓風趕到醫院時，沒能見到最後一麵。
韓風對父親的感情很複雜。他的母親是醫生，父親從體製內辭職去做生意。初中二年級以前，父親慈愛，陪他一起做作業，從不打罵他。作為家中最小的兒子，韓風擁有受寵且安穩的生活。直到韓風初二，父親為信任的朋友作擔保，朋友消失後，債務落到了韓風一家頭上。
穩定的生活就此被打斷，每天都有人上門討債，父親為了躲債常常不在家裏。“經常見不到爸爸，所以放學也無趣，隻能在家做作業，但又要麵對討債者，家屬院裏的鄰居也會有異樣的眼神”。韓風回憶起過往，覺得自己“那時太孤獨了”。
與父親的關係也逐漸生出嫌隙，“我明明內心深處很愛自己的爸爸，但是我總覺得他給家庭帶來了禍端，我知道他委屈，但我也委屈”。這些情緒都被韓風壓在心裏，父母忙於生計，他選擇排解的方式是更努力地學習、離開家。
後來韓風如期考上大學，在外打拚，很少回家。他隔段時間給家裏打個電話，“和爸爸說上兩句話，就找我媽，一直沒有和爸爸認真聊過天”。直到這次父親突然去世。悲痛之餘，韓風內心深處有驅之不去的愧疚，他總是忍不住想，自己本應對父親更好。
然而，和初二的自己一樣，他把愧疚和悲痛壓了下來，用工作來麻痹自我。韓風在一家媒體當記者，人到中年，他想要再往上衝一衝。此外，他也想證明給父親看。“我和爸爸直接的交流不多，但我知道他會偷偷和熟人說我很孝順，也在外做成了很多事”，韓風覺得，如果自己做得更好，就能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接下來的幾年裏，他主動申請加班、出差，經常通宵寫稿。
但內心深處，不對勁的感覺始終存在。慢慢地，對於父親的愧疚總會不經意地侵襲腦海，“以前出去出差會很開心，享受自己的工作，但後來就變得很低落，對什麽都提不起興趣”。失眠也變得越來越嚴重，不借助安眠藥很難睡著。
在父親去世的第三年，2018年秋天，韓風已經無法出門，沒有食欲。最嚴重的時候，他躺在床上一動不動，連拿水杯的力氣也沒有，輕生的念頭反複閃現。雖然韓風此前對抑鬱症已經有過了解，但此時，他什麽都不想做。最後，是家人看出他的異樣，堅持把他帶去北京安定醫院就醫。經過一係列診斷，韓風此時已經是重度抑鬱，需要住院。
《2022國民抑鬱症藍皮書》顯示，我國成人抑鬱障礙終生患病率為6.8%，其中抑鬱症為3.4%，患抑鬱症人數為9500萬。根據2019年首次全國成人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各類抑鬱障礙中，女性患病率均高於男性，其中抑鬱症男性患者約為 35%，女性患者約占 65%。然而，在2024年10月，中國疾控中心最新的研究表明，在抑鬱症狀嚴重的患者中，男性的死亡率是女性的3倍。
不易被診斷的男性抑鬱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心理醫學科醫生吳誌國曾在2014年8月參與過《中國抑鬱障礙症狀學調查》。吳誌國告訴本刊，與女性抑鬱不同，男性抑鬱的症狀主要表現為容易發脾氣、焦躁不安，絕望感和挫敗感會更多，非典型症狀更多，比如吃得多、睡得多。但男性表現出抑鬱核心症狀的比例都比女性要低，比如情緒低落、愉快感缺失和興趣動力的減退。這表明男性抑鬱症可能相對難以識別。
吳誌國曾遇到一位來自湖南農村的男性患者，50歲出頭，靠在城裏打工把一雙兒女送上大學。這位患者有段時間產生了一個妄想症狀：自己的妻子在外麵遭人迫害（實際上並無此事），但他自己說是“忍耐下來算了”。最初，患者自己並不認為自己有抑鬱情緒（比如情緒低落、缺乏愉快感），“你問他有沒有因為這件事（老婆遭人“迫害”）不開心，他總是‘嗐’一聲說算了，我們農村人又能怎麽辦，讓你覺得他可能有些淡漠的表現，而淡漠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狀表現。”吳誌國解釋，情緒低落與愉快感缺失和興趣動力的減退這兩條核心症狀至少有一條符合才能被診斷為抑鬱。因此，吳誌國和同事曾就他是否抑鬱有過激烈爭論。於是吳誌國換了一個問法，“我問他，你覺得過去這段時間過得苦嗎，他的眼淚嘩啦啦就下來了”。“你問他有沒有情緒低落、開不開心他是不知道怎麽去回答的”，他推測，臨床中可能有些有抑鬱症狀的男性因為沒有被恰到好處的問診而被漏診。
尹冬青是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的醫生，工作已有十餘年。在他的經驗裏，很多男性麵臨情緒問題時都會像韓風一樣，通過工作來疏解，到最後發現工作無法疏解後，再慢慢地出現軀體症狀。
“很多患者的首站就診並不在精神專科醫院，也不在精神科或心理科，而在綜合醫院的消化科、心內科、睡眠科等科室。”他解釋，這是因為，情緒問題常常先表現為軀體化症狀，比如頭痛、食欲不振、肌肉酸痛等。“大概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患者是從其他科室轉過來的”，尹冬青表示，在這些患者裏麵，男性不在少數。
他曾接診過一個四十多歲的男性患者，從二十多歲開始就常常心絞痛、難以呼吸，還伴隨有頭暈、渾身乏力等症狀，去不同的醫院檢查顯示心髒和身體其他部位都沒問題。為了治病，他從老家東北來到北京，找了一份離醫院很近的保安的工作，“多的一年曾去醫院拍過30次片子”。折騰多年仍未查出病因，有醫生提醒他可以去精神科看看，才“帶著厚厚一遝化驗單” 輾轉到尹冬青的門診。
和患者深入聊天後，尹冬青了解到，20歲出頭時，患者的父親突然去世，“生活重擔一下就落到他頭上，從那之後他就很不舒服”。在綜合對身體部位疾病的排除、患者的精神狀態及持續時長等原因後，尹冬青判斷他是抑鬱焦慮，“吃了兩個月的藥，再沒出現過心髒不適的症狀。”尹冬青還是覺得惋惜，因為身體的緣故，這名患者一直沒有成家，也沒辦法幹重活賺錢，二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患者很少向人吐露自己的情緒，也不曾意識到身體不適可能與心理壓力有關。
在吳誌國和尹冬青的共同經驗中，無論是抑鬱症狀非典型還是軀體化症狀嚴重，都與男性患者相對不會表達情緒有關。2016年，悉尼大學心理學院的研究者曾用男性氣質、抑鬱、求助等術語搜索出1927篇文獻，並對此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與女性相比，男性向全科醫生或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尋求心理健康幫助的可能性隻有女性的一半，這一發現在不同國家、種族和民族群體以及整個生命周期中都是一致的。
從國家二級心理谘詢師、家庭治療師鄭玫的經驗來看，這一比例可能會更低。今年是她成為心理谘詢師的第11年，在她這裏做長程（一般是一年以上）心理谘詢的成人來訪中隻有四五個是男性，相比之下，女性成人來訪要“多得多”。接受采訪前，她還專門去問了六七個同行，“有些同行幾乎就沒有接待過過成年的男性抑鬱來訪者”。
不被允許的“矯情”
表達情緒對一名男性來說有多難？王挺反問，你看到一個男人哭會有什麽感覺？不等我回答，他接著說，“太矯情了”。王挺今年37歲，2018年，從事公關策劃工作的他辭職，自己創辦了一個公司。一年多後，公司剛有些起色就遇上了疫情。他堅持了四個月，最終還是沒能撐下來。等到2020年破產時，父親重病剛出院，還有一個3歲的兒子，再加上“小一百萬”的債務。
過年回老家，母親得知他賣房還債，忍不住罵他“敗家子”。王挺記得那一刻自己的感受是“想死”，但他不想在父母麵前過多表現，厚著臉皮、開開玩笑混了過去。然而，對父母的愧疚和養家的壓力終究混不過去。王挺家在河南農村，父親因為身體不好一直沒辦法幹活，母親靠著種地、打石子、賣雞蛋養大了他和姐妹三人。為了幫他還債，近70歲的父母這兩年又重新開始工作。
王挺自己也不得不離開老家去到外地掙錢，他漸漸“害怕收到老婆的消息，因為可能是要問我要錢，也害怕給父母打電話，因為總覺得對不起他們。”
高壓之下，王挺唯一的發泄方式是下班回到家裏大哭，伴隨著扇自己巴掌、咬自己的自殘行為。在王挺的認知裏，脆弱是不被允許在人前表達的，他強調，尤其自己已經37歲了，“一個成熟的男人應該是能扛得住事兒的”。
這和王挺從小到大的成長環境有關。因為條件不好，王挺一家受到其他叔叔伯伯的排擠，“我爸媽都特別要強，我和我姐姐也是這樣的性格”。他記得，父親總是告訴自己，“男子漢大丈夫流血不流淚，有淚不輕彈”。從小到大，王挺也的確沒有見過父親流淚。這樣的反饋還來自於姐姐、老婆。在最艱難的時刻，王挺無力按時給銀行還款，接完催款電話後，他站在樓頂，撥通了姐姐的電話，“我說不出口自己撐不下去了，我隻是和她說我好累”，姐姐和以前一樣訓了他一頓，“一個大男人一天到晚都哭哭唧唧幹嘛”。
在幾年的掙紮裏，王挺沒有想過自己“有問題”，他認為自己隻需要找點事情幹就可以。這裏麵也包含著他此前對抑鬱症的認識：“閑得沒事幹，把生活充實起來就好了”。最終讓他覺得難以承受的，也是“沒辦法控製自己的情緒”。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坐在副駕的他突然崩潰大哭，一個下午哭了兩次。“他（朋友）一邊開車一邊不停地回頭看我，但他也不知道說什麽，我能感覺到他很無措”。和王挺的大多數朋友一樣，這位朋友平常沉默寡言，更別說當眾哭泣了，這讓王挺更加覺得難為情。
10月底，王挺終於下決心去醫院檢查，初步診斷為重度抑鬱。他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但還是不敢告訴自己的朋友，除了不想麻煩別人外，“也擔心會被看不起”。
鄭玫告訴本刊，“矯情”這類詞語反映這樣一個現實：“社會認為男性一定要堅強，不能脆弱的定性通過家庭、社會環境印在了男性身上，這對於他們也會形成一種壓迫和限製，會讓男性對表達情緒這件事有強烈的羞愧和回避性。她接待的男性成人來訪者都有一個明顯的特點，他們一般不太願意用沙盤遊戲，繪畫，音樂等這類表達性的方式來谘詢，而更願意用談話的方式，男性成人來訪更注重思維和理性思考，往往“先從他的工作，人際和生活等現實層麵談起”，要等到很久以後才能慢慢進入內在深層次的情感世界的探索。
周星今年25歲，五年前被診斷為抑鬱症，後來又被診斷為雙向情感障礙。他對於表達情緒同樣回避。在朋友中，他是“大哥”的角色，是聚會的組織者和中心。有次參加飯局，“酒還沒開，我就坐立不安、嘴哆哆嗦嗦的，腿也一直在抖”，旁邊的人察覺到異樣問他是否不舒服，他強撐著說沒事。回去的路上，周星反複思量，覺得飯桌上朋友看他的眼神充滿了疑惑，“朋友們可能不是這麽想，但是在我心裏就是如此，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感覺自己特別懦弱，特別責備自己展現出了柔弱的一麵”。從那以後，每次和朋友出去玩，周星都會吃雙倍的藥，保證自己是“正常”的。
最後一步
對情緒的壓抑造成的最壞結果是選擇放棄生命。尹冬青告訴本刊，實際並非男性自殺率更高，而是男性自殺的成功率更高。“不會表露情緒導致他們既不會求助，也不容易被周圍人察覺，等被發現時已經是比較嚴重的情況”。
周星的手上曾經兩次嚐試過自殺，他拍了一張右手腕的照片，黝黑的手臂上五六條白色疤痕清晰可見，粗細不一，證明了當時的決絕。周星在機緣巧合下組建了一個精神疾病類患者的群，群裏總共有六十多人。他會在裏麵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查到的知識，病友經常找他傾訴。“女生來找我一般都還好，可能她的情況很難受，打電話聊一下、哭一下，能勸住一點兒，男生來找我我就很害怕，一般都是撐不住了”。
他邊說邊給我發來一張照片，照片裏手臂上的縫合線交叉在一起，傷口有四分之三個小臂長。這是一位27歲的群友，“前幾天還在和你一起打遊戲，幾天後突然給你發一張自己手臂縫針的照片，說‘哥我沒事了’。”每次收到這樣的照片，周星都不知道該如何回複。
某種程度上，周星理解這些病友。男性抑鬱症患者常常感到自己無人可以求助。“我身邊的朋友也是如此，如果是女生抑鬱，他們會覺得很心疼能理解，如果是男性，他可能會不相信也不知道怎麽表達”。周星曾在一次崩潰後鼓起勇氣告訴了自己親近的大哥，對方回他“有什麽可抑鬱的，晚上帶你出去風花雪月，你就是沒運動，哥帶你出去轉一圈”。那天晚上，坐在ktv裏，身邊的人在唱歌跳舞，周星卻感受不到這種興奮，“尤其是別人都能快樂而你快樂不了的時候，那又是一種痛苦”。
於是，很多男生“求助的信號都會非常隱喻”。周星舉了自己的例子，在最難受的時候，周星會給自己的朋友發一句話：“哥們明天出去玩不玩？”如果對方回不出去玩怎麽辦？“那就算了，求助失敗”。在最嚴重的時候，他靠寫日記來完成表達，“我就像一架厚重且隻有低8度的鋼琴，任何能代表歡快的音樂都不會出現。我常常想著把手伸進自己的腦殼裏，取出讓我抑鬱的零件”。
回憶起抑鬱時的經曆，韓風覺得就像是溺水，“溺水時什麽都想不了，隻有瀕死感。水深還沒有超過自己身高的人也能被淹死，很多人會說隻要站起來就死不了，但事實是他就是站不起來。”對於很多抑鬱症患者來說，“赴死就像是魔鬼一樣隨時都在召喚”。在過去的三年裏，韓風失去了3位因重度抑鬱而離去的男性朋友。在看過各種各樣的故事後，韓風有一個感受：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男性抑鬱症患者麵臨的危險。
其中一位是他2020年結識的病友，原是互聯網大廠工作的高管，老婆在外企工作沒辦法看護老公，便讓韓風去醫院陪著同吃同住。“那時候我很有信心，我見了這麽多病友，自己也有恢複的經曆，可以鼓勵他、勸他吃藥，陪著他到醫院下麵走一走。”出院後，病友的老婆說他狀態還行，每天在家休息，還會在家小區河邊走上一個小時，慢慢恢複體力。幾個月後的一天，當晚淩晨兩點多，病友還在提醒女兒早睡，一個小時後，就從家中的窗戶跳了下去，“兩邊分別是他老婆和女兒的房間，我想他肯定是有過猶豫的，但最終還是選擇了這條路”。
2019年，一個偶然的契機，韓風成為了抑鬱科普互助平台“渡過”在北京同城群的群主，網名為“國寶貝”。不斷地有病人或家屬來找他傾訴，而他也會經常主動地去分享。相比起生病前，韓風覺得自己最大的改變是學會了交流，“和人聊天時能從對方身上看到自己的情緒、解讀自己的情緒。也能感受到對方的真誠，少了很多自我的揣測，就能自然地把自己的情緒說出來，而不隻是躲避和忍受。”
（受采訪者要求，文中除吳誌國、尹冬青、鄭玫外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