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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國：中國模式和變革問題?

風雅南洋 2015年03月05日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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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國：中國模式和變革問題

我這裏主要講的是中國模式與變革問題。

第一點講為何經濟模式很重要，30年前鄧小平當時做的就是一件事，就是把模式改了，改了一個什麽模式？我們叫改革，事實上政治體製上沒變，經濟體製上呢把原來的計劃經濟變成了市場經濟；第二點呢，他把兩個權力都擴充了，一個是人權，以前你不能自由遷徙，還有一個呢你不能自主選擇職業，還有一個呢你不能自由創業，實際上這種權利屬於人權，放鬆了，還有產權放鬆了，允許擁有私有財產。這實際上改變了體製，所有製的形式也改變了，但是呢另外一個限製他並沒有改，權力還是中央集權。再一個權力的合法性主要是來自於上層，不是來自於下層。還有一點權力之間不製衡，他就改了這一個，結果就到了現在我們所謂的中國模式。今天的中國模式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描述的話，就是中央集權控製下的管製市場經濟，或者叫權控市場經濟，這就是現在我們的經濟模式。

下麵我給經濟模式下個定義，什麽叫經濟模式呢，可以叫四個戰略的係統組合和係統活動。哪四個戰略呢？第一是價值承諾，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政府他必須對他的國民有一個價值承諾；第二個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政府他必須對他的國民有一個製度定位；第三呢是他的價值創造戰略怎麽滿足他的價值主張，實際上就是我們講的GDP 的創造戰略；第四呢就是他的財富分配戰略，實際上是GDP 的分配問題。這四個戰略的組合構成了經濟模式。

下麵我們就從這四個方麵來看中國模式，第一點呢就是價值承諾，我們國家政府對老百姓才承諾其實跟西方是沒有區別的，照樣說人權平等，照樣說產權受到保護，照樣說為人民服務，照樣說執政為民，這些價值承諾比西方還講得好，或者說是世界上最好的承諾；第二點是看他的製度定位，人權、產權和權力的問題。人權是否平等，產權是否受到保護，權力是否受到限製，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於哪裏？來自於上層還是來自於下層，必須給他定位。再一個權力之間用不用製衡，製衡還是是不製衡，這四個定位確定了我們是一個什麽樣的製度，中國的財富床在戰略和財富分配戰略就是在這個製度框架內得以實行，中國的財富創造戰略和財富分配戰略在很多國家是不可能的，因為你的製度不允許你這麽做，你想學也學不來。那麽我們的製度的定位是怎麽定的呢。第一有特權，人權不是完全平等的，界定的不清楚；第二產權界定的也不清楚，也沒有嚴格的保護；第三個定位呢是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於上層而不是下層，而且權力沒有製衡。這種製度定位就給我們的第三大戰略創造了條件，第三大戰略就是財富創造戰略，也就是GDP的創造戰略。第一呢主要是政府投資拉動需求。政府通過高稅收，把財富集中到國家的手上，然後用財政投資和財政政策來拉動經濟，這種拉動如果沒有前麵的製度基礎他是不可能實現的；第二呢是出口戰略，通過過去的30年，出口拉動在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那麽我們的出口拉動也有一個前提，我們可以用低工資、低福利，低勞動條件，降低生產成本，我們才有勞動成本的優勢，出口才有競爭力。我們的經濟拉動第一是投資拉動，第二是出口拉動，第三呢就是城鎮化，把農村的耕地、老房子等進行改造，變成高樓大廈，但這必須有個前提，那就是我可以侵犯你的產權，我可以強拆你的房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是行不通的。所以如果沒有製度定位的前提我們的中國模式是走不通的，中國這些都走通了，而且成長的很快。這就是中國模式財富創造上的特點：投資拉動、出口拉動和城鎮化拉動。第三個是價值分配承諾，前麵的戰略必須剝奪普通百姓的收入為前提，高稅收就是剝奪你的收入，讓你的收入轉化為國家資本，才可以搞國家資本主義，搞投資拉動，中國的工資總額隻占GDP的8%，這是世界上最低的，一般的占25%左右甚至更高，我們的財富分配戰略主要是國家占了GDP財富的主要部分，（2012年數據）國家政府的開支占了GDP的31%，國家投資占了拉動GDP的24%，GDP的60%被國家和政府花掉了，40%給民營企業和老百姓。這導致了內需必定是虛弱的。政府拿走的GDP收入通過一定渠道轉化為權貴的收入，從國家資本轉化為權貴資本，國家資本主義就轉化成了權貴資本主義，權貴階層來發展經濟，這樣權貴和奸商聚集了巨大的財富，中國極少數人占了中國大部分的財富，這就是財富分配戰略。這四大戰略構成了中國模式的主要要素。

第三個問題講中國模式的內在規律。按照內層矛盾和外層約束，中國模式不能持久。首先看內層矛盾，中央集權的權控經濟導致了所有生產要素、所有商品在進入市場前必須經過集權的批準，如果沒有權力的允許的話你是進入不了市場的，這就是我們講的管製，不管你要拿到項目還是要去市場上做生意都繞不開管製部門，而這權力的管製就是權力的尋租，所以在中國賄賂是進入市場的通行證，貪汙就成了官員支持改革推動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如果你不去賄賂就不允許你進入市場，所以權錢交易是中國模式的根本規律、是第一規律，價格配置資源是第二規律，供求是第二規律。誰的賄賂高，項目、配置資源就流向哪裏。權錢交易的模式使得權貴們得到巨大的財富，奸商也可以得到財富，這樣一大部分的國家投資通過權錢交易和貪腐過程就轉化為了權貴資本，權貴資本以占有老百姓的利益為代價，獲得自己的利益。中國由國家資本主義轉換成了權貴資本主義，這是中國模式的內在矛盾。也就是說貪腐和權錢交易成了中國經濟增長、資源包容型創新的內在動力。這同時造成了一個不可解的矛盾，那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苦，房子和土地被搶了，收入低稅很高，福利也很低，還有巨大的環境成本，水、土地、空氣等汙染很嚴重，嚴重的不公平的財富分配和嚴重的環境汙染，導致了中國發展的成本巨高，而且這種發展模式值不值得？老百姓會不會長期的容忍國家這麽做？如果這兩個問題的回答：no！那麽這個模式就不能持續，很快就停止，這就是內在的根本矛盾。

最後一個問題：改革怎麽改？就改一個字：“放”權，貪腐和權錢交易這一切都是權控經濟造成的，把控製資源的權力還給老百姓，返還民權，把本來屬於老百姓的權力還給老百姓，沒有民權就沒有民治，沒有民治就沒有民有、民享，貪汙腐敗就不可能終止。如果不返還民權，反貪就會打擊經濟，經濟就會垮下去，如果不反貪，政治就會亂，社會就會不穩定，這個矛盾無法解決，要想解決隻有放權，隻有返還民權，把本來屬於老百姓的權力還給老百姓，才有民治、民有、民享，改革隻有這一條路。如果硬是不走，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搞文化革命，但文化革命我們都不想走，不想走文化革命就隻有這一條路可走。

王建國簡介：

王建國，農曆1953年11月19日生於湖南。1992年獲Manash大學博士，1984年獲Luven大學碩士，1982年獲武漢大學學士，知名經濟學和管理學家。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2011年獲選中國傑出社會科學家；北京大學中美市場經濟和管理研究中心及中國低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新華都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澳大利亞Monash大學回報遞增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