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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位曾打過毛澤東耳光的北大校長丨史趣
作者：蘇承軒
1945年秋季的北大，脫離了日本人的掌控，迎來了它光複後的第一位校長。準確地說，是代理校長。
這是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中年人，性格暴躁，操著一口山東話，麵容冷峻地審視著在北大的校園。
傅斯年
他叫傅斯年，是胡適最得意的弟子。從青年時代起，他就是個有名的刺頭，曾擔任過五四愛國運動的總指揮。在毛澤東擔任北大圖書管理員時，因為毛澤東工作不認真，他還打過毛澤東一個耳光。
這次回來擔任校長，他得罪了不少人，魯迅的胞弟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周作人恨了他半輩子。
抗日戰爭時期，一些像周作人這樣的北大知名學者留在了日偽統治下的北京大學，抗戰結束後，如何處理這些偽教職員成了一個大問題，誰也不願意得罪這麽多人把他們通通開除。
偏偏有一個人敢這樣幹，那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雷厲風行，宣布把所有出任偽職的教授一律開除出北大，他告訴上門說情的人：「如果這些人受不到譴責，那麽久太對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慶和昆明的教授和學生了，他們為了民族大義而拋家別子去了大後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嗎？」
所有的文化漢奸，一個不留，全部被清除出去。
這種橫行無忌的作風，使得他被人送了一個外號：大炮。
然而，這位被人稱為「傅大炮」、「傅老虎」的山東大漢，卻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國士。
盡管，因為1949年的政治選擇，他的名字在大陸已經少有人知。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
他的先祖傅以漸，是清朝順治年間的第一位狀元。傅氏家族人才輩出，不少子弟通過讀書科步入仕途，在興盛時期堪稱是山東有名的鍾鳴鼎食之家，詩禮簪纓之族。
但是，在傅斯年出生的清朝末年。傅氏家族在官場上早已沒落，雖然依然有家學淵源，但是許多族人已經淪落成為貧困潦倒的窮書生了。傅斯年的父親雖然是舉人，但也是家無餘財，因此傅斯年的童年過得頗為貧寒。
但是，名門望族的子弟，即使是家道中落了，在讀書治學上依然有天然的優勢。傅斯年遺傳了先祖的聰穎勤奮，自幼熟讀家中的藏書，在父親的指導下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他的一生，從此和北大結下了不解之緣。是北大成就了傅斯年，而傅斯年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回報了北大。
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上個世紀初期，是一個風雲際會的時代，國家的屈辱激起了學生們的民族主義情緒，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又使得愛國青年對北洋政府怨氣衝天。年過二十的傅斯年並沒有在愛國運動中置身事外，他扛起了大旗。
在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期間，傅斯年被推選為學生運動的總指揮。
傅斯年指揮五四運動
青年的熱血一旦被點燃，短時間內是很難冷卻的。學生們不斷地抗議示威，傅斯年作為學生的領導者，扛著大旗衝在隊伍的前列。在1919年5月4日這一天，學生們火燒了趙家樓，痛毆了曹汝霖，運動達到了高峰。
學生們熱情高漲，恨不得一拳砸出一個新世界。
作為這場運動總指揮的傅斯年，卻在這個時候，選擇了靜悄悄地退出。他並不是懼怕政府的鎮壓，縱觀傅斯年的一生，哪怕是在蔣介石這樣的獨裁者麵前，也是敢於翹著二郎腿的。
之所以選擇從學生運動中抽身而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聽從了老師胡適的勸告。
胡適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一直信奉用溫和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國家。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所麵臨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幾場學生運動就能夠解決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學生過早卷入政治的浪潮之中。
胡適的思想對傅斯年的影響是巨大的。
傅斯年（左）、胡適（右）
他退出了學生運動，1919年夏天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生，前往歐洲留學。
七年之後，萬裏來歸的傅斯年受聘為中山大學的教授，繼承了恩師胡適先生的衣缽，成為桃李滿天下的曆史學家。
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有一種為民情願的士大夫情懷。「九一八」事變之後，傅斯年再次走出書齋，指責政府的不抵抗行為，把國民政府罵得頗為狼狽。同時，他還利用自己的曆史學功底，撰文駁斥日本學者的「滿蒙在曆史上不是中國領土」的言論。
傅斯年愛惜羽毛，不願意進入政府當官，但是並不推辭監督政府的國民參政員職務。
1938年，他出任國民參政員，首先把「大炮」對準了炙手可熱的孔祥熙，毫不留情地揭露行政院長孔祥熙的貪汙劣行。
孔祥熙是宋美齡的姐夫、蔣介石的連襟，蔣介石親自出麵給孔祥熙說情。
蔣：「你信任我嗎？」
傅：「我絕對信任。」
蔣：「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又揪住了行政院長宋子文的不少劣跡，在《世紀評論》上刊登了自己的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國舅」宋子文不久之後被迫辭職，步了孔祥熙的後塵。
雖然傅斯年不給蔣介石麵子，但蔣介石對傅斯年還是頗為欣賞的，一心想拉他做官。傅斯年拒絕了，但他畢竟是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他一直對國民黨有所批評，卻一直沒有投向當時中國的其他政治力量。
在1948年年底國民黨軍節節敗退的時刻，他和胡適一起借酒澆愁，吟誦陶淵明的詩：「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那時候的傅斯年，隨身攜帶安眠藥，以便能夠隨時自殺。
在1949年，必須作出政治抉擇的時刻，他選擇了跟隨蔣介石去台灣，擔任台灣大學的校長。
在台大，傅斯年愛護學生是出了名的。他堅持自由主義的立場，拒絕三民主義進入台灣大學，以保持思想獨立和學術自由，以免學生被政治洗腦。他每天都在校園裏轉悠，隨時進入課堂聽課，他的聽課並不是走過場，如果發現教師不合格就會予以辭退。正是這種兢兢業業，確保了台灣大學的教學質量。
對於學生的住宿條件和夥食，他也十分關心，經常親自前往宿舍和餐廳探視。
然而，上天留給他的時間並不多了，1950年12月20日，在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兩年之後，他在一次會議時突發腦溢血，蔣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搶救，但還是沒有留住他的性命。這位「五四之子」，去世時年僅55歲。
傅斯年
曾經有人評價傅斯年是「亂世一書生」，憑著一股書生意氣走出書齋，成為「五四之子」，但也正是這股子書生氣使得他追求「正統」，成為蔣家王朝的殉葬者。
其實，對於傅斯年而言，他所做的一切無非是胡適所說的那樣，他是「中國最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至於對蔣介石的個人感情，不過是：「君以國士之禮待我，我已國士之軀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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