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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大唐盛世”,意淫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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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思考 2023-05-25 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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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屢受外國侵略,幾次差點亡國滅種。這是華夏千古未有的變局。翻出老皇曆,扳著指頭數一下過去的輝煌,不但能自慰,還可以炫耀。


縱觀中國古史,從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隻有漢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幾位皇帝,對外用兵,開土拓疆,擴大了中國的版圖。其中似乎尤以唐太宗為最,他贏得了“天可汗”的稱號。所以,我們不斷標榜“漢唐盛世”、“康乾盛世”,以用來藉慰心中的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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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成吉思汗、忽必烈,西征歐洲,東並朝鮮,南服印度,北吞西伯利亞,開中國版圖之最,因他們不是漢族人,所以傳統史學家對之視而不見。


實際上,這種評價是以“國富兵強”為標準,看一個時代是否國家富有,是否對外用兵,開拓疆土。


在今天,學者們交口誇讚“大唐盛世”。於是,人雲亦雲,三人成虎,正如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樣,人們便想當然地認為唐朝真的是“盛世”。
其實,根本沒有什麽“大唐盛世”。唐朝是亂世,古來少有的亂世!
說到“盛世”,還得追溯到儒家。太平盛世是儒家的理想社會。堯、舜、禹是它的典範。
儒學大師董仲舒認為,在太平盛世,天地仁和,統治者行王道,不行霸道,即實行仁政、德治,按照周禮等級製度治理天下。
公羊學家認為,人類曆史從無序走向有序,由亂世邁進盛世,飯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必須依次經過“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這就是公羊學的“三世說”。“太平世”是由“據亂世”、“升平世”演進而來的。
“三世說”是一種曆史信仰。在極度黑暗時代,殘暴不仁的吸血鬼世代“接班”壟斷既得利益,弱勢群體永世做奴隸。在那時的現實生活中,即使有俠客報仇,人們仍然焦慮、痛苦看不到任何希望,心靈絕望不堪,活著不如死去。在唐朝,李白就夢想做一名俠客,“解放”唐朝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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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給黑暗痛苦時代的人們指出光明,帶來心靈上的慰藉,公羊學家提出了“三世說”,並標榜將來會有一個“太平盛世”。它告訴世人,隻要不放棄道德努力,最終可以達到理想的社會。
公羊學家認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三種不同社會,應當實行三種不同製度,所以必須不斷革命。它的演進是道德的演進。“據亂世”,是血腥屠殺、卑鄙無恥、極度黑暗的恐怖時代;“升平世”,是世人開始有禮法可依的時代;“太平世”,是王道大同時代,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人類道德普通提高,個個為堯舜,崇尚仁義與良知,平等對待一切人類。
在近代,康有為撰有《大同書》,即依據“三世說”和西方“自由王國”理想,為中國人及外國人設計了一種“太平盛世”。即使當今社會的李銀河,還比不上一百年前的康有為。康有為鼓吹“婚姻自由”,人人平等,個個可以“換偶”,“同居”長的隻能一年,短的必須滿一個月,美滿的也可以續約。(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康有為《大同書》)
在今天,我們認為,一切以人為本,評價“盛世”的標準應為“民生”。隻有老百姓說是“盛世”,才能算數。一切以“民生”為中心,凡是不計“民生”的,都不是“盛世”。

所以,我們認為,唐朝不是“太平世”,也不是“升平世”,而是“據亂世”,即極度黑暗、卑鄙無恥、屠殺搶劫的時代。從李白夢想做俠客一事看來,唐朝人確實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可惜沒有人去“解放”他們。

唐朝無“道”,“道”既不在江湖,也不在廟堂。唐朝人崇尚無恥,看誰更狠毒,看誰會搶劫,以效率優先,不顧公平,良知淹沒,正氣不昌。

因此,韓愈撥亂反正,要“原道”,抬舉孟子,標榜良知良能,提倡“文以載道”。

 

 

唐朝是人間地獄,但沒有救世主去“解放”唐朝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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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唐會要》記載,武則天時,700年七月,天官侍郎(原稱吏部,負責選拔官吏)顧琮見寺院牆上畫有“人間地獄”,他指著壁畫對同事說:“我們也是最痛苦的,為什麽不把天官選官畫成地獄!”可見,唐朝不僅是百姓的地獄,還是官吏的地獄。

因為官貪稅重,土地兼並嚴重,全國一半百姓被迫逃亡。殘疾人免稅,所以許多人紛紛自殘肢體,美其名曰:“福手”、“福足”。人人都想健康長壽,可唐朝人偏偏喜歡當殘疾人。估計,唐朝的殘疾人非常多。
在關中,男丁害怕當兵,許多人采取燒、燙、烙、熨等手段,自成殘疾,以逃避兵役。有的用麻染石蠟,纏繞手臂或大腿,點火燒成殘疾,簡直慘不忍睹。白居易有詩《新豐折臂翁》,講述了唐玄宗時一農民捶成“福手”以保全“豬”命: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須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雲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
無何天寶大征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裏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雲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臂折來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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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標榜“孝”道,認為人的身體,受之於父母,不能有任何的損傷,應當“全歸”於天。雖然唐朝人自殘肢體,是大不孝,但他們能苟且偷生,還有機會夢見“太平盛世”!

唐玄宗手頭緊,缺錢花,重用能人抓“創收”。他們個個擅長“勾剝”、“勾征”,即最大限度增加稅收。皮日休在《橡媼歎》寫道,貪官們欺壓百姓,明明是一石穀,偏偏隻量作五鬥,“吃”掉百姓一半。這種情況,整個唐朝都一樣。《橡媼歎》: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崗。傴傴黃發媼,拾之踐晨霜。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幾曝複幾蒸,用作三冬糧。山前有熟稻,紫穟襲人香。細獲又精舂,粒粒如玉璫。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餘,隻作五鬥量。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及於春,橡實誑饑腸。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籲嗟逢橡媼,不覺淚沾裳。

官尺長,民尺短。一匹布本來隻有四丈,官吏在征收布帛時,使用官尺衡量,百姓六、七丈布也隻能算做一匹,要吃二、三丈的虧。
皇帝詐稱減輕農民負擔,免稅一年,卻又命令官吏照舊征稅。唐太宗、唐玄宗常常玩這樣的把戲。白居易《杜陵叟》一詩說: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幹。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裏胥方到門,手持敕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百姓是“良民”,被迫賣田宅賣子女,仍然不能完稅,隻好借高利貸。王梵誌詩說:“貸人五鬥米,送還一石粟。”明知高利貸借不得,但為了救命,也隻好借來下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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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農民逆來順受,不管是阿雞、阿狗當皇帝,還是阿豬、阿貓做縣令,他們隻知道有兩件事:吃飯與交“公糧”。農民膽小怕事,做不了流氓,所以一般不敢造反。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蝦子吃水草,水草吃泥土。也正是如此,農民世代“接班”吃泥巴。

唐朝有“和市”,名義上是公平交易,實際為合法搶劫。李世民時,“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各地都在合法搶劫老百姓。一次,韓琬說:“今和市顓刻薄,名為和而實奪之。”白居易有《賣炭翁》,雖然是記述中唐“宮市”強搶百姓,但其行為與唐初的“和市”無兩樣。《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牛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

官府雇傭百姓幹活,開始則詐稱付報酬,可等你完工後,官府分文不付。王梵誌詩說:“工匠莫學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來奴,妻亦官人婢。夫婿暫時無,曳將仍被恥。未作道與錢,作了擘眼你。”女工被雇傭,還要被強奸。
在唐朝,奴婢是私有財產,可自由買賣。因此,許多不法分子掠賣人口牟利。
武則天時,作家郭元振出任四川梓州通泉尉時,“收容”了一千多良民,轉賣作奴隸牟取暴利,以作為交友、行賄的費用。當地百姓被他搞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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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宗時,安樂公主、長寧公主、安定公主等人,無法無天,競相派走狗守候在馬路,看見行人就“收容”。外國僧人範慧,因向太平公主行性賄賂而走紅,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收容”百姓。
官府每年要“和買”奴婢,名為“和買”,實則搶劫。富豪、地痞們怕虧本,無可奈何,就四處“收容”百姓,低價賣給官府。所以,許多自由民身份的百姓遭殃,一不小心被“收容”了。
統治者不以人為本,無視民生,遇到天災,竟然慌稱無災,大災反而有大豐收。
628年六月,首都鬧旱災、蝗災。唐太宗抓了一隻蝗蟲吃掉,表示由他一人承擔“天譴”。於是,官員們紛紛宣稱蝗蟲不為災了,當年農業大豐收。
753年、754年,水災、旱災相繼而來。唐玄宗擔憂大雨淋傷莊稼,將來收不到稅,楊國忠叫人采集好的禾苗,進獻給唐玄宗,說:“雨雖多,不害稼也。”於是,楊國忠上書宣稱農業喜獲豐收。
875年秋,黃河流域,遮天蔽日的蝗群自東向西飛來,所過之處,好比日本鬼子進村,一片精光。首都地區的長官楊知至向皇帝報喜說,此次蝗災遍及全國,但皇恩浩蕩,蝗蟲通人性,不吃首都的莊稼,個個朝荊棘自殺撞死了。於是,朝廷百官紛紛上表,互為慶賀。
804年春夏,關中大旱。首都地區的長官向唐德宗報告說:“雖然今年有旱災,但是穀田都非常好。”秋收之後,百官匯報說,農業喜獲豐收。
869年,中原大旱。百姓跑到衙門向陝州觀察使崔蕘訴說旱情。崔蕘指著庭院中的一棵樹說:“這棵樹還有樹葉,哪裏有什麽旱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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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時,有人靠吃糟糠度日。唐玄宗時,有人吃泥土拌麵餅。是什麽“盛世”?
貧民喜歡多生兒女,“多子多福”,一旦遇到天災人禍,可以賣掉兒女來避難。王梵誌詩說:“富兒少男女,窮漢生一群。”又說:“錢少婢不嫁,財多奴共婚。各各服父祖,家家賣子孫。”
官吏貪婪,百姓不可活。《朝僉野載》說,皇室李熊為澤州都督,與前任都督尹某相比,他像白癡一樣,貪婪無比。百姓創作民謠說: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麵喜,無繈(錢貫繩)從頭喝。嚐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在唐朝,納稅的盡是貧民。越納稅越窮,越窮越納稅。而既得利益集團免稅。正如皇甫湜說的:“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
貧民求生不可,求死不得,生不如死,王梵誌詩說:貧窮田舍漢,庵子真孤淒。兩共前生種,今世作夫妻。婦即客舂搗,夫即客扶犁。黃昏到家裏,無米複無柴。男女空餓肚,狀似一食齋。裏正追庸調,村頭共相催。襆頭巾子露,衫破肚皮開。體上無褌袴,足下複無鞋。醜婦來惡罵,啾唧搦頭灰。裏正被腳蹴,村頭被拳搓。驅將見明府,打脊趁回來。租調無處出,還須裏正賠。門前見債主,入戶見貧妻。舍漏兒啼哭,重重逢苦災。如此硬窮漢,村村一兩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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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有亦好,無時亦最精。兒在愁他役,又恐點著征。一則無租調,二則絕兵名。閉門無呼喚,耳裹挃星星。

生時同氈被,死則嫌屍妨。臭穢不中停,火急須埋葬。早死無差科,不愁怕裏長。行行展腳臥,永絕呼征防。生促死路長,久住何益當。

奴人賜酒食,恩言出義氣。無賴不與錢,蛆心打脊使。貧窮實可憐,饑寒肚露地。戶役一概差,不辦棒下死。寧可出頭坐,誰肯被鞭恥。核為拋宅走,良由不得已。

窮人無錢無糧納稅,不但要被裏正拳打腳踢,還要被木棒、馬鞭暴打一頓。
王建《田家行》說: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繰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願入口複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

元稹《田家行》說:牛吒吒,田確確,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簇簇,日月食糧車轆轆。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耬犁作斥劚,姑舂婦擔去輪官,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勝讎早覆,農死有兒牛有犢,不遣官軍糧不足。

百姓無錢無糧納稅,隻好賣掉家產,可惜賣掉家產,還是不能完稅。

 

 

唐太宗時,沒有“貞觀盛世”。唐玄宗時,沒有“開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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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的稅收,“取之於民”而用之於皇帝。老百姓賣田宅、子女,以向前來逼催的官吏交稅。而皇帝卻拿著老百姓的血汗錢花天酒地。

如果說,剝削老百姓僅僅隻供皇帝一個人的縱欲,百姓尚且能應付。但是,皇帝若重用能人搜刮民財,那就會天下大亂。儒家經典《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意思說得好,與其有“經濟能人”抓“創收”,搜刮民脂民膏,寧願全國大部分官員貪汙“公款”。

大部分官員貪汙,雖然也等於搶劫老百姓,但他們是“虎口奪食”,即從皇帝口中“分流”財富。“經濟能人”奉命抓“創收”,為了多賺一分錢,不惜挖地三尺。他們都是“鬼子”,殘暴不仁,無情無義,唯利是圖,一有機會就中飽私囊,大發橫財。皇帝新增兩塊錢,“經濟能人”就私賺三塊錢。百姓們苟且養活一隻大官豬,偷生於人間,如果一群官豬來吃食,那麽隻有被吃死。
因此,老百姓不怕皇帝像肥豬一樣貪吃,稅收“取之於民”而“用之於皇帝”,就怕有一群官豬,吃得民不聊生。
唐玄宗重用“聚斂之臣”,雖然搜刮到了民脂民膏,但搞得民不聊生,搞垮了江山。“錢穀之司,唯務剝削,回殘剩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民閻困矣。”(杜佑《通典·食貨典》)唐高宗時,裴守真說:“黠吏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張九齡說:“淺中弱植之徒,有才無恥。”像李林甫、牛仙客、楊國忠之流,都是半文盲,不讀書,就是擅長抓“創收”,無恥之尤。
因此,唐朝“國庫”日豐,貪官私庫漸滿,老百姓益困。詩人杜甫《憶昔》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已故唐史專家韓國磐曾撰寫《唐天寶時農民生活之一瞥》一文,利用唐朝敦煌文書的記載,分析當時的敦煌人的生活狀況。他得出結論,唐玄宗時的敦煌普通百姓,交納國稅之後,幾乎半年缺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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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時,人民逃亡最多,保守估計不下五百萬戶,二三千萬人。貧民沒飯吃,而“官倉老鼠大如鬥,見人開倉亦不走。”有的落草為寇,有聚眾起義。王梵誌說:“世間亂浩浩,賊多好人少。逢著光火賊,大堡抄小堡。”
整個唐朝,即使唐太宗時國力最強盛,也沒有出現“貞觀盛世”。從唐高宗開始,國力日弱,四麵開始打敗仗。唐玄宗時,國力十分衰弱,雖然“國庫”豐盛,但民不聊生。所以,也並無“開元盛世”。
傳統史學家以“治體”為標準,認為“國庫”豐盛,人口龐眾,“國強”就是“盛世”。這種評判漠視“民生”,不是以人為本。不把“民生”當作“盛世”的衡量標準,是史學家良知的淪喪。我們必須否定它。
著名史學家呂思勉《隋唐五代史》說:“……夫穀帛降賤,適益耕夫織婦生計之艱。貨物流衍,更開駔儈豪民兼並之路。若此者,往往外觀繁盛,實則貧富不愈不均。富者恣其驕奢,貧者恥其逮焉而追隨於後,則俗益壞而民益囂然愁苦,不聊其生。事勢如斯,最宜警惕。而唐人轉以是稱開元為全盛,隻見其昧於治體也。國家取民雖薄,利也或不在民,而歸於中飽,搜剔征責,誰曰不宜?然亦視其用之之如何。若竭天下之資財,以供一人之侈欲,則其賢於中飽者幾何?而中飽者究猶有所憚也。且搜剔征責者,豈能域於吏而不及於民乎?欲剝民者,不益得所藉手乎?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謂不刊之論。
初唐時,已是人間地獄。到了中晚唐,則是每況愈下。聶夷中《傷田家》詩說:“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隻照逃亡屋。”糧穀尚在稻田裏,就已被抵押借高利貸去了。其實,在唐朝初期,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中原生態環境的破壞,加速了唐朝的敗亡。唐朝初年,土地兼並已非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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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土地,一百年之內,要換八十多個主人。為了吃飯,唐朝人瘋狂地開墾“荒地”,破壞生態平衡,導致土地利用率下降,加上人口逃亡,所以中原經濟日漸衰落,全國經濟重心南移。
詩人元結在765年《問進士第二策》裏說:“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雖然有一些誇張,但大量開墾山地,破壞了環境,不無事實。
許多失業農民逃入山林,有的打獵為生,有的搶劫為生,有的種植山地為生。其中,逃民種植山中旱地,大都刀耕火種,也就是唐詩中常見的“燒佘田”。放火燒山,最終導致童山濯濯,水土流失,經常山洪暴發。一片山林燒毀後,逃民又流竄到另外的山林去燒種作物。由此而來,生態環境嚴重破壞。唐中晚期,黃河泥沙泛濫成災,漕運河道經常因淤積而改道。到了宋代,黃河成為一大水害。
四川一帶燒山嚴重,長江由此變成黃河,宋人撰寫的《嶽陽風土記》說,一到夏秋雨季,長江上遊的泥沙衝入洞庭湖,瀟湘清流頓時混濁。嶽陽人稱作“翻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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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人們為過度榨取地力,不進行休耕養肥,最終使得土地草原化或沙漠化,無法耕種。在南方,雨水充足,百姓靠漁獵、采集、種植水稻等,足以輕鬆地生存下去。所以,在北方糧食總產量、地力不斷下降的情況下,榨取和開發南方成為救火之急。史稱,在唐朝,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實際是南方人民嚴重倒黴的開始。
在唐朝中晚期,中原藩鎮割據,中央幾乎完全靠南方稅收支撐。784年,全國旱災、蝗災,關中最嚴重。米價暴漲,餓死無數。禁軍差點嘩變,鬧著要糧食。浙西節度使韓滉調集一百萬石浙西米,接濟關中。當韓滉運載三萬石米行抵陝州(今陝西三門峽)時,唐德宗聽到這個喜訊,跑去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藍勇教授提出,唐朝在八世紀中期,氣溫開始下降,中原經濟衰落,最終導致唐朝敗亡。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事實上,中晚唐時氣溫仍然與唐前期一樣。如果氣溫下降,北方胡人生存壓力加大,被迫南下搶掠或移民,那麽應早就吃掉了唐朝,不必推遲到宋朝才形成南北割據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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