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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叔按:這是我12年前寫的一篇專欄。因為提及文革,國內報刊沒一家敢發,出版社也拒絕將此文收錄進我的書。我18年來寫過數百萬字的專欄,在尺度拿捏上算是江湖老手,這篇卻是我被槍斃的惟一一篇,立此存照。距1966年5月16日那個著名的日子已經過去五十年了,我沒忘記那截往事,希望你們也沒忘記。
最近閑淡無趣,居然研究起文革來,夜夜下了班後,像胖蛆一樣橫在床上,研究師東兵的《前所未聞的周恩來》,那裏邊的史實是熟稔的——我多年前就研讀過葉永烈的《曆史在這裏沉思》,隻是寫法有些新異和妖詭。
讀著便容易恍惚。文革過去幾十年了,而我關於這個人世的最早記憶,便是周恩來去世的時候。1976年的隆冬,我被父母從溫暖的被窩裏拖到操場上,見一群人排著隊哭,廣播裏放著古怪的音樂,我不懂得哭,隻是在寒風中吸溜著鼻涕,恐慌地仰頭看著他們。那時我不到兩歲。有個哲學家說人的最初記憶構成了他的生活基調,所以我一直陰鬱、悲觀,見到棺材雖不掉淚卻會腿軟,生理反應類似於一些見血就暈的人。
但我始終躲不過那原罪式的記憶,如同我們這代人躲不過文革。這麽多年,文革漸漸被遺忘了,政府不提,民間也不提,如同一截腐爛在田野的麥穗,生活這麽歡暢,說那勞什子作甚。
最近看了一段文革期間的史實,裏邊說了當時如何殺人、吃人,有個生產隊隊長還介紹人的哪些髒器更為鮮美,他比較推崇的是肝。我冷血,看了隻是笑哼。後來臉色卻逐漸肅殺起來,因為裏麵出現了一個地名,那是我的故鄉,廣西東北部的一個小城。
這是我的故鄉麽?造反派活埋人,預先挖好了坑,令母子躺下去,還淫褻地逼迫兒子趴在母親身上。一鍬一鍬的土揚下去,兒子說:“受不了這樣的死。”長身而起。造反派一枝鐵梭當胸擲去,連肺生生拽出,兒子立仆。
旁人或不信,我卻知道是真的,因為許多年前,我父母跟我講述過這事。
還有一樁,是造反派攻打礦務所,大勝,擒回一批戰俘,有個著名的工程師慘遭滅門。他在國內外享有盛譽,凡經他簽字的錫礦,出口時都是免檢的。父母亦說過此事。
電影《楓》是反思文革的經典電影。但是從官方到民間都保持緘默,鮮少提及這部電影。
我的故鄉民風野蠻,地處桂粵湘交界,古時盛產匪徒,文革來了,匪子匪孫們競相出洞。我家是住在學校裏的,學校也有匪。那時有個老師看上了一個女子,女子不從,這老兄便率一幫造反派揮刀呼嘯而來,把別人剁成肉醬。老子英雄兒好漢,他的兒子曾將我的一個小夥伴推進河裏溺死,不過這父子倆後來都是暴死,想是報應罷。
我中學時的一個老師也是匪。他當時是造反派頭目,某日部下捉來一人說是小偷,他說:留隻耳朵下來。手下便持殺豬刀依令行事。文革後苦主登門算賬,他卻依舊死強拒絕賠償,其實去市場買隻豬耳朵賠也不貴,我不知道他為何這麽慳吝。記得我上中學時,他喜歡在皮鞋上加鐵掌,走起路來喀嚓喀嚓,仿如黨衛軍。我們在課堂上正嬉鬧,聽那達達的蹄聲自長廊深處傳來,立即鴉雀無聲,這師道尊嚴,讓人仰慕得要尿褲子。
文革的慘劇,其實無非是我們這個民族獸性的一次爆發而已,所以我們這代人從降生始就開始對人性抱有狐疑。傾軋、廝殺或者栽贓,在那個時代都是常見的事。
我童年時一個鄰居的孩子,因為父母被批鬥,便忿然在貨車尾上寫反標,派出所來查時他竟誣賴是我們兄弟寫的,那時我雖是本縣著名神童,會寫三百漢字,但身高卻無法抵達寫反標的位置,我哥哥亦一樣,而且我當年肥胖如妙齡乳豬,我哥的瘦弱之軀也斷不能扛我起來寫反標。虧得警察叔叔英明,否則我就成為建國以來最年輕的囚犯了,所以,我從不信什麽兒童是最純潔的之類屁話。
那十年,是國之大殤。我每想起文革就會想起故鄉,想起那些哀號的慘叫,所以,竟漸漸地不愛故鄉起來。武俠作家梁羽生是我外婆家那一帶的人,他父親是地主,土改時,一日他從桂林的學校裏徒步回家,遇見一舊人,那人說:你父親剛被鎮壓了,他們正四處捕你。梁羽生魂飛魄散,當即亡命香港,數十年後,據說,他對故鄉很是漠然。
《楓》劇照。
順便說一下,我的故鄉喚作鍾山,南京的讀者看到這地名也許覺得親切、典雅、旖旎,因為會想起紫金山。而我在那裏生活過17年,盤附在記憶中的卻隻有枯黃的荒野和淒厲的風聲。故鄉出過那麽多吃人的英雄,我想,多年以後,他們應該成為民間的美食家了罷。
(本文寫於2004年2月24日)
劉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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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作家、前媒體人,著《喪家犬也有鄉愁》、《領先處男半目》、《丟下寶釧走西涼》流氓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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