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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就是最大的作為-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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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誌點滴談葉群
最近，讀曾誌回憶錄《百戰歸來認此身》（人民文學出版社），其中一則談葉群的史料，引起我的興趣和思索。
或問：曾誌是誰？答曰：陶鑄夫人，原中顧委委員、中組部副部長。她是老革命，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後跟隨朱德、陳毅上井岡山，實現了朱毛會師。井岡山上第一個女紅軍戰士是毛澤東夫人賀子珍，第二個就是她。她和賀子珍關係極親密，和毛澤東關係極熟悉。 或問：陶鑄是誰？答曰：“文革”中一度大名鼎鼎的黨內四號人物，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職務是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隻是，他由中南局第一書記調中央後不出半年，就被江青點名打倒了，1969年被迫害致死，死於疏散地合肥。陶鑄有文采，囚禁中的他留下《贈曾誌》一詩，平反後廣為傳頌，其中佳句“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人們耳熟能詳。他們唯一的孩子是女兒陶斯亮，也頗具文采，陶鑄平反，她寫的長達一萬多字的悼念父親的文章《一封終於發出的信》，在《人民日報》發表後轟動全國，震撼人心，催人淚下。陶斯亮曾在空軍總醫院心內科當醫生，後轉業地方工作。當時我在空軍機關久聞其名，未見其人，而我周圍有些戰友與她熟稔。閑言少敘。
陶鑄、曾誌夫婦與女兒陶斯亮
曾誌回憶錄中的葉群，就是那位曾經叱吒風雲，八麵威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統帥”林彪的妻子。不過曾誌書中所憶事發當時，林彪還沒有後來的“次高”地位，也未建後來三大戰役打了兩個的累累軍功，隻不過是我軍眾多出色將領中的一員而已。而幾則逸事，鮮為人知，寥寥數語，就把一個與眾不同、野心勃勃的另類女人，活脫脫地呈現在讀者麵前了。
曾誌的革命資曆遠高於葉群。但曾誌是1939年12月到延安的，葉群則早一年到延安。1942年初，曾誌到新組建的中央黨校一部學習，和葉群不但是同學，而且兩人同住一間平房，可謂朝夕相處。隻是，時值延安整風運動，兩人不在同一支部接受審幹，都經曆了“搶救運動”的暴風驟雨。曾誌經曆複雜，一方麵在紅軍、蘇維埃和根據地工作過，另一方麵又在白區和國統區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自然是審查重點。而葉群出身於國民黨官宦人家，在北平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作為流亡學生南下，後又北上延安，經曆也不單純，自然也要經受車輪戰的嚴格審查。兩人遭遇相同，但出身、表現迥異。在曾誌筆下，葉群是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另類女人。
那時，葉群與林彪結婚不久，林彪就自告奮勇參加國共會談，去了重慶。葉群在支部接受審查，小組同誌向她提問時，她情緒抵觸，又哭又鬧，回到房間也總是哭哭啼啼。生活上她也弄得亂七八糟，吃飯的搪瓷缸子和筷子、湯匙，她從來不洗，吃過飯就撂在那裏，下一頓再拿來裝飯菜。學校的廁所很遠，她說有病，不願去，就在房間往洗臉盆裏大小便。晚上或清晨有時也用盆碗接尿，然後順手從門縫往外潑，弄得屋裏屋外臭氣烘烘。有一次她趁曾誌不在，竟然在曾誌的臉盆裏撒了尿，曾誌問起，她倒承認得很幹脆：“是我尿的。”林彪寄給她的新白布，她撕碎打了草鞋，甚至還用新毛線打草鞋。曾誌寫道：“她的行動顯得很反常、很怪誕，我十分看不慣。林彪為什麽會找這樣一個人呢？”
由於“搶救運動”嚴重誇大敵情，背離實事求是，以致出現了多起投井、跳崖、懸梁自殺事件。這些情況後來被毛澤東主席知道了，及時做了糾正，甚至大會上脫帽致歉。經中央決定，提出了審幹“九條方針”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這才慢慢扭轉了局麵。於是，黨校一部審幹中的“逼供信”一度有所收斂。對葉群的審查不久也告一段落了，她得到了比曾誌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林彪回延安聽了葉群的哭訴，曾咬牙切齒地說：“搶救運動是殘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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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330/023315002161.shtml
康生在延安
藍英年
《中國的貝利亞——康生》一書的作者維克托·烏索夫是俄羅斯著名的漢學家，著作等身。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上世紀二十年代蘇聯情報機構在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鄧小平及其時代》和《中國的貝利亞——康生》。讀過《中國的貝利亞——康生》後，覺得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來自中國，有一種“出口轉內銷”的感覺。盡管“出口轉內銷”，但有些材料我還覺得新鮮。近年解密的共產國際檔案材料，我則聞所未聞。烏索夫通曉中文和英文，廣泛搜集材料，僅注釋就有539條，看來下過一番功夫。
從烏索夫披露的材料上看，康生從上世紀20年代上海時期就開始整人，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整人起家，死在整人的崗位上。康生是遺臭萬年的人物，可惜他不像秦檜那樣遺臭萬年，還不到三十年就被人遺忘了。我為寫這篇文章到學校圖書館查資料，請一位年輕的女圖書館管理員替我查康生的材料。我問她知道康生嗎？她搖搖頭。我又問他知道林彪嗎？她遲疑了一下說道：“林彪反對毛主席？”我對她大加誇獎：“你知道林彪，了不起。”她去查書目，說隻有一本，還是上世紀90年代出版的。而俄國人這本書是2004年出版的。俄國人沒忘記康生，我們卻把這個應該永遠釘在恥辱柱的千古罪人忘記了。
一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康生仍然把寶押在王明身上。他已經知道毛澤東在黨內的勢力，但仍然相信王明有共產國際的靠山，王明的恩師米夫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王明的實力超過毛澤東，二虎相爭，尚不知鹿死誰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四年，誌同道合，鎮反肅托，相得益彰。如果不是抱定緊跟王明的決心，不會到延安後，1938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棗園給敵區幹部訓練班作報告的時候，率領學員們振臂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誌萬歲。”他同毛澤東從未謀麵，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毛澤東身上也下過賭注。毛澤東知道康生回國前，親自到法國馬賽港把張學良部下從上海帶到那裏的毛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舉動，不免感動。舐犢之情人皆有之。毛澤東的孫子、解放軍少將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書中寫道：“康生當年從法國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過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駐地的生活與交往，我伯父對康生印象不錯。他自小缺少別人的關心和照顧，康生對他噓寒問暖，出於人的自然本能，一種親和力便從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軼歐把毛氏兄弟視如己出，關懷備至。康生回延安不久，就發現對形勢判斷失誤，王明遠非毛的對手，必須改換門庭，逐步與王明拉開距離。毛雖對康生照顧毛氏兄弟心懷感激，但對他仍不信任，把他視為王明的人。毛知道康生是黨內老資格的情報和肅反專家，卻隻給了他一個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的虛職。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貢獻是得不到毛的信任的。1938年3月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毛和任弼時等少數人提議王明應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漢。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議，走出改換門庭的一步。康生的舉動立即得到回報，被毛任命為中央黨校校長，離開冷清的職工委員會。從3月至6月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康生緊跟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等人，不斷批評王明領導的長江局，同王明的距離越拉越大，漸漸得到毛的賞識。但得到毛對他的完全信任還是毛與江青結婚後。當時不少老幹部反對毛同江青結婚，認為江青曆史不清楚，隻有康生力排眾議，保證江青曆史清白，堅決支持毛江結婚。幾個月後，1939年2月，毛任命康生為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取代了鄧發，一躍成為保衛和情報部門的最高負責人，中國的捷爾仁斯基。康生大顯身手的時刻終於到來。
我們一般人理解，延安整風運動是整頓黨風、學風和文風，即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時間的跨度是1942年2月至1943年6月。實際上，在這之前有肅托運動在這之後有搶救運動，時間跨度從1939年至1945 年。肅托是王明和康生從蘇聯帶回來的舶來品。始作俑者自然是斯大林。肅托運動在中國不大被人提起，在讀過俄國人寫的這本書前，我隻知道中國有托派，不知道還有個肅托運動，以為隻有整風運動。包括前期的整風，後期的審幹和搶救，都是康生領導的。人們不大熟悉的肅托運動開始於1939年，康生擔任社會部兼情報部部長之後，整風運動的前三年，規模多大，傷害了多少人，有關的材料不多，記錄在案的隻有康生在延安製造的三大冤案。令人不解的是這三個人都同托派無關，為何稱為肅托運動，同後麵的肅反有什麽區別？
錢惟人案。錢惟人時任邊區公路局局長，曾同邊區交界的國民黨地方當局商議過修建公路事宜，同國民黨對口負責人接觸過，被康生誣蔑為國特。康生為掌握動態，叫錢的妻子監視他，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向社會部報告。對錢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但錢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國特。康生下令把他關進黑窯洞，一直關押到日本投降。最後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了了之。但整治錢的手法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
王尊極案。19歲的少女王尊極是北平女學生，華北大漢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運動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漢奸家庭，毅然放棄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康生就憑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為日特兼國特，雙料特務，1939年4月下令逮捕王尊極。采用車輪戰術審訊她，審訊人員輪流休息，不讓她睡覺。王尊極被折磨得兩腿粗腫，無法行走，隻得供認自己是日特兼國特。供認後就得交待罪行。王尊極說她怕記不住聯絡密碼，把密碼編在毛衣的花紋裏。她編造的故事荒誕不經，破綻百出，康生不相信，審案人員同樣不相信，部分審案人員甚至懷疑王尊極是不是特務。康生下令把她關進黑窯洞，一直關到1945年，關了整整7年。
李凝案。李凝是東北地下黨員，1938年來到延安。康生見她走路像日本女人，並聽說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襯衣，便把她定為日本特務。李凝堅決否認，並對她的指控一一反駁。康生下令把她監禁起來。李凝最終下落不明，很可能被秘密處決。
這三個案子應屬於肅反範圍，同托派不沾邊，也沒把肅反對象定為托派。可俄國作者卻把這次“抓特務”稱為肅托運動。也許還有我不了解的深意。這三名受害者同康生無冤無仇，從未在他領導下工作過，康生為什麽對他們痛下毒手？這三個案子是康生為樹立自己的威權小試牛刀。盡管肅托是在康生領導的社會部內秘密進行的，但康生整人的狠毒手腕漸為人知，他的名字成為恐怖的代名詞。他身穿蘇聯皮夾克，腳蹬長筒馬靴，在四個警衛員的簇擁下，威風凜凜地出現在延安街道上。
二
1942年2月整風運動開始的時候，康生已經是整風運動中僅次於毛澤東的重要人物。他身兼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中央總學委副主任。
中央總學委不歸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隻服從總學委主任毛澤東。總學委領導延安整風運動。這個組織很像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淩駕於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上，隻聽從“最高指示”。康生領導整風運動，也隻聽從總學委主任的指示。全黨從學習馬列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很快轉入審幹、肅反。康生說：“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即整風必然引向審幹、肅反。我在晉察冀邊區上中學的時候聽說過搶救運動，我們的很多老師都參加過延安整風，不少人被搶救過。他們的口徑一致：整風是在王實味事件發生後轉入肅反的。康生搞得過火，傷害了很多人，由毛主席出麵糾正，還向受害者賠禮道歉。毛原本不知道肅反過火，知道後馬上糾正。建國後很長一段時期沒再聽說過肅反和搶救運動。俄國作者看法不同。他認為康生大張旗鼓地搞肅反和“搶救落水者”運動毛是知道的，毛未必下過指示，而是康生揣摩毛的想法自行進行的。康生有揣摩領導意圖的高超本領。毛在6月19日的講話中，做了明確的部署：“要區別好人和犯錯誤的同誌，各機關要冷靜觀察。”毛的講話過了一個月，運動仍無斬獲，他很不滿意。康生再立新功，炮製出“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
延安棗園後溝有座西北公學，培訓保衛幹部，隸屬中央社會部。西北公學成為康生肅反的試驗田。在西北公學學習的學生張克勤被康生定為特務，他不僅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到處作報告，規勸特務分子不要執迷不悟，趕快坦白認罪，重新做人。這就是著名的“張克勤事件”。張克勤原名樊大畏，19歲，1936年10月在西安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爆發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派他到蘭州做地下工作，並在蘭州入黨。1939年6月國民黨懷疑他是共產黨，中共駐甘肅代表林伯渠把他調回延安。父親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妻子被捕後也隨即叛變。整風期間延安保健藥社接到重慶李某給張克勤寄來的國民黨刊物《中央周刊》。西安三青團報紙刊登過共產黨員自首名單，為首的便是張克勤。從魯藝也轉來了檢舉張克勤是特務的材料。康生把張克勤定為特務，理由是：1.張克勤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國民黨特務容易從他下手；2.張克勤來自國統區，國統區中共組織已被國民黨特務滲透；3.張克勤家庭背景複雜，父親和妻子相繼叛變，他自己可能也已叛變；4.張克勤與國統區至今保持聯係；5.西安三青團報紙已刊登張克勤叛變的消息；6.魯藝有人揭發他是特務。康生的邏輯是：如果張克勤不是特務，延安還有誰是特務？於是下令逮捕張克勤，開始晝夜不停地審訊他。向張克勤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怎麽到延安的？張克勤把到延安的經過說了一遍。第二個問題是：你到延安來幹什麽？張克勤說自己是蘭州黨組織派到延安來學習革命理論的。張克勤直到這時還保持鎮靜，以為不過是審查他的曆史，這種情況他遇到不止一次了。但第三個問題完全把他問懵了：有人揭發你到延安是搞特務的。張克勤堅決否認：“我沒參加特務組織，而參加了黨組織。”審訊人員大喊大叫：“你狡辯！比你地位高、年齡大的人都交代了，你還敢抵賴？”康生下令對張克勤實行車輪戰、突擊戰和神經戰，三天三夜不讓他睡覺，十九歲的張克勤終於支持不住了，承認自己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康生初戰告捷，要利用勝利的東風製造輿論。有輿論才有壓力，有壓力才能震懾特務分子。幾天後康生召開檢舉坦白大會，他在大會上說：“今天召開坦白、規勸大會，現在由張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務活動！”
臉色蒼白的張克勤走上講台，痛哭流涕地控訴國民黨怎麽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務們猛醒，趕快交代問題。自己帶頭揭發，一口氣交代了十幾個特務。他還談了自己的轉變過程，衷心感謝黨組織對自己的搶救，一定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張克勤事件”掀起審幹高潮，從整風變成審幹，從審幹變成抓特務。手段從人身侮辱、恫嚇、車輪戰等升級到用刑。
三
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級參謀胡公冕按照事先議定的日程到延安與中共談判。胡公冕原為中共黨員，後投靠國民黨，但一直同情共產黨。康生認為胡公冕是來聯係延安特務的，所以在他到達延安的前一天夜裏下令大逮捕。4月1日夜裏逮捕了多少人沒有準確的數字。據任弼時秘書師哲回憶，超過四百人。這些人都是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有自己的邏輯：“有材料還需要審問嗎？先抓起來再說，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審問就是為弄清問題。”先逮捕人，後逼供口供，這是康生慣用的伎倆。關押在窯洞裏的人，除夜間連軸轉逼供外，還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為特務，對他們精神上的打擊太大，超過對肉體的折磨。自殺的，逼瘋的，哭喊的，充滿陽光的世界變成悲慘世界。這就是延安的搶救運動。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七十年的回憶與思考》中寫到他親眼見到的搶救的“慘狀”：“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來不時湧上心頭……那時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說，‘這裏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麽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裏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麽？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訴我：他們都是被‘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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