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個名稱,源自台南西拉雅族的台窩灣社(Tayouan / Tavoan),並非漢語原創。荷蘭人轉譯為Teyoan、Taioan、Teyouvan、Tayouan、Taiyouan或Taiyouhan。閩南人轉譯為“大員”、“大苑”、“台員”、“大灣”或“台窩灣”。最早稱“台灣”的,是明鄭政權。鄭成功的戶官楊英《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就稱台灣為台灣。歐洲對台灣的舊稱“福爾摩沙”,源自葡語Ilha Formosa,美麗島的意思,名稱本身沒有惡意。
中國曆朝曆代,都認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國主可以指引世界發展方向。實際上,卻有夷夏大防。明朝對澎湖列島行使主權。台灣雖然離澎湖隻有五十公裏,明朝卻從未宣示或行使對台灣的主權。天啟四年的澎湖海戰,明朝官員還主動建議荷蘭人轉移到台灣。
中國船民遇海難、漂流到台灣的事情肯定發生過。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其它周邊國家的船民身上,沒有什麽特別的。直到十七世紀初,台灣還是原住民的台灣。或許有零星的華人,但是沒有形成規模。
改變這一點的,恰是倭寇。
台灣蓮東,2023年
倭寇以其盜賊身份,曆來為正史所不屑。但一些倭寇頭目還是在曆史上留下了印痕,尤其在他們已經發展到官府不能忽略的時候。明朝中後期出現的汪洋大盜,聲威遠超以前真倭,是對朝廷海禁政策的莫大諷刺。
汪直(?—1560年1月22日),又名王直、五峰,號五峰船主,徽州歙縣柘林人,大型武裝海商集團倭寇首領。嘉靖十九年(1540),汪直在廣東跟人合夥造船,並走私到日本、暹羅等地。受日本肥前國大名鬆浦隆信禮遇,得以平戶島(今屬長崎縣)為基地。三十一年(1552),吞並福建陳思盼集團,在平戶立國號“宋”,自稱“徽王”。其時東南沿海海商多自甘為盜,而“海上之寇,非受直節製者,不得存”,汪直是名副其實的海盜之王。三十二年,遭總兵俞大猷圍剿,遁走日本。三十七年在杭州就擒,翌年斬首。汪直死後,海盜群龍無首,倭患反而更加嚴重。日本人尊汪直為“大明國的儒商”,平戶立有他的銅像,甚至在2000年到歙縣修建汪直墓。
汪直之後,林道乾接收其麾下倭寇,因而成為閩粵最大的倭寇首領。其人生卒失考,籍貫也不確定。《潮州府誌·卷三十八·林道乾傳》說他是潮州惠來人,早年曾為縣吏。學者李贄(1527-1602)認為,以他的才能,可以當郡守。
嘉靖年間正是海禁趨嚴時候,道乾下海,當了倭寇,在岸是土匪,離岸為海賊。四十五年(1566),他跟一眾真倭假倭,被俞大猷、戚繼光(1528—1588)追剿,逃到台灣雞籠山。在雞籠山他擔心被真倭吞並,所以轉移到了台灣南部的赤嵌(今屬台南)。他殺原住民。
永樂年間鄭和出洋時,曾到過雞籠山,得以就近觀察東番——原住民。問題是台灣有三個雞籠山,一個又叫基隆山、今屬新北市瑞芳區,一個在基隆港和平島上,還有一個在今天的台南市白河區。張廷玉《明史·列傳第二百十一·外國四》:“雞籠山在彭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邇。……中多大溪,流入海,水澹,故其外名淡水洋。”雲林縣有個北港。根據方向和離泉州距離,可以排除台南和雲林。另兩處挨得近,但隻有新北雞籠山有較大溪流,所以林道乾落腳的,是新北雞籠山。新北雞籠山附近的九份老街,現在是旅遊熱點(我沒去過)。
隆慶元年(1567)十二月至二年三月,道乾攻打澄海縣溪東寨。破寨後接受招安,被安置在潮陽縣招收都下尾村(今屬汕頭市濠江區)。但仍招募倭寇,附者日眾,延禍四方。
萬曆元年(1573)三月,總兵張元勳圍剿,逃到占城(今越南中部),後回潮州,經呂宋,奔暹羅。四年(1576),到渤泥(北大年蘇丹國,今泰南三府)。八、九年(1580-1581),明朝聯合葡人、柬埔寨和暹羅圍剿,亦未成。
道乾幫助勃泥攻破安南(今越南北部),女王拉圖·比魯(Ratu Biru)以女妻之,當地人將北大年港命名為“道乾港”。
此一時期,台灣成為倭寇作業的避風港。
李旦(?—1625年),福建泉州人,小名習,教名安德魯(Andrea Dittis),綽號為“Captain China”,人稱甲必丹李旦。倭寇首領,在明朝、台灣、日本和東南亞等地,周旋於東西洋人之間,從事武裝走私和海上劫掠。原在東南亞經商,1607年轉至日本長崎,從事朱印船貿易。朱印狀,是日本江戶幕府頒發的外貿許可。李旦海盜集團在台灣設據點,他們作風強悍,不憚原住民襲擊。
李旦有一位副手,叫顏思齊(1586—1625),漳州海澄人,字振泉、樞泉,教名為伯鐸(Pedro),以Pedro Chino聞名。武功高強,受人尊重。
李顏集團跟荷蘭人、英國人合作,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作對,分別對待。1624年,集團跟荷蘭東印度公司配合,劫掠荷蘭敵國葡萄牙、西班牙船隻,利益分成。集團組織漳泉貧苦人民渡台,在魍港(今嘉義、台南一帶)定居,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提供資金、農具、耕牛,為華人有意在台定居、開拓的肇始。
李、顏之後,他們在台灣的人馬和財產由鄭芝龍繼承。鄭芝龍(1604—1661),小名一官,字飛黃,教名尼古拉斯·加斯巴特(Nicholas Gaspard),人稱尼古拉斯·一官(Nicholas Iquan)。生於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父親是泉州小吏。天啟元年(1621),鄭芝龍去澳門投靠舅父黃程。在這裏,他接觸各國海商,學講葡語、學做生意。天啟三年,他受黃程委派,押送貨物跟李旦到平戶,成了李旦的手下。在平戶,娶倭女田川氏(1601—1647)為妻,女大三!翌年(1624)8月27日(舊曆七月十四),田川氏於平戶島千裏濱生子鄭森。
1624年初,經李旦推薦,鄭芝龍前往澎湖擔任荷蘭人的翻譯和通事。他懂閩南話、南京官話、日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和荷蘭語,可算是智勇雙全。9月,荷蘭人轉移到台南。他幫荷蘭人截擊往馬尼拉與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式帆船。
1625年4-5月間,他前往金門、廈門,專事海盜作業。8-10月,李旦、顏思齊先後去世,鄭芝龍接管他們在台灣的人員和財產。從此自立門戶,改名芝龍,不再稱一官。他以台、金、廈等為基地,劫掠閩粵。明朝剿而不能,轉為招安。天啟七年(1627),授浯銅遊擊。崇禎元年(1628),封五虎遊擊將軍。崇禎十三年(1640),擢潮漳總兵官加都督同知。他雖然接受招撫,但沒有停止海盜作業,擁有部眾三萬、船隻千餘。亦官亦商亦盜,幾乎壟斷中外貿易。他戈堅甲利,曾擊敗副總兵俞谘皋(俞大猷之子),斬殺競爭對手許心素、劉香,先後在廈、金擊退荷蘭人進攻。
1639年,日本開始實施嚴格的鎖國政策,隻允許荷蘭和中國商船進出,而且一口通商、隻能在長崎出島。鄭芝龍趁此機會,進一步擴大貿易網絡,以致曆年進出長崎的華船(大部分是鄭芝龍的)數字,要比荷蘭多出7-11倍。
崇禎十七年(1644),帝縊。八月,南明弘光帝分封鄭芝龍和三弟鄭鴻逵南安伯和靖魯伯。清順治二年(1645),弘光帝被捕殺。閏六月,鄭氏兄弟聯合其他遺臣,在福州擁立朱聿鍵,為隆武帝。鄭芝龍受封平虜侯,不久晉平國公,掌軍政大權。八月,加封太師。在南明這個小朝廷,鄭芝龍位極人臣。
順治三年(1646),泉州同鄉洪承疇勸降,許以閩粵總督官位。十一月十五日鄭芝龍降清,被帶到北京,撥入漢軍正白旗。十一月下旬,清兵臨泉州,田川氏自縊守節。五年,授一等精奇尼哈番,隸漢軍正黃旗,並授內大臣。十年,封同安侯。
順治十二年(1655)褫爵逮捕。康熙元年(1661)秋決。
鄭氏師夷長技以製夷,跟西洋艦隊多次交鋒,未有敗績。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林則徐、李鴻章就做不到。後來替康熙帝率水師征服台灣的施琅,原本是鄭氏父子的部將。鄭氏在李、顏的基礎上,大量招募漢人移民到台灣,進一步加強台灣跟中國的聯係。這兩項,是他最重要的曆史遺產。
明朝自始至終,都在跟倭寇纏鬥不休。倭患嚴重,所以才出戚繼光(1528—1588)這樣的抗倭英雄。殊不知,倘能開海貿易、同時遏製倭患,才是真正的英雄。但這樣的英雄,不但明朝沒有,清朝也沒有。
南明的存在,依賴鄭芝龍這樣的倭寇。在鄭芝龍一方,是骨子裏的儒文化、忠君思想。在南明一方,是走投無路、別無選擇。
而李旦、顏思齊和鄭芝龍組織的渡台華人,就成為台灣最早的中國移民。
跟馮總學曆史,照片拍的也棒:)
也給你拜年:))
清朝統一了台灣以後就已經在台灣實習了有效的管理和統治。有證據表明,台灣的學子還參加了國家的科舉考試。要是非要按你說的’完整’說法,雲南貴州還有很多土司製度,又怎麽算?
倭寇裏有福建和浙江的沿海華人。但不等於大部分的倭寇都是華人。倭寇的起源是貿易的債務衝突。一些商船帶走了日本貨物,途中遇到了風暴損失了。無法回到日本結賬,使日本人糾集武士來中國討債。因為中國軍隊主要應對的一直是北方遊牧入侵。對海防也沒有什麽措施。結果讓日本人嚐到一些甜頭以後,就有人以到中國搶劫為生,回去炫耀自己的勇氣,形成倭害。如果僅僅是海盜中日貿易,琉球人更有條件來做這事。為什麽是日本人是有些曆史的原因。與日本武士文化有關。不是部分中國人參與決定的。
先得定義啥叫中國人。鄭成功之流並非中國人。鄭成功是半日本人半閩人。或者說是南島係人。他在海上遊蕩,就好比大草原上的蒙古部落一樣。算內蒙的外蒙的還是青海的哈薩克的?但肯定不是中國(中原)的。滿清旗人算中國人嗎?嚴格來說是殖民統治中原的人,相當於英國人統治印度。英國人帶著一棒子印度兵打下了緬甸,就是所謂滿清占領台灣。並不是印度占領了緬甸。而是英國占領了緬甸。印度打敗孟加拉才是印度的勝利。所以真正的中國統治和規模化移民台灣都是二戰以後。前麵那些移民都不是中國移民。相當於從南蒙移到北蒙。都是蒙古人。都是南島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