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司先生

實際上總司是他的名，在這裏公布他的姓好像不太公平。他來訪的時候，我們完全按照美國的規矩，直呼其名，沒有喊某某先生。

他年輕時留美，跟老板相識、成為朋友。回去之後，成為我們那個學科在日本的元老之一。幾十年來，他們交情不斷。

總司從東大退休後，又在早稻田幹了些年。他來訪的時候，還在一所女子大學帶學生。老板請他來，是想說服他來替他管實驗室。老板是副校長，公務繁忙，顧不上這攤子事兒。

頭一天，老板將總司帶到實驗室，介紹給大家。老板指定我負責接待。他本人是淩晨四點鍾開始上班，而總司年事已高，不能跟他同步，須要另外的人接送。我剛好跟老板住同一個方向。所以每天早上，我開著那輛老福特，去老板家接總司去實驗室。白天全程陪同，從工作到午餐、晚餐。晚餐後再將他送回老板家。老板特別囑咐，提供一切方便，務必讓總司滿意。所以接下來幾天，我跟總司朝夕相處，基本上是形影不離。

總司誇我駕駛穩健。老板開一輛很拉風的紅色跑車。總司說，像警匪片裏賽車追蹤一樣驚險，常讓他提心吊膽。老板帶他到河裏劃船，晃晃悠悠，也讓他膽顫心驚。他這個東京人，不知道對我說了多少次，“才兩個人，一棟大房子，才兩個人！”他是指老板的河濱別墅。也有讓他得意的，老板夫婦請他到水療池一起共浴，“仨人一起！”這個待遇，我們可沒享受過。

我們帶總司去吃飯，各種飯都吃。有天晚飯特地帶他去本地最好的一家日本餐館。吃完後他說了實話，“不咋樣，還不如我的手藝。”不該帶他去的，他還沒到想吃日本飯的時候。

在實驗室，總司見我還在用模擬的功率計，告訴我，“怎麽還在用這種老古董？早該換了，換個數字的。”我問多少錢。他說不貴，才兩千美元。我意識到當時日本在本學科的投入不小，因為在美國我們算是富裕的實驗室。

我改進實驗裝置，總司在一旁觀察。他熟悉所有的物什。突然看到一個白色的特氟龍附件，他睜大了眼睛，“這是個什麽玩意兒？”我停下來給他解釋，這個附件是幹什麽用的。他幹了一輩子，不知道那是個什麽玩意兒。那個時候，我才領教了日本人的謙虛。你要是知道他不知道的東西，他是謙虛得不得了。

我跟總司交流，完全沒有障礙。隔壁實驗室走了的王兄，是東北一位要員的公子，來美前在日本呆了八年。他給我講過不少日本的故事。日本人喜歡琢磨，善於學習。東京地鐵一開始上下車很擁擠。工程師根據人流，加寬車門，上下車就不再擁擠了。一九九八年長江洪水泛濫，日本舉國上下都在議論，似乎是他們自己的事。日本發射衛星失敗，王兄在公司嘟嚕了一句，“衛星不一樣，技術公開發表的少，不容易學，所以失敗。”舉座默然。

雖然我們相處的時間不長，但是我從王兄那裏獲益匪淺。我開始在工作和生活中，實踐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多琢磨、勤學習，凡事行之有效的就堅持、甚至加以改進，行不通的堅決改掉。積久成習，我確實有一些日本人的做派。所以在總司來訪期間，我跟他在實驗室裏相處得很融洽。多少年後，我去吉隆坡開會。當地華人說我像日本人，“形似，神更似！”這還不算，東京某公司的代表直接跟我講日語，我開口講英語讓他大失所望。

既然是朝夕相處，那當然是無話不談。總司問我是哪兒人。我說武漢。他馬上在白板上畫長江，然後標出武漢的位置。

我大致知道日本有些人否認日華戰爭。我問總司怎麽看。他回答，對於他來講，那場戰爭根本就沒發生過。我說，看來我們學的曆史大不一樣。他說，那都是過去的事了，你不要擔心這個。

我直接問他，您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嗎？他回答很幹脆，“是。”我都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他還提到李遠哲，“講很流利的日語！”讚歎不已。我知道，李遠哲在日治時期學的日語。他反對國民黨，而國民黨怕共產黨，所以他不反共。

總司年事已高，喜歡心無羈絆，無意留下。他最後拒絕了老板的邀請。

他離開之前，我送他一盤殷承宗的鋼琴協奏曲《黃河》。我當然知道這音樂的含義。作為禮物，這是再恰當不過的。

他收下了，跟我告別。

2022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