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現存世界上最早有確切紀年的印刷品為唐懿宗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西元868年5月11日）雕版印刷的《金剛經》，上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發現，字體正楷，今藏大英圖書館。北宋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上世紀初在內蒙古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王朝文獻中有不少的活字印刷品，屬於現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部分流落到了俄羅斯，部分流落到了英國；西夏大體與宋同期，也尊儒。印刷術的出現，在知識傳播和古籍整理方麵，有革命性的意義。信息的傳遞，不再一味依賴手工書寫。當然在進入電腦時代以前，手工書寫仍是信息傳遞的常態，印行的文字隻占少數。
早期的印刷品都是手寫字體，因為是根據手工書寫製版。印刷體出現之後因為字體相對穩定，逐漸形成規範，反過來成為手工書寫的參照標準。但是印刷術的出現並沒有改變手寫文字是信息本源的事實，識文斷字的困難照樣存在。除翻刻外，印刷品中一般性地存在對手寫文字的誤讀，對古籍研究構成新的障礙。這種障礙，不可小覷。在一九三零年代初，兩位傑出的史學家陳垣和陳寅恪曾經有過一場筆談，遺墨尚存。筆談的內容，是討論一個人的名字，《元史》和《太平樂府》中為“不忽木”，《元典章》中為“不忽術”，不明究竟。陳寅恪提到，龜茲王的名字，《舊唐書》作“蘇伐勃駚”，《新唐書》作“蘇伐勃駃”；他看到這位國王的文告，其名為“蘇伐勃駛”，新舊《唐書》都錯。這個錯誤，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改過來。陳垣則提到當時印行的《元典章》中錯訛處上萬。
這裏羅列漢語文字形態方麵的通識，是為了初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古籍失佚的普遍和嚴重。二是古籍整理的障礙和困難。這兩個問題不是分開的。古籍失佚嚴重，傳世古籍有限，使得古籍的整理和研究缺乏背景資料，難度倍增。反過來講，傳世的古籍我們不能有效整理，實際上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失佚，文化還是流失了；當然隻要古籍存在，我們以後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可以整理研究。
古籍的散佚十分嚴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早已湮沒。傳世古籍中存有篇目的文獻絕大部分都不幸失佚了，留存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而且還經常不完整。其它文稿失佚的比重，就不知道有多高了。傳世古籍在傳抄、印刷過程中發生錯誤，或者在原作名下，肆意篡改文字，這是第二種形式的失佚。幸存古籍得不到有效研究，文化得不到繼承和發揚，等同失佚，這是第三種形式的失佚。三種失佚相疊加，中華傳統還剩多少，可想而知。
古籍失傳，有客觀的原因。文字載體各有局限。甲骨狹小，青銅易腐，石頭受蝕，木板招蟲。簡書搬運“汗牛”，儲藏“充棟”；沒有大型建築，裝不下許多書。帛書嬌貴就不說了，紙張受潮黴爛，幹燥脫墨，蟲蛀鼠啃，火災焚毀，都是問題。古代隻有富貴人家才有像樣的書房，沒有向公眾開放的圖書館、保藏文物的博物館。富貴者帶進墳墓的，往往包括生前最珍愛的文物。這是這些文物的幸運。它們進入地下無氧環境，有的可以保存得更久，而且地下既沒有兵荒馬亂，也沒有政府焚書。近代以來，不斷有文物出土，其中不少是珍貴的古籍。列強收藏了不少中國文物，也不全是壞事，一方麵這些文物可以得到更好的保管，另一方麵正好反映中國古代文化的普世價值。
但客觀原因，跟人為的破壞相比，就不是原因。
司馬遷是繼孔子後，中國史學傳統的標誌性人物。在他生前，漢武帝有生殺予奪之威，令他受盡屈辱。武帝忌憚的是太史公的春秋筆法，影響及於身後，恰好反映信史的威力。一部《史記》，皇皇五十萬言。原書雖藏之名山，卻不能傳之久遠，跟副本分別失蹤了。竹簡入土兩千餘年，墨字猶清晰可辨。《史記》原書失蹤，跟它是禁書的狀態是分不開的。《史記》文字在漢代，雖王侯亦不得一窺。
曆代都有禁書。漢武帝、整個漢代，都不算是惡劣的。相反，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漢朝拯救了中華文化，搜集整理了不少的書籍。秦焚書，文字變成煙塵，中華典籍遭受毀滅性打擊。到漢朝開始整理《論語》的時候，隻能搜集到一些支離破碎的殘片，所幸從孔子宅壁找到足本。其它多數著作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了。
焚書坑儒，焚燒的主要是簡帛，金石不可燃。秦始皇做不到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舊”都做到了。炎黃子孫搗毀了黃帝、炎帝、倉頡、孔子的陵墓。損毀文物、書籍無數，其中不少是石刻文字。安徽省滁縣宋朝蘇軾書、歐陽修文《醉翁亭記》石碑上，字跡被鑿去一半。浙江省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線裝書，達八十噸之多。連偏遠的雲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都在忙著燒書。這是空前的文化浩劫，野蠻到了瘋狂的程度。
權力的傲慢，比較輕微的就是避諱製度。《漢書·敘傳》避漢明帝的諱，稱莊子為嚴子。《等慈寺塔記》避李世民的諱，稱王世充為王充。唐肅宗痛恨安祿山，不讓地名用“安”字，安定郡改保定。避諱擾亂語言秩序，給後人造成困擾。但權力是一時的，會過期作廢。真相是永恒的，常會還原。現在我們知道，莊子還是莊子；漢明帝是誰？而且後人掌握了避諱的規律，還會用來判斷文本的年代。如馬王堆《老子》甲乙兩種，甲本有“邦”字，而乙本改為“國”，年代分別在劉邦稱帝前後無疑。
書文在傳抄、印刷的過程中，因為辨識書法的困難而發生錯誤，屬於無心之失，稍可原諒。純粹因為疏忽而發生錯誤，屬於敷衍塞責，誤導後人應該受到批評。發現前人書中的錯誤，再版時可以加注修正，也可以另行出書專門校勘，或者另起爐灶、寫自己的書，但不能假借原作名義逕行刪改，盜名欺世。漢以後《尚書》屬於五經之一，也遭到肆意篡改，出現偽書。這樣的行徑，要遭到譴責。
書籍是文明的血液。古籍流失，就是文明肌體受傷失血，妨礙社會進步。古籍每丟一件，文明就減一分，社會就受傷一次。別的且不說，這裏單說醫藥，事關人民健康、國家福祉。中醫藥典籍的流失極為嚴重。《漢書·藝文誌·方技略》存目的醫經有七家、經方十一家，隻傳下《黃帝內經》一家，《黃帝外經》、《扁鵲內經》、《扁鵲外經》等六家醫經和全部經方都失傳了。扁鵲是名醫，但他的醫書失傳了。東漢華佗也是名醫。《後漢書·華佗傳》記載他施行手術，涉及麻醉、切割、清創、縫合和敷膏等各個環節，不可能是杜撰。但是他也沒有留下醫書。到宋朝，中醫基本不做手術了。馬王堆漢墓中發現醫書十四種，全都是佚書，《漢書》未有提及。其它失傳的民間醫術、藥方，完全無法估量。
中醫四大經典之一、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中醫辨證論治的奠基之作，但在他身後流傳不廣、散佚嚴重。宋仁宗時期發現殘本，如獲至寶，整理成《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出版發行。跟仲景原書比，體係早已打亂，根本上也不完整。一部醫書八百年都不過時，想來令人悲哀。但是還不能這麽想，因為這些古籍，今天仍然是中醫教育和實踐的基礎和核心。
文明和文化是整體性的。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中西醫的此消彼長，原因並不局限在醫學本身。西醫現代化的關鍵是生理學、微生物學和藥物化學。這些新興學科的建立，跟十二世紀前後、中國尚處於宋朝的時候，歐洲開始興建大學和公共圖書館、科學文化整體進步是分不開的。經過八百年的持續發展，西醫在基礎理論和整體療效上超過了中醫。大學和公共圖書館的建立，極大促進了書籍和知識的保全和傳播，使科學文化得以連續發展。反觀同期中國，沒有建立公共圖書館和現代意義的大學，雖然書籍散佚的問題得到緩解，但是以前古籍大量散佚，新舊書文的傳播受眾有限、效率低下，學術研究缺乏連續性、係統性、專業性，發展步伐放緩，最終社會和科學文化整體落後。
《永樂大典》保存了一批後來失傳了的文獻；《四庫全書》亦然；二十年前，《續修四庫全書》修成，包括了原四庫館臣所未見或禁毀之書，以及後來一批出土之物，對文化之保存或有大功焉。與《四庫》不同的是，《續修》用的是照相排版，對原書一字未改（也無法改）。小遺憾是，如果原書某些地方模糊不清，那《續修》也是模糊不清，無法閱讀。
紙質書籍保存不易的主要問題在於火災。曆史上有多少書籍毀於大火！天一閣的建成也是多少年的經驗才累積起來的。
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一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重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