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翳障（1）

我們對於今天發生的事情，都經常有不同的看法，想要了解曆史文化、還原曆史，難度不知道要大出多少。了解曆史文化，主要依靠文字，實物可以作印證。僅有實物、完全沒有文字記載，有時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麽東西。一九七六年考古學的重大發現，陝西省神木縣石峁遺址，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晚期的，規模宏大，但是由於缺乏可靠的文字記載，到現在也不能提供一套令人信服的說法，取得的新知識有限。眼見為實，不等於眼見為識。人的活動，如果沒有文字記錄，有時就像沒有發生一樣。這種情形下，文字的力量，卻是通過文字記錄的缺失來顯現的。

僅有文字、沒有實物，有時也有問題。《詩·邶風·靜女》中有一句“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是什麽，曆來說法不一。“社稷”中的稷，應當是上古時期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但究竟是何種穀物，也爭論了好些年。古代的穀物不能保留到現在，而植物分類學到近代才產生，所以眾說紛紜。

 

文字的形態有很多種。四千多年以前的陶符，今天無人能識，所以不能確認為文字。清末開始發現的甲骨文，年代從商朝晚期延續到春秋時期，是迄今確認最早的漢文字形態之一。龜甲、獸骨作為文字載體，是極耐久的，三千多年不會變質。據說清末有人以刻有文字的商代龜甲充當中藥材龍骨，但是真正的龍骨是古生物化石，商代龜甲還不夠久、還沒有石化。上古時期“社”和“稷”最重要，社是土神。甲骨文都是卜辭，占卜的記錄，跟社有點聯係。迄今發現的甲骨文，有五千多個字，認識的大約三分之一。

迄今發現的金文，最早的到了商朝中期，比已經發現最早的甲骨文還要早。金文鑄在金屬上，主要是以青銅鑄造的鍾和鼎，“鍾鳴鼎食”的鍾和鼎，用以紀事。盛行於商周時期。金文比甲骨文正式，也好認一些，發現了三千多字，能認的一千八百多。到西周晚期，金文的字體變成了大篆。最早的石刻文字，其年代還沒有定論。唐代開始有石鼓文拓片，已經失傳了。現存最早的是宋拓，大篆字體。

現存最古老的漢字書籍，是一九九三年從湖北省沙洋縣郭店戰國時期楚墓中發掘出來的，有數部簡書，包括《老子》和若幹佚文。字體是稍許隸化的大篆，筆畫靈活、有韌性，好看但不好認；已經發表的釋文並不完善、岐見尚多。作為文字載體，竹簡經腐耐蟲，還可以成書。發掘的時候，這批竹簡尚泡在泥水當中。清除掉泥渣之後，墨字還是清晰的，很了不起。

木牘的尺寸適合一般公文和書信，但木材招蟲易腐，保存下來不容易。一九七五年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中發掘出的黑夫和驚兩片木牘，是已經發現最早的家書。

春秋時期《墨子》中不止一處提到“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集中反映了當時流行的書寫方式。春秋及更早時期的竹帛文字哪裏去了？或毀滅於當時或後世；或長眠於地下；或散落於民間，包括海外，以為奇貨可居。棉花並不是中國的本土植物，宋以後才廣泛種植。此前的布料，一是麻，產量高但粗糙，普通人穿；一是絲，柔軟但是產量低，富貴者才穿得起。麻不適合於書寫。絲帛平滑、柔軟、輕便，宜於書寫、攜帶，被認為是上好的書寫材料。但絲無論是做衣物，還是作書寫材料，都太嬌貴，不容易保存。一九七三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漢墓，是考古學上有關帛書的重要發現。發掘出帛書之後，得趕緊將它們放進充滿氮氣的塑料袋中，不然就全毀了。整理研究隻能根據拍攝的圖片。

 

現存古籍中“紙”這個字最早出現在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簡書《日書·甲種》文中，意味著可能造紙至少從秦朝就開始了。要想證實，得找到實物，因為文字除了寫實，還可以表示想象。有其字，不等於有其物。漢語中有“龍”字，不等於真的有龍。我們沒見過龍的活體或者化石，沒有實證；沒有翅膀而可以飛翔，違反科學。可以肯定紙張作為書寫材料，當時尚不普及，否則這些文字就不會書寫在竹簡上了。

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紙張開始取代竹簡，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最早的紙多是麻紙。麻實在是古代重要的經濟作物，可以織布成衣，可以結繩織網，還可以造紙，涵蓋物質和精神兩個文明。甘肅隴南西河麻紙用構樹皮作原料，還是叫麻紙。北宋《新唐書》提及宣州貢紙，宣紙從唐朝開始聞名。當時宣紙不一定含青檀皮，後來青檀皮卻成為製造宣紙的關鍵原料。近些年青檀皮漲價，宣紙價格昂貴。東晉王羲之沒用上宣紙，卻成了書聖。

紙壽千年，隻要條件適宜。本世紀初，在甘肅省敦煌市玉門關廢墟中，發現了一塊西漢年間的麻紙碎片，上麵清晰可辨的漢隸文字有二十來個。這是目前已經發現最早的墨書紙之一。西晉陸機的《平複帖》是現存最早的紙質名家親筆墨跡，一千七百多年以前的。字體為章草向今草過度，殘存八十六字，基本可認，但釋文爭議仍多。王羲之的年代比陸機稍晚。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當時存有真跡三千多卷。到宋太宗的時候，隻剩一百六十餘件。至如今王羲之的親筆墨跡一個字也找不到了，剩下的隻有摹本和碑文。

紙張普及之後，書法得到大的發展。東漢張芝創造了今草，其後的王羲之、唐朝的懷素是今草的代表人物。曹魏時期的鍾繇是楷書的開創者之一。早期楷書仍殘存隸意，一直到王羲之，甚至初唐褚遂良。直到唐朝中葉的顏真卿、更晚的柳公權，才脫盡隸意；一筆不苟，鐵畫銀鉤，字形嚴整，離印刷體不遠了。

各體書法，真正辨識可靠的是楷書，其次是隸書和小篆。其餘各體在辨識方麵存在著程度不一的困難，是古籍整理過程中的一個基本障礙。辨識的困難，對於小篆之前的字體，主要因為年代久遠，後來漢字構造有了大的變化；行書和草書美觀，但寫者隨意，變化太多，經常不好辨認。《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碑》是比較規矩的行書，辨識度較高，但也有少數字不好認，因為王羲之行書的木旁和提手旁不好分辨，隻得參照褚遂良的楷書雁塔碑。

跟雁塔碑比，懷仁動手集字在前，而成碑在後。唐高宗召褚遂良書寫《聖教序》和《聖教序記》。褚遂良的字好。但字再好的人，要跟王羲之比較，也會有心理壓力，所以褚遂良書寫的雁塔碑，筆畫改動的痕跡很多。褚碑建在西安大雁塔底層，遊客可以自由觀賞。但上千年來，首先注意到修改痕跡的，卻是日本人。所以古代的事物，我們就是親眼見到了，也不一定能明白究竟。

《聖教序》是皇帝的文章，經他人潤色定稿後，懷仁和褚遂良一個字也不能改，所以兩個文本是一致的。因為類似的原因，集字碑文中附上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到現在一千三百多年了，一個字也沒有變。在印刷術出現之前，並不總是這樣。在活字印刷之前，書籍多是“活字”；抄書人有意無意，變動原文。郭店簡書《老子》，長沙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兩個文本，和其它傳世文本，都各不相同。老子本人的親筆手稿早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