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之丘
《詩經》鳳凰鳴矣，於彼高崗；梧桐生矣，於彼朝陽
王陽明
少年奇人
奇異開端，寓示聖賢之路。
王陽明，原名王雲，1472年，明成化八年，生於浙江餘姚“瑞雲樓”。出生前夕，其祖母曾夢見祥雲送子而來，因而得名。奇特的是，他五歲前始終不語，直到一位過路道人輕撫其頭，稱“好個孩兒，可惜一語道破”，祖父遂悟“雲”字泄露天機，於是改名“守仁”。從此，孩子開口說話，天賦卓然。自幼浸潤於士大夫的憂患意識與社會責任，少年已顯不凡。麵相者觀其相，稱其“聖果可成”。這段傳奇般的開端，為他日後心學的奠基鋪下了象征性的伏筆。
意氣風發
劍氣豪情，誌在韜略。
王守仁少年時喪母，悲痛之餘潛心史書，尤以諸葛亮為楷模。然而他不止仰慕智慧，更心懷豪氣。又讀李白之詩，“儒生不及遊俠人”，覺儒生若無俠氣，終無大用。於是他縱情習武，結交豪俠，劍舞庭院，神采飛揚。偶爾任性逞勇，亦遭友人勸誡。他逐漸悟到，“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乃大不孝”。好勇並非正途，真正的立身之本，在於懂兵法、諳韜略，方能建功立業。於是他在少年意氣中，悄然轉向兵學之路。
落第舉子
失意科場，誌更堅毅。
新婚一年，王守仁偕妻返京，途經南昌謁見大儒婁諒，表明“成聖賢”的宏誌。婁諒告誡：“聖賢非天命，唯有身體力行，終身不移，聖賢亦可學。”並引《論語》《孟子》闡明“人皆可以為堯舜”。王守仁深受鼓舞，轉而潛研儒家之學。然科舉兩度不第，仕途失意。他嚐試辭章文章，卻不見突破。回顧少年時沉溺於任俠、騎射、辭章，均未得誌，他逐漸意識到，唯有返本修心，才是真正的聖賢之途。
初仕與鏟奸
初掌刑曹，敢立清規
王守仁二十歲考中進士，步入仕途。1499年，27歲的王守仁第三次會試，殿試中賜二甲第七名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初任刑曹小吏，正值冤獄橫行、吏治腐敗，他屢次直言不諱，敢於與權臣抗衡。囚徒被獄吏克扣口糧，以豬食人之糧，令人憤慨。王守仁巡視後立規：宰豬供犯，禁獄卒貪墨。他揭發獄吏受賄，嚴懲惡行，平反數案，聲名震動朝廷，奠定其清直聲望。時人皆驚歎，這位年輕官員不畏權勢，心懷公正。他心中始終銘記“為聖賢”之誌，視吏治清明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踐。雖隻是仕途初階，卻已顯現出後日“知行合一”的苗頭。
陽明得號
洞天開朗，自號寓誌
因勞疾返鄉，王守仁養病於石洞。洞內陽光映照，宛如琉璃，朝夕景致，清淨澄明。他興奮題字“陽明洞”，並自號“陽明”，以此為心誌寄托，正如蘇軾自號“東坡居士”。此後，“陽明”成為其一生精神象征。此號意寓“心中常明，光照天地”。自此之後，他在仕途與學術之間都以此為誌向，時刻警醒自己保持一顆光明之心。這個名字伴隨他一生，不僅成為個人精神象征，更與其“心即理”“致良知”的心學思想呼應，昭示著以心為本、以光明為道的哲學內涵。
獄中磨練
囹圄煉心，誌愈堅毅
1505年，正德帝即位，劉瑾閹黨專權。王守仁因上疏勸君行仁政，被廷杖四十，幾近喪命，入獄囚禁。眾人皆以為他前途已絕，他卻自信：此乃天命之劫，上天將賦予大任。他在囹圄之中靜心自省，暗自磨煉。他意識到外物不可依，聖賢之道唯在自身之心。鐵鎖與囚牆未能壓垮他，反而成為砥礪心誌的熔爐。此一劫難，正如鳳凰涅槃，使他更加堅定“修心以成聖”的信念，也預示他未來“龍場悟道”的大徹大悟。數月後獲釋，仕途轉折，由此踏上新的境界。
龍場悟道
龍場頓悟，心學肇基
因得罪權臣，王守仁被貶貴州龍場驛，境地荒僻，瘴癘叢生，幾無生路。他以孔子“君子所據，何陋之有”自勉，自築茅廬，教化苗民。正是在困境中，他忽然大徹大悟：聖賢之理不在外物，不在格竹格物，而在自身良知之中。自此，他提出“心即理”，一切道德根源皆在心中良知。這是心學的奠基之刻，從苦難與孤獨中孕育出光芒。知非外求，良知在心。去除蒙蔽，人皆可為堯舜。自此“心學”破繭而出。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心學成型
在貴州山中，王守仁逐步闡發“知行合一”。席書等學者聞名而至，他以《大學》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為例，說明知與行本為一體。心學至此成型，成為陸九淵之後的又一高峰。從龍場回歸，王陽明逐漸完善其思想。他指出：知與行不可分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隻知而不行，便是虛妄；若行而無知，則無所依。提出“知行合一”，不僅是學理創新，更是他踐行一生的原則。他講學授徒，強調“致良知”，學問即在人生的實際功用之中，而非空談書本。此言一出，震動學林，開創心學新局。
廬陵施政
仁心吏治，澤被廬陵
王陽明出任江西廬陵知縣，正值民生困苦，盜賊蜂起。平反冤稅，化解民亂。革除訟風，改善村鎮規劃，修建防火設施。他躬身入戶，體察民情，以仁政化民，開倉賑糧，修橋鋪路，設學堂教童子。百姓漸安，盜賊歸順。僅七月，民風大治，百姓擁戴。他以仁心吏治，奠定“能吏”聲譽。“致良知”的理念入政務，善政與德教並行，使一地為之一新。政聲遠播，朝野皆稱頌，王守仁由學問走向政事的結合，再次印證其“知行合一”。
講學弘道
講席風行，良知弘揚
四年放逐後，王守仁返京，與湛若水、黃綰結盟講學，興隆寺盛會，學子雲集。心學熱潮席卷京師，高官名流皆求教。然而主流排斥，三人最終被遣分任，不能再聚。
平定贛南
兵心並用，仁義定亂
江西、廣東交界處盜亂不止，朝廷命王陽明平定。不同於血腥征剿，他主張“先心後兵”，以勸化與恩信感召為主，輔以兵威。結果盜賊紛紛歸附，幾無血戰而定亂。此舉展現了他將心學應用於軍事的智慧，知人心、順民意，以仁義而取勝。由此聲望日隆，被譽為文武全才。返鄉省親，弟子徐愛隨行，反複問難。王守仁以“心即一切之根”解惑，強調孝心為本，枝葉方生。遊山水之間，寓學於樂，弘揚“學問貴在開悟”。
生擒寧王
智擒叛王，威望日隆
任太仆寺少卿，王守仁繼續講學，強調“心靜則見本心，本心即至善”。他修正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為“存天理去人欲”，以“去”代“滅”，去除世人畏懼，心學更具實踐意義。寧王朱宸濠叛亂，聲勢浩大。王陽明鎮守南昌，運籌帷幄，避其鋒芒，以奇謀智取。數月之間，便生擒寧王於軍陣。此役震動朝野，立下不世之功。朝臣稱頌其文武雙全，明武宗亦驚歎。王陽明卻將功勞歸於皇上與眾將，表現謙抑，避免樹敵。此役使他威望達到頂峰，也使“知行合一”的學說更添實踐光輝。
知行論戰
德武並施，功業初成
南贛巡撫，王守仁以“德治+兵法”平定亂局。他組建民兵，以少勝多，兼剿撫並用，秩序重建。此役成就其“立功”之名，政治與軍事皆臻化境。在朝堂與學界，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受到舊儒質疑。他從容應對，堅持認為“知而不行，謂之不知”。他以自身從政、用兵的經曆為證，闡明心學之真義。與同時儒士的論辯，雖多紛爭，卻使學界思想激蕩。最終，他的理論逐漸被更多士子接受，形成學派，成為明代思想主流之一。
晚年歸田
破賊易，破心難
剿匪過程中，王守仁體悟：“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對小寇示以仁義，對頑寇恩威並施。成功安定一方後，他複歸講學，編刻《朱子晚年定論》，繼續推進心學。山寨招撫，寇眾放下兵刃，王守仁從容勸導。王陽明功成身退，屢次上疏請辭，晚年多歸於鄉間。雖體病纏身，卻依舊講學不輟，弟子雲集門下，傳承心學。他在講學中提出“致良知”的核心義理，教導弟子反省自心，不忘本真。他的精神風貌，不在權位，而在一顆常明的良知之心。即使風燭殘年，仍以傳道為己任。
致良知
謀略如神，平亂安邦
寧王朱宸濠謀反，王守仁急謀以離間計分化其部。待機出兵，前後夾擊，未待朝廷援軍，寧王已被生擒。此戰震動天下，王守仁威望達於極盛。“致良知”是王陽明心學的最高旨歸。他認為人人心中自有良知，無需外求，關鍵在於誠意、實踐。隻要時時反省，事事踐履，良知即可顯現。他用一生去印證此理：從少年的豪俠氣，到宦海沉浮，從囹圄之苦到講學之樂，最終歸於“致良知”。這不僅是學問總結，更是生命信仰。
傳習錄
一書傳世，心學永存
正德帝好武，欲自取平叛功績。王守仁謙讓，奏疏歸功於皇帝，方化解宦官構陷與帝王猜忌。此舉保全自身，也保存了心學繼續發展的空間。弟子輯錄王陽明的語錄與講學內容，成《傳習錄》，世世流傳。書中既有學術論辯，也有生活片語，真實展現其思想。與《大學》《中庸》相比，《傳習錄》更平易而切身，適合士子與百姓共學。後世學人皆以此為心學經典，對中國思想史影響深遠。
病榻遺訓
此心光明，何言足加
封“新建伯”之際，王守仁之父王華病逝。他遵製守孝，廣收弟子，講學不輟。雖受謗議，仍堅持弘揚心學。其學問自此漸趨成熟，影響廣遠。嘉靖七年（1528），王陽明病重，弟子環繞床前。弟子喪禮肅穆，請示遺言，他僅答：“此心光明，亦複何言！”言畢而逝，享年五十七歲。此言簡短，卻是對“致良知”的終極詮釋。弟子悲慟，王陽明神色安詳，微光映麵。心光明處，無需多言。其身雖逝，而精神長存。
千古流芳
致良知，三立完人
晚年，王陽明提出“致良知”，以良知為道德本原與理性原則，貫通知行，成為心學核心。1528年病逝歸途，享年57歲。《傳習錄》流傳後世，總結其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堪稱完人。王陽明身後，心學廣為流傳，不僅影響明清學術，更波及日本、朝鮮、東南亞。士人以之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指南。直至今日，“致良知”“知行合一”仍為人們所敬仰。他與孔子、曾國藩並稱“兩個半完人”，其思想穿越時空，成為中華文化精神的瑰寶。千古心學，照耀寰宇。廟堂香火繚繞，弟子與後學頂禮膜拜，山河浩渺，影響綿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