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之丘
《詩經》鳳凰鳴矣，於彼高崗；梧桐生矣，於彼朝陽
《國家為什麽會失敗》2015年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山東大學李增剛漢語譯本有關中國方麵的論述幾乎全部刪掉，或者根據需要重寫。
對照原著發現，譯文的“對《國家為什麽會失敗》的評價”打亂了原著排列順序。第二，譯者李增剛在《譯序》中並未提及他是否與出版社聯係，獲得同意後，才著手翻譯。然後，譯者把原著第244頁以後的插圖挪移到《譯序》之後，而且明顯是影印件。最重要的是，把最後一張插圖刪除。由此可見，此書的出版可謂是幾經扭曲，盜版翻譯的嫌疑極大。
盡管如此，該著作對信息封閉的中國大陸讀者而言，振聾發聵，認知啟蒙，效果極好，難能可貴。
我把原著第十四章中有關中國問題的小節補充在此，以供參考。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先生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因2012年合著出版《國家為什麽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而於202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本書探討一個問題：為什麽世界上隻有少數國家實現了從貧窮到繁榮的製度性跨越，而大多數國家未能如此？
他們提出了嶄新概念：政治與經濟製度的性質（inclusive 包容性 vs. Extractive 榨取性）不僅決定一個國家自身的命運，也會通過戰爭、殖民、貿易與思想傳播影響其他國家。
作者認為：“中國與日本的對比：19世紀中葉，西方衝擊下，兩國麵臨選擇。日本的明治維新推動製度革新，清朝守舊、拒絕開放，錯過工業化機遇。”而“真正危險的不是“貧窮國家”，是富有但專製的國家：它們利用科技鞏固權力、控製輿論，使製度更難演化。”因此得出結論：“繁榮的擴散，是人類追求自由與公正的共同曆史—但自由從未自動降臨，它隻能被不斷爭取。”
以下是第十四章“breaking the mold 打破僵局”譯文刪除的部分。
中國的重生
1949年，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最終推翻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1949年後建立的政治與經濟製度高度掠奪性：在政治上，實行中共一黨專政，自此不再允許其他任何政黨或政治組織存在。直至毛澤東1976年去世，他始終對黨和政府擁有壓倒性的主導權。與這種威權、掠奪性的政治製度相伴的，是同樣掠奪性的經濟製度。
毛上台後立即將土地國有化，一舉廢除各種私有財產權；他還處決了地主以及他認定為“反對政權”的其他社會群體。市場經濟基本被廢止，農村人口被逐步組織進入人民公社；貨幣工資被“工分”取代，用以交換生活必需品。1956年開始實行“內部護照”（戶口與遷移限製），未經許可不得流動，以加強政治與經濟控製。工業同樣全麵國有化；毛以蘇聯為藍本，推行“五年計劃”，企圖快速推進工業化。和所有掠奪性製度一樣，毛政權的目標是從其掌控的龐大國家中汲取資源。類似塞拉利昂政府通過“營銷委員會”壟斷農產品收購的做法，中國共產黨也壟斷了稻穀、糧食等的收購與銷售，以此對農民征收重稅。
1958年起，工業化嚐試演變為臭名昭著的“大躍進”（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推出）。毛宣布鋼產量要在一年內“翻一番”，主要依靠“小土群爐”（“土高爐”）在後院煉鋼；他聲稱中國要在15年內追上英國的鋼產量。問題在於，根本沒有可行的路徑實現這些目標。為了完成計劃指標，人們必須搜集廢舊金屬，甚至把自家鍋碗瓢盆、乃至鋤頭、犁等農具熔掉。原本應在田間耕作的人被動員去“煉鋼”，卻以毀壞農具為代價，削弱了自己乃至全國未來的糧食供給能力。其結果是中國農村爆發了災難性饑荒。盡管學界就毛的政策與同期自然災害（旱災）孰重孰輕存在爭論，但無人懷疑“大躍進”在造成約2000萬至4000萬人非正常死亡方麵起了核心作用。確切數字無從得知，因為毛時期中國並未係統統計足以記錄這些慘禍的數據。人均收入大約下跌了四分之一。
“大躍進”的一個後果是：中共高層的鄧小平——這位在革命中戰功卓著、又曾主導“反右運動”並迫害大量被視為“革命敵人”的高級領導人——開始轉變思路。1961年在廣州的一次會議上，鄧提出“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也就是說，政策看起來是否“像共產主義”並不重要，中國需要能鼓勵生產、養活人民的政策。
然而，鄧的小心務實很快受到打擊。1966年5月16日，毛宣稱革命受到“資產階級”勢力威脅，這些勢力企圖複辟資本主義，於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指導性文件《十六條》開宗明義：雖然資產階級已經被推翻，但它還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去腐蝕群眾、篡奪人們的頭腦、伺機卷土重來；無產階級必須在意識形態領域迎頭痛擊資產階級，用新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改造全社會的精神麵貌。當前的目標是“鬥倒一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
不久，文革像大躍進一樣，開始摧毀經濟與無數人的生命。全國各地成立了“紅衛兵”，這些年輕而狂熱的黨員被用來清洗政權的反對者；大批人被打死、關押或遣送“內部流放”。麵對暴力程度的擔憂，毛甚至表示：“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殺的人越多越革命。”鄧小平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派”，1967年被抓，1969年下放江西在拖拉機廠勞動。1974年在周恩來力促下獲“複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到1975年，鄧主持起草了三份重要黨內文件，若被采納本可引領新方向：恢複高等教育活力、在工農業中恢複物質激勵、清除黨內極左力量。當時毛健康惡化，而黨內權力卻愈發集中在鄧欲清除的極左派手中。毛的妻子江青與其同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組成“四人幫”，他們是文革與高壓路線的堅定擁護者，打算繼續以此為治國藍本。
1976年4月5日，悼念周恩來的天安門群眾自發活動演變為對政府不滿的抗議。“四人幫”把矛頭指向鄧，再次剝奪其全部職務，將之打倒。周恩來逝世後，毛並未讓鄧接位，而是扶持華國鋒出任代總理。1976年，在相對的權力真空中，華迅速累積了個人權力。9月，關鍵節點到來：毛去世。此前中共長期受到毛的個人主宰，大躍進與文革皆出自其主導。毛亡之後，出現真實的權力真空，不同願景與路徑的力量展開博弈。
“四人幫”謀求延續文革，以鞏固其與黨的權力；華國鋒希望拋棄文革，但又無法與其完全切割，因為其自身崛起即得益於文革。他提出“兩個凡是”（人民日報1977年表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鄧小平並不打算推翻共產政權以建立包容性市場製度，他與華一樣，都是由共產革命帶上台的一代。但鄧及其支持者相信：在不危及政治控製的前提下，可以實現顯著的經濟增長。其設想是在掠奪性政治框架內推動增長：人民迫切需要改善生活，而毛與文革已將一切有組織的反對力量鏟除。為此，他們不僅要否定文革，也要否定毛主義製度遺產的相當部分，認識到隻有顯著轉向更具包容性的經濟製度，增長才可能。他們主張擴大市場力量與激勵的作用、擴大私人產權空間、減少黨對社會和行政的直接幹預，摒棄“階級鬥爭”等概念；他們也願意引進外資、擴大對外貿易，更積極地融入世界經濟。盡管如此，真正建立包容性的經濟製度並顯著鬆動中共對經濟的控製並不在選項之列。
中國轉折點在於：華國鋒擁有權力，並願意用之對“四人幫”下手。毛逝僅一月，華即發動政變，一舉將“四人幫”抓捕，隨後在1977年3月恢複鄧小平職務。這一進程並非必然；接下來的關鍵步驟也並非注定，它們源於鄧在政治上對華的巧妙“反超”。
鄧鼓勵公開批判文革，並開始在各級黨政軍關鍵崗位上安插與他有相似遭遇、擁護改革的人。華國鋒無法公開否定文革，因而不斷被削弱；他進入權力中樞的時間較短，人脈與非正式關係網絡遠不及鄧。1978年9月，鄧在一係列講話中直接批評“兩個凡是”，提出應“實事求是”，而不是把“毛說過什麽”當作政策依據。鄧還巧妙地引導社會輿論，最典型的是**“民主牆運動”**（1978年），民眾在北京張貼大字報，公開表達不滿。
1978年7月，鄧的支持者胡喬木提出若幹經濟改革原則：賦予企業更多生產自主權；由價格在供需之間發揮調節作用，而非政府直接定價；更一般地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管製。這些主張在當時頗為激進，但鄧的影響力正在上升。
1978年11—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突破性決策：全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現代化，而非“階級鬥爭”。會議同時在若幹省份試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以衝淡集體化，向農業引入經濟激勵。第二年，中央承認“實事求是”的核心地位，並正式將文革定性為“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在這一過程中，鄧不斷把自己的人馬安插至黨、政、軍要害崗位；在未能迅速清除華的支持者時，他又創造“平行的權力基礎”。1980年，華被迫卸任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1982年，華退出中央委員會。鄧並未止步：1982年十二大與1985年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基本完成對黨和高層幹部的“換血”。對比1980與1985：26名政治局委員更替其21人；書記處11人中換了8人；18位副總理中換了10人——改革派全麵上位。
在完成政治上的再造後，改革派啟動新一輪經濟製度調整：
農業先行。到1983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全國推開；1985年，統購統銷（強製收購）改為更具契約性質的收購方式；農產品價格行政管製大幅放鬆。
城市方麵，國有企業獲得更大經營自主權；設立14個對外開放城市以吸引外資。
農村經濟率先起飛：激勵機製顯著提高農業生產率。到1984年，糧食產量較1978年提高了三分之一，而農業就業人數卻減少了，許多人轉向鄉鎮企業。1979年後，新企業被允許進入，與國企競爭；工業部門也逐步引入激勵機製，但此時尚未出現大規模“私有化”（要到1990年代中期方成規模）。
中國的“重生”，伴隨著從高度掠奪性的經濟製度顯著轉向更具包容性的製度：農業與工業中的市場激勵、隨後外資與技術的引入，使中國進入快速增長軌道。正如下一章將進一步討論的，這種增長發生在掠奪性政治製度之下——雖不如文革時期那樣高壓，而經濟製度在一定範圍內變得“部分包容”。即便如此，這些經濟製度的變革仍然是激進的：中國打破了舊模式，即使它並未同步改造其政治製度。
與博茨瓦納、美國南方一樣，中國的關鍵變化同樣出現在“關鍵節點”上——中國的節點是毛之逝去。更重要的是，這些變化具有很強的偶然性：四人幫失勢並非命中注定；若其贏得權力鬥爭，過去30年的持續增長就很可能不複存在。正是“大躍進”和“文革”造成的巨大災難與人道苦難，積累了足夠的變革需求，使得鄧小平及其盟友贏得了這場政治博弈。
以下是被刪除的插圖：文革初期，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大轎子抬著《論共產黨員修養》作者，國家主席劉少奇。二轎子抬著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他夥同其他修正主義分子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梧桐之丘使用文革語言解說）
榨取式製度吞噬其子孫：文化大革命與“被貶的知識分子”1967年，作者：翁如蘭，（阿姆斯特丹社會史國際研究所IISH搜藏）
這就是半封建、半奴隸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