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動蕩：國家上升期的矛盾激化與不穩定性

  8月底至9月初，印度尼西亞成千上萬民眾走上首都雅加達和各地街頭，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並逐漸演變為軍警和民眾的衝突，已造成多人死亡。

 

 

    本次事件的導火索，是印尼政府擬提高國會議員津貼，引發民眾不滿。而根本上，是近年迅速發展的印尼，經濟成果受益不均、物價大漲、社會階層再次分化下，許多中下層民眾憤怒的爆發，也反映了國力上升狀態的印尼體製與社會的不穩定。

 

   印尼建國後，曾長期處於專製威權統治下。蘇哈托時期，一方麵經濟較快發展，另一方麵國民經濟命脈被軍方高層及其親友控製，加上人口增長衝淡了人均所得，大多數印尼民眾既缺乏自由，又在物質上貧乏。這也正是印尼建國後至21世紀初暴力頻仍的重要原因。在蘇哈托執政末期，經濟顯著下滑，也成為其政權垮台導火索。

 

   21世紀初印尼實現民主化至今，經濟迅速發展，國民也比專製時代更多參與感和受益。放眼東南亞和全球，印尼屬於經濟社會發展較良好國家隊列。印尼龐大的人口和經濟總量，巨大的潛力，不僅讓其成為東南亞最具影響力國家之一，也在印太和全球都頗受重視，美歐中日多方爭相拉攏。無論是佐科時代，還是普拉博沃上台後，印尼都處於經濟、綜合國力、國家影響力的上升狀態，看起來充滿希望。

 

   但同時，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弊病也如影隨形，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經濟蓬勃發展下，受益是不均衡的，官僚和富商撈的盆滿缽滿，技術精英和優勢行業（如油氣業、旅遊業）從業者也分得一杯羹。而多數印尼民眾，雖也從發展中獲益，但收入仍然微薄，且需要付出沉重的勞動。印尼貧富差距拉大，基尼係數從世紀初的約0.3變成現在的約0.4。

 

   且印尼經過多年發展和權力集團重組，階層日漸固化，普通印尼人不再能夠像蘇哈托時代終結的世紀初那樣，有較多的機會“逆天改命”、發家致富，多數人難以大幅改善生活和實現階層躍升，貧窮者看不到希望。國家的日新月異，受益的隻是少數人。

 

    而同時，印尼還是多族群、多宗教、人口眾多、自然條件利害夾雜的國家。印尼國土分布在若幹島嶼上，共有超過300個民族，最大民族爪哇族人口並不占絕對優勢（隻占總人口40%）。伊斯蘭教雖為主要宗教，但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群體也難以忽視。而亞齊、巴布亞等地及其族群還有較強離心傾向，曆史上長期與爪哇人暴力衝突。印尼華人與土著民族的關係也並不和諧，華人還成為多次動蕩的“出氣筒”、“犧牲品”。

 

  而印尼人口又多達2.8億，每個族群規模都不容小覷。印尼是熱帶氣候的海洋國家，一方麵盛產稻米、棕櫚油、橡膠等各種糧食和經濟作物，一方麵地狹人稠又災害頻發，水災和地震威脅巨大，國民生存空間有限且不夠安穩。印尼雖綜合國力強勁，但人均收入遠低於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等鄰國。與其人口過多頗有關係。

 

   這樣的人文與自然條件，就埋藏著動蕩的種子，讓經濟政治問題與民族宗教問題交織、相互刺激，在貧困人口眾多的背景下，很容易激化矛盾和引發暴力。蘇哈托時期以鐵腕甚至血腥手段維持統一和表麵的“穩定”，代價是華人、東帝汶人、亞齊人、巴布亞人遭到鎮壓和屠殺。民主化後的印尼民主政府，推行了若幹開明政策，讓印尼仍然保持統一和相對安定。但無論是專製還是民主、強硬還是開明，都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印尼內部族群差異的隱患、國民貧困和缺乏安全感的憂慮。

 

   本次印尼民眾走上街頭的抗議和騷亂，是後蘇哈托時代即民主化後近三十年，印尼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經濟和國力的上升期，固然會一定程度凝聚人心、給人希望，但也會拉大階級差距、增加國民焦慮，讓發展與競爭中的落敗者更強烈的失落和憤怒。而經濟增長往往必然伴隨一定的通貨膨脹，有利於經濟但卻會讓民眾嚐到物價上漲的苦頭，中下層感受尤為痛苦。

 

   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也都會提高國民的權利尊嚴意識，民眾比專製貧困時代更強烈的維權意願和行動力。不成熟的民主也會激發民粹。而多族群的、整體仍然較貧困的印尼，也很難像日韓甚至越南那樣內部團結和相對穩定。內部族群和區域差異，也會大大增加解決各種問題的難度。

 

   所以，就在印尼國家“蒸蒸日上”之際，發生了如此大規模的抗議及暴力行為，及未來局勢更惡化、動蕩反複發生的可能性。

 

  而同樣處於經濟和國力上升期、但仍未成為發達經濟體、多數民眾仍然較貧乏和權利受損的國家，在世界上還有許多，也大都麵臨著與印尼相似的問題與挑戰。

 

   這些國家一方麵經濟快速發展、不少人發家致富甚至成為新貴，另一方麵多數民眾無論基本生活保障還是權利自由度都較低較差，國民之間的相對差距反而比以前“一窮二白”時更大，權利意識覺醒的公民們對政府更不滿，抗議此起彼伏。而若執政者不能妥善對待民眾關切，就會影響進一步發展，甚至吞噬已有的成果。中東、拉美、非洲不少國家都長期卡在“中等收入陷阱”和不成熟的政治轉型中難以自拔。而依靠專製壓製問題和不滿，短期或可以保障穩定，長遠看隻是為更大動蕩埋下禍根。

 

   所以，無論印尼還是其他國家，在經濟不斷發展、國力逐步提升時，都不能盲目樂觀、忽視民生和民意，而應直麵發展和轉型期的種種問題，尤其要注重發展成果分配的相對均衡、公民權利的保障，並公平妥善處理多族群之間的複雜關係。雖然這些也未必能夠避免動蕩，但這是各國執政者的應盡之責，也是比高壓維穩更符合情理法與長遠利益的解決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