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馬斯克裁撤USAID之殤：官僚體係的利弊權衡（修訂版）

  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億萬富豪馬斯克等人，掀起一股撤廢美國政府機構、解雇公務員、停止資助NGO的浪潮。其中對全世界進行人道援助和人權關懷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成為首當其衝裁減對象。美國也停止了許多對亞非拉國家的人道主義援助項目，以及諸多人權議題的經費支出。

   其理由是，許多美國政府機構及其資助的NGO腐敗、浪費、低效，消耗大量納稅人的稅款。馬斯克強烈貶低這些機構和人員，還派出一些並無相關領域工作經驗、還品行不端、隻是價值觀上親近特朗普和馬斯克、對他們個人效忠的年輕人，負責查核這些機構、裁減公務員。

   筆者不讚同特朗普和馬斯克的觀點和行為。這些政府機構和NGO及其人員，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貢獻遠大於損耗，整體是利遠大於弊的。這些機構本就要接受美國公眾、媒體、司法機構的監督和管控，不可能像馬斯克等人指責的那樣肆無忌憚的腐敗。

  較輕微的腐敗和一些浪費、低效情況，是難以避免且在可接受的損耗範圍的，也是可以通過法律和製度方式糾察的。任何體製和機構都有各種問題，不能因噎廢食。這些機構支出總和占到美國財政不足2%，也並不會對納稅人有很大影響，但對增強美國軟實力、帶來的各種長遠和隱形收益卻非常巨大。

  以USAID為例，其救助非洲饑荒人口、幫助東南亞婦女兒童治療疾病、在拉美協助民權運動，以及促進專製威權國家人權民主力量壯大，對於世界和平發展、弱勢群體境遇改善、人權進步貢獻卓著。援助的經費、技術、人員，起到了救燃眉之急、以點帶麵、為長遠播種的極有價值的作用。這也為美國帶來崇高的聲譽。許多人視美國為“燈塔”，原因之一就是美國對外的有力人道援助。這些人道援助也能平息戰爭、疫病，減少難民，最終也利於美國自身。

   而特朗普和馬斯克廢除的另一機構美國聯邦教育部，更是直接促進美國國內各地教育的平等，並與各州教育機構協調與博弈（一些保守州份教育部門和學校會阻礙正常教育、壓製弱勢者受教育權），幫助因貧困和疾病等原因難以完成學業的美國兒童和青少年完成學業，促進各族裔平等享受教育權，推動統一的基本公民教育，以及維護學生與教職工權利等。美國不同地域的教育水平相差很大，學費負擔和失學率在發達國家屬最高一列，教育部的存在正是為解決這些弊病，並已取得很大成效。聯邦教育部被撤除，美國各地教育的不均衡、弱勢學生上學困難的情況，將重新惡化。

   一些美國民眾厭惡繁瑣的官僚程序、反感打官腔的官員和公務員，也不願接受各種管製，認為這些機構和人員吸食納稅人稅款，也不願意自己的錢用在外國人身上。所以他們渴望特朗普等民粹人物打破舊製度、裁汰公務人員。這從情感上可以部分理解。筆者個人也親曆過中國大陸、香港、德國等地一些機構（如國際特赦組織、聯合國難民署在香港的辦事處）、德國的墨卡托基金會等一些人權機構和政黨）和平台（如中文維基百科）的官僚主義、不公正對待。但廢除建製官僚體係、解雇公務員，後果是讓民眾生活更糟。至於那些缺點和問題，任何機構都免不了出現，但是不能因噎廢食、“把孩子和水一起潑出去”。

   筆者數年前寫過一篇文章，曾以歐盟為例，談了官僚主義的利弊得失。各國反歐盟的反建製民粹主義者，有些看似合理的動機。歐盟作為一個龐然大物，可謂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機構之一，的確有一定的官僚主義問題，其人員組成不盡公平合理（大國主導著各機構、精英掌握話語權）、其運作並不順利、其決策和影響當然也是有利有弊。但即便如此，歐盟仍然是世界上最為成功的官僚機構之一，讓歐洲各國尤其落後國家的經濟社會水準得到了極大提高。

     官僚主義在任何機構都會存在，那些批評官僚主義的民粹主義者上台也會如此。而且官僚主義的重要體現如複雜繁瑣的程序，往往是必要的，沒有相關程序和規則更會導致無序、混亂、隨意性，乃至發生重大事故和悲劇。而由專業精英決策，也總是比“外行領導內行”要好，即便具體一些政策有問題，但基本原則和大的方向不會出錯，也能維持體製和社會正常運轉。至於精英相對冷漠和不接地氣，確實是一大問題。但每個人都有自私一麵，隻要按部就班將本職工作做好，就已算稱職。

    而那些民粹主義者，剛登上政治舞台時、執政初期，的確看起來“接地氣”，銳意革新，也確能以非常手段清除前朝一些積弊（哪怕副作用巨大）。但等掌權日久、權力結構根深蒂固時，其官僚作風、自私傾向和裙帶關係、形成新利益集團及強取豪奪力度、對待人民的冷酷程度，往往超過了曾經推翻的建製精英。他們那時的所作所為，正是其上台前激烈批判過的。

   這些“僭主”式人物、民粹政權在使用非常手段清除舊弊同時，往往製造了更殘酷、更無法收拾的新弊病、更大麻煩，即便垮台後還留下更糟糕的爛攤子。他們專業知識的匱乏、政策的反智傾向，也會在執政中暴露無遺，並造成巨大災難。中國毛澤東時期、拉美和非洲一些寡頭和民粹分子建立的政權，他們的胡作非為，都能證明這樣的事實。

  例如1950-1960年代的中國，在素質普遍差劣、缺乏正常人文與自然科學教育的領導幹部階層帶領下，製造了許多反智主義悲劇，如鼓吹“土法煉鋼”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試圖“超英趕美”和“畝產萬斤”，卻導致經濟崩潰和大饑荒，就是最突出的例證。如果是有良好學識的人，尤其有一定的通識知識和經濟專業知識，即便麵對政治壓力，也不至於將經濟尤其農業完全搞砸。而其他諸如“打麻雀除四害”、“針刺麻醉”、“上山下鄉”、“外行領導內行”，乃至前幾天的“動態清零”封城隔離政策，都是官方主導、欺騙大眾的民粹悲劇的典型事例。

    而非洲的博卡薩、門格斯圖、阿明等或極左或極右的獨裁者，拉美的查韋斯極左政權，同樣以個人崇拜、激進經濟社會政策、排外主義等民粹方式治國，都導致經濟崩潰、社會動蕩，還給國家留下“一地雞毛”。近來被中國自由派吹捧的阿根廷極右翼米萊政權，同樣是反智民粹，各種類似於特朗普和馬斯克的裁減政府機構和停止公共福利的行為，隻會讓阿根廷民生進一步惡化、公民權利倒退。

   民粹人物即便有一些亮點，其治國理政整體上都是非科學的，往往拒絕聽從專業意見，也不會考慮全局與長遠，發生各種悲劇幾乎是必然。

    而正常建製體製和政策存在的不公正問題、種種偏差，確實難以完全避免。但沒有任何人和製度能夠做到一毫不差的完全公平，相對的和最大限度的公平、盡可能讓政策執行到位和符合最大多數人利益，就可以接受了。何況，體製並不是不可以修正和改變的，官僚和精英也不是終身不變的，以上問題都可以通過公眾監督、媒體批評、製度改革、人員更新來解決或緩解。

    無論是歐盟還是美國許多聯邦政府機構，以及相關的NGO，都在默默無聞的建設、靜悄悄的貢獻。USAID及許多類似機構，在維護和平與促進發展上的成就，比反法西斯戰爭中美蘇幾百次大型戰役的勝利還要耀眼，隻不過前者沒有戰爭那樣引人注目，就被忽視了。這是不應該的。

  正如魯迅《拿破侖與隋那》一文所說的：

   “一位醫生常受病家的攻擊。他自解自歎道：要得稱讚，最好是殺人，你把拿破侖和隋那去比比看……甚而至於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隸，我們卻還恭維成吉思；從現在的卐字眼睛看來，黃人已經是劣種了，我們卻還誇耀希特拉。因為他們三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災星。但我們有誰記得（治療天花病的牛痘）發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

　　這看法倘不改變，我想，世界是還要毀壞，人們也還要吃苦的。”

   魯迅這篇短文寫於1935年。時間過去了90年，多數世人崇拜惡人和強權、鄙夷致力人道與和平人士的心態，仍然如故。這樣心態世界各處都有，而中國人中尤其普遍。這是很悲哀的現實。

   筆者也承認，美國部分政府機構和NGO也確實有一些腐敗和低效問題，是需要正視和整頓，更加透明和接受監督，必要情況下可以解雇不稱職者。這也是世界各國各地共同的問題、都需要做的事。

   但對這些問題，完全可以在常規的法律和製度範圍內、以及基於事實和理性的公民運動方式，加以糾彈、修正、監督。而絕不是現在這樣，以民粹方式汙名化這些組織和成員、摧毀體製、廢除機構，對其負責的事關美國及亞非拉各地億萬人基本生存發展、公共服務需求放任不管的方式“解決問題”。這隻會在世界各地造成更多的人道人權悲劇，製造更大的問題，也會反噬美國及執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