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屆是初中最後一次考高中的,全班三分之一考上了高中,其它考上中專技校和半工半讀學校,還有一些沒考上的進工廠當學徒。我們讀了一年書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學校停止了正常教學,“抓革命促生產"時還被分配到工廠去勞動,在學校畢業分配時碰上“上山下鄉一片紅"的政策,中專技校和半工半讀學生中也有被分配到上海支援內地的工廠,那些工廠都在小三線內地,幾乎都在中西部山區環境條件落後的地方。讀高中的畢業分配隻有上山下鄉,你就是沒兄弟姐妹,父母生了你一個孩子,當時也得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作為知識青年的一員,你沒有選擇的餘地,被安排去的地方又都是些落後的窮鄉僻壤,在農村農場手掌都被磨成了堅實的老繭,也看到和體驗了中國的農村現狀是多麽地落後。插隊的知青每年的勞動隻能夠維持填飽肚子,一年辛苦積蓄的錢隻夠買一次來回上海的車船票,以及路途的費用。衣服從去農村就沒添加過,想買輛上海產的自行車都是奢望,為了逃離苦難,許多知青偽造工傷殘疾,即使辦回上海也隻能在裏弄街道找一份低微收入的工作,還有就是托親戚朋友幫忙調離到上海近點的農村,當時許多女知青都被因出嫁而慶幸,結果往往都不幸福。當時參軍是最令人羨慕的出路,當時苛刻的身份條件要求阻卻了許多想熱血報國的知識青年,那些宣揚苗紅根正提倡劃分階級成分,使許多出身地富反壞右的子女成了賤民,他們沒有資格憑自己的本領和知識參加招工參軍,也沒有選擇有技術含量工作的權利。能被分派到農場相對生活環境稍為比插隊落戶好點,盡管在田裏幹活,每月有十幾元的工資,除了每天吃食堂買飯票,買一些日用品外,如果節省點還是可以有些多餘,如家裏有急事,還可以請假回去,生活還是有保障的,不會像插隊的知青種田靠天吃飯,碰到天旱水災,糧食沒有收成,一年的辛苦就算白幹了。下鄉知青的出路大都希望碰上當地工礦招工,他們才有可能被幸運地調離農村,做工人總比農村強,至少生活溫飽每月有工資拿,而不是當農民,一年要到收成後才分到糧食和少的可憐的工錢,在當時做農民和做工人的待遇條件相差很大,故知青都想早日離開農村去當工人,做工人每年一次探親假是可以報銷車船票的,如果找到對象還可以申請單位分房,盡管房屋麵積小簡陋,但對熱戀中的男女心頭還是仿佛中了大獎,有家的地方就成了他們第二個故鄉,他們的青春和中年時光的熱血都拋灑在了那塊土地上。我們這一代結婚生育的年齡又逢上隻容許生一胎的政策,每對夫婦隻能生一個小孩,如果意外懷孕被檢查出來,是要被強行墮胎的,如要躲蔽讓小孩生下來,是要受到懲罰的,往往會被罰空家裏所有的積蓄,處罰嚴重的還會被開除工作崗位,在當時如果想做小賣買都是不允許的,以後想找工作更是困難,故當時沒有誰敢逾越雷池半步的。那些生下殘疾孩子的父母,要一輩子的照顧養育病孩,有些孩子長大了碰到意外事故離世的就成了失獨的家庭,再想生育就會有被結紮手術造成的困擾,女性即使取下節育環也不一定再能懷孕了,有些已經超過了生育年齡,他們將在回憶孩子的成長中痛苦折磨地生活著,心情樂觀的還能在生活中找尋能給自己帶來樂趣的工作和愛好,讓自己每天的曰程擺得滿滿的,這樣就少了一些思緒煩惱,隻有堅強和樂觀他們才能在讓人消沉的泥潭裏不被陷落。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學在對孩子的教育成長中,他們漸漸覺悟到上海教育和學習設施等的先進和便利,為了孩子的前途他們又產生了返回上海的強烈願望,他們又要經過許多周折許多麻煩的手續,請客送禮蓋上一個個通行的圖章,孩子才能轉回上海寄讀,最後等到改革開放,他們被下崗了,才真正脫離了縣城工廠,用賣掉在外地的全部家產,僥幸在上海買一套二居室的簡陋公房,這些房款都要他們東借西貸的找兄弟姐妹朋友們幫忙,還要去派出所磨破嘴皮總算讓全家在上海落實了戶口。當然在全國第一次招考大學生能被彔取上大學的,是那些插隊落戶知青中的佼佼者,他們的命運最好,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學到的知識敲開了大學正在開啟的大門,他們的前途也漸漸步上了光明,他們中許多出類拔萃的精英成了各個領域的繼承者,也是全國經濟開始蓬勃發展的主要力量。也有進入高校學習後又去教學師資發達的歐美大學升造的同學,他們中許多人被西方自由舒適的生活和沒約束壓力的研究環境所吸引,他們都是雖身在曹營心裏始終關心著漢的經濟發展。後來去上山下鄉插隊的知青都返回了上海,最晚的有些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他們有的是由於招工去了好的單位,通過自身努力掌握了一門技術,企業的生產需要他們,也有當上了領導,職位上的變遷使他們潛生了許多欲望,生活上的優越更使他們對回上海已不再眷戀,哪裏生活的舒適,那裏才是他們心目中的家。
進入社會後同學們不常見麵,一旦相見都還會毫無保留的敞開心扉,訴說各自的經曆和對社會的認識,偶爾提起見到以前班上的某位同學,記憶的信息庫便會迅速打開,並能很快搜索到以往他的點點滴滴,有些趣事因為常被提起,慢慢成了笑話某同學的“經典”。誰考進了名牌大學?誰出國深造了,誰在事業上作出了成績?我們都會重複的議論,既為他們高興,也為有這樣的同學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