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一個視頻,是一個體製外學者,Gregory Chaitin,名義上他在IBM做軟件,業餘時間從事基礎科學研究。他中學畢業於Bronx Science,他說這是他最美好的時光,15歲就發表了一篇ground breaking的論文。Bronx Science一個中學就出了六位諾貝爾獎獲獎者。
愛因斯坦也是體製外學者,他在1905年那個奇跡年發表了四篇劃時代的重要論文,得益於普朗克,不然可能論文都沒有辦法發表。那時他是瑞士專利局的職員,即便發表了這些論文之後,愛因斯坦也好幾年找不到大學教職,他還申請過中學教職那更加沒戲。
新冠疫情的短期預測做得最好的是Youyang Gu,是一個獨立學者,或者說是一個無業遊民,他的預測有廣泛報道。新冠疫情的戰略預測做得最好的是本人,也是獨立學者,媒體不敢報道,雜誌不接受投稿,這些戰略預測後來都得到證實但於事無補。如果聽從我的戰略建議,僅美國就可以減少新冠死亡一百萬人,避免萬億美元數量級的經濟損失。
Chaitin說,學術界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就走下坡路了。從基礎理論研究的角度,他希望歐盟解體,美國解體。歐盟研究經費要寫progress report,他的朋友最煩這個。
學術界的publish or perish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的領導cannot read,but can count,隻知道論文數量,不知道論文質量和內容。有人本來可以發表一篇PR文章,把它分為十篇PRL文章。
在Chaitin眼裏,學術界已經僵化,不利於基礎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