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唱 下
分配這些吃飯的公家人也是有原則的，要分配到貧下中農家裏，地主富農是沒有這個資格的。所以這是一種特權，是一種榮譽。但也有一些人家不接受，因為生活困難，拿不出像樣的飯菜，或者不想攬這個麻煩事。你想家裏要招待城裏來的客人，首先你得把家裏收拾的整齊幹淨一些，你的把飯菜做的比平時好一些，做好你還得去請他們，來了你的要熱情和氣禮數些，熬茶倒水伺候著，勞神費力挺麻煩的。有時候生產隊長實在配不下去了，就不得不政策放寬，不得已派到地主富農家，這對於地富家庭就是一種抬舉了。我們家也有過一次，父母親招待客人那是一貫的周到熱情，做好飯我就去叫，高興的很。
不過，我們家那一次接待的客人不是唱戲的，是工作隊的下鄉幹部。那時候常常有上邊派下來的幹部，來村子裏調查研究，傳達精神，指導工作。這些人有時一兩個，有時三四個，有時十來個，都叫工作隊，類似於古時候的欽差大臣。他們本應該吃住在公社，可是上頭規定要他們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要吃住在老百姓家裏，而且一定要吃住在最貧困的貧下中農家裏。上邊雖然如此規定，具體執行起來也有難處，一是村裏最困難的貧下中農很窮，招待不起，再說這些人家一般也比較懶散邋遢，日子確實比較艱難，拿不出像樣的飯菜應酬。再者那些欽差大臣們也不想吃苦，也想吃些好的住的比較舒適些，加之村裏的幹部也想討好這些人，於是大家心照不宣，就把工作隊安排到隊部辦公室住，說這樣方便聯係群眾，方便開會，方便工作隊寫材料等等，其實是方便欽差們晚上玩，早上睡懶覺，他們也不去地裏邊勞動。吃飯嗎，村幹部就盡量把他們安排到經濟狀況比較好的人家，於是一來二去，就派飯到我們家一次。
這些工作隊吃派飯也是一頓半斤糧票兩毛五分錢，村幹部安頓社員不要收，說給多記工分，以此來討好工作隊，好為他們向上匯報時說好聽話。唱戲的就沒有這個待遇。
記得有一年外縣來的劇團賣票看戲，廟院圍起一丈來高的布幔，裏邊有人看守，防止人從布幔下鑽進去。這一招讓我們這些小屁孩抓狂，到處找機會往裏鑽，找不著就使壞用石頭打裏邊的看守，或用棍子措看守的屁股，等他們出來我們早跑的沒影了。
還有一次，縣劇團五月十三唱完戲沒有地方去，就在村裏免費唱了幾天。反正唱戲的天天有出差補助，喜歡在外，白吃白喝賺旅遊。他們住在老鄉家晚上睡得比較晚，因為唱完夜戲就不早了。早上起的很早，起來就到野外嚎嗓子，下腰踢腿拿鼎，翻跟頭，折蹦子練功夫。由於年年五月十三來唱戲，許多唱戲的和鄉親們結下了友誼，他們的名字深深的印在鄉親們的腦海裏，到現在我都記得他們的樣子和他們的藝名，比如唱紅的（須生）小金馬子，唱黑的（大花臉）曹大黑。文化大革命期間縣劇團解散了，曹大黑的女兒曹翠花分到印刷廠，和我姐姐成了室友，住在城牆根下的一排房子裏。一年天下連陰雨一個多月，城牆坍塌，摧毀那排房子死了好多人，我姐姐和曹翠花幸免。
我文章中所說的戲是指山西的地方戲晉劇之北路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其他三大梆子為“蒲州梆子”蒲劇、中路梆子、上黨梆子。）。北路梆子，又名“上路戲”，主要流行於山西北部的大同、朔州、忻州及內蒙古、河北的部分地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它旋律婉轉、流暢，曲調優美、圓潤、親切，道白清晰，具有晉北地區濃鬱的鄉土氣息和自己獨特的風格。後來我離開了故鄉，但那晉劇的調調一直讓我不能忘記，伴隨我一生，每當聽到那獨特的調調就使我想起故鄉，想起龍王廟，想起父親母親。
除了晉劇我還看過幾次道情，是靜樂縣來的，屬於小眾民間的草台班子，腔調也很特別，每一句唱腔的尾音總是有個“嗨呀”。舞台行頭都十分簡陋，人數也不多，而且都是男的。我們村子裏也有過道情劇團，參加的好像有王瞞楊，王斌林，王潤民等，父親也有參與，但不是演員，是打雜的場工。後來這些人又組建了晉劇團，購置了不少的行頭，在龍王廟公演過一場《打金枝》。劇團的行頭就存放在村西頭大隊部的一溜東房裏，我們曾經偷偷地拿出來玩過。我之所以記得道情戲，是有一個十分恐怖的場麵，一個人把一把菜刀劈到另一個人的臉上，菜刀明晃晃的，臉上直往下流血。被劈的人一直帶著那把菜刀痛苦的表演著，我看的害怕極了，雖然大大說那是假的，但我就是害怕。這個害怕一直伴隨著我，無法忘記。後來漸漸長大，才認為那確實是假的，才漸漸釋懷，但劇情沒有忘記，成了一個抹不去的記憶。
說書唱戲勸世人，戲劇就是人世間人生萬象的反映，它是有內涵的，是有生命力的。那些傳統的古裝戲每一出都有一定的啟迪教化世人的意義，那是一種文化傳承，是會留在你的腦子裏的，是會影響你的。在我童年，少年，及青年時期看了一些戲曲，雖然那時並不專注，隻是看個熱鬧，但從現在看來，這些戲劇對我的影響還是深刻的，我想這就是為什麽直至如今還念念不忘這些陳年往事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