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蘭玉訪談

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裏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曆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曆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劉蘭玉訪談

  

我從北京飛到連雲港是從北京南苑的一個軍用機場出發的，據說這家航空公司以前也是由中國空軍經營的，因為連雲港在中國不算大城市，所以從北京飛去的航班不多。她很熱情也很客氣，我與她通過多次電子郵件，非要和先生一起到機場去接我，說一個小姑娘自己坐車不安全。當走出連雲港機場，看到兩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的時候站在自己麵前時，我還是被感動了。

當然，更多的感動還在後麵，後來在連雲港和蘇北贛榆縣的訪談旅程中，他們即是我的導遊也是我的司機，象老爺爺和老奶奶一樣，細心地嗬護著我這個從異國他鄉來的大學生……

 

安娜：您是在哪裏插隊？

劉蘭玉：我是江蘇省連雲港市的知青，到江蘇省贛榆縣黑山口鄉插隊的，去了不久就幹赤腳醫生了。我是1970年才下鄉的，下放的比較晚，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因為連雲港市1968年開始武鬥，武鬥打起來把部隊的槍炮都弄出來了，真槍真炮地幹上了。當時連雲港武鬥兩派在北京談判，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調和，後來兩派1970年才達成停火協議，成立市革委會，成立革委會辦的第一件事情是把我們知青都下放到農村去。

我記得是5月3日下去的，我們是第一批插隊的。當時走的時候在南廣場那邊，敲鑼打鼓，很熱鬧。一個大貨車，90多個人都站在車廂裏麵，拉到贛榆縣那邊去。那邊公社裏來人帶隊的，當時是公社革委會副主任，是個女的，幫助帶過去。到公社去以後，在公社裏麵吃的中飯，吃過中飯之後，每個村把我們帶到村子裏麵去，我們那個村一共6個知青，3個男的，3個女的。當時我和我愛人在一個村，我們是一個學校的。

    安娜：你們以前認識？

劉蘭玉：我們是一個學校的，他是六六屆，我是六七屆，他比我高一屆。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打亂了班級界限，都是以個人的觀點，分成了幾派。後來革命委員會奪權之後，又有七派造反派，反正派很多。我們兩個人都是屬於保守派的，當時對我們學校裏麵的黨委書記被打成走資派有看法，他實際上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老幹部，行政是十三級，級別挺高的，把他打成走資派，受的那罪，被鬥的那樣子，我們都看不慣。我們說，你有造反有理也得講道理，他有錯誤你批評錯誤，不能動手打啊，我們對造反派的行為都看不慣。

當時學校裏麵主要形成兩派，我們兩個是一派的，保守派。到後來保守派就不行了，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運動，又說造反有理，人家搞革命就都不要我們保守派了，所以我們在家裏屬於逍遙派，就逍遙了。那時候，有一個海州醫院的醫生，現在有70多歲了，當時還隻有20多歲，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的，畢業之後正好在這邊實習，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逍遙派，反正醫院裏麵也不正常上班的，我愛人和幾個同學就跟著他一起學針灸和醫學知識。他們在解放路找了個教室，學校都不上課了，教室都空著，他們幾個人在那裏學。後來這個人當主任醫師了，在連雲港是內分泌科專家。

他們邊學邊對外看病，誰要願意的試試的，也不要錢，就是實驗性質的，都是義務的。有些病人也願意，特別有些小毛病，感冒啊，就去針一針，弄一弄。我在家裏麵沒事，學著做衣服，做裁剪，還有些人學木工，做木匠，打家具。我愛人因為家裏父親也是所謂的走資派，膽子比較小，不讓他學木匠，因為學木匠的木頭，要到處找，比如外麵有大字報專欄，有些木頭都是從那架子上拆下來的。他家父親不讓他去，拆大字報專欄，被抓到以後肯定會被打成反革命，那就麻煩了，所以他爸絕對不許他學木匠，他就學針灸了。

學針灸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後來有些人就在他家門上貼一個對聯：廟小妖其濃，水淺王八多。這是罵人的，王八就是鱉，妖怪，烏合之眾。他家裏人看過之後就害怕了，以為是造反派找他們的事兒，所以後來就連針灸都不敢再去學了。實際上，後來知道是同學跟他開玩笑貼的，但那個時代大家活得都是謹小慎微的，走資派更是戰戰兢兢的活，反正他就不學了。

當時武鬥打得厲害，有很多傷員，他們被叫到醫院裏麵幫助護理傷員，當然也就趁機可以學學護理，學學護士那些事情，跟著醫生、護士屁股後麵屁顛屁顛的搞搞服務，就在現在的連雲港市第一人民醫院。我當時就在家裏學學裁剪，買點布，自己給自己做個衣服穿穿，就是閑著沒事，也無聊，沒事找事。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70年5月份下鄉的時候，我們到農村去了。，我們所在的大隊當時有5個149醫院的解放軍軍醫在巡回醫療，我們就跟他們學針灸啊，采集中草藥什麽的。因為我們下鄉的地方是山區，山上草藥不少，我們采過小柴胡，丹參，黃芪，益母草，茵陳等中草藥。解放軍帶著我們學，這個是什麽草，那個是什麽草，采來以後這個草是什麽功能，可以做什麽，就這樣教我們。

我們還用草藥防病治病，農村裏的廁所都是在地上挖個坑，裏麵有數不清的蒼蠅、蛆，髒的不得了，所以我們就用小毛茛眼，天天撒在那些地方。有時候熬一大鍋藥湯，防治肝炎，用茵陳熬湯以後，每個生產隊裝一個大桶，弄到地裏以後叫大家來喝，能預防一些傳染病，象肝炎啊，感冒啊等等。

當時村子裏麵有一個老醫生，姓徐，那時候他已經50多歲了，在村裏開小衛生室也開了很多年了，所以跟村子裏麵的人也很熟。文革開始後說他是地主分子，解放軍醫療隊比較左，說農村的醫療權怎麽能讓地主分子把持著呢，就要把這個鄉村醫生趕走，要成立貧下中農自己的衛生室，由貧下中農來掌管。當時就是這樣的思維方式，因為文化大革命嘛。解放軍一那樣，我們知青當然跟解放軍的觀點是一致的，就把他趕走了。

貧下中農接管了衛生室，但總得有自己的人管吧?於是就在村裏培養自己的赤腳醫生，第一個是楊洪彥，他當時很小，才十多歲，上沒上中學我不知道。剛十多歲的孩子，就讓他跟著醫療隊學，也到公社裏學過。然後在我們這些插隊知青裏麵再找一個，我們那個莊子裏麵沒有一個高中生，插隊知青裏麵也隻有我和我愛人兩個高中生，而且我愛人又學過針灸，對於人的穴位都比較熟悉，解放軍醫療隊覺得他還行，讓他也來當赤腳醫生。我們在那裏幹活確實表現也不錯，也不是調皮搗蛋的人，解放軍醫療隊推薦，隊裏同意，所以就幹了。解放軍在那裏待了幾個月，後來醫療隊就撤走了。

撤走以後就把我們曬在那裏了，當時我們也比較傻，也不知道靠攏大隊幹部。解放軍醫療隊走之前，晚上都要開會學習，每次開過會之後，大隊書記都要私下找幾個人問你們今晚開什麽會？什麽內容？有一次問到我愛人，他沒講，他覺得解放軍開會，跟你無關，沒有必要跟你說，就沒說。就是因為他沒說，人家別人都跟大隊書記說了，這邊開過會，那邊去匯報了，所以大隊書記就認為你不是我的人。

我們本來插隊知青在那裏也就沒有任何關係，村子裏麵隻有兩個大姓，一個姓楊的，一個姓謝的，還有個別其他的姓，隻有一家半家的，很少，那個地方掌權的都是姓楊的。我們去了既不姓楊，也不姓謝，本來就是個外地人，農村裏麵那種舊的觀念，排外是很厲害的，正好又有了這個問題，大隊書記就拿我愛人來開刀了。雖然我愛人的父親是南下幹部，但是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翻出他夫人是富農分子。檔案都在公社裏麵，書記就拿著這個，晚上開會的時候說，有些人靠著解放軍尾巴翹上天，你不摸摸自己屁股幹不幹淨，你屁股不幹淨還想怎麽弄，話就是指我愛人了。就是說話帶鉤子，你到農村來，讓你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你要好好改造，你改造不好我就可以批鬥你，就是這樣來整他。

當時在那段時間裏麵，我因為是根紅苗正，我什麽也不怕。我父親是革命幹部，1942年參加革命的，我家是下中農，我母親是佃農，你查我祖宗八代，都是無產階級。我愛人就很害怕，而且當時我們在那裏還沒有結婚，隻是戀愛對象。有些人就在我跟前吹風了，說我傻，應該找個家庭出身好的，革命的，不要鮮花插在牛糞上，怎麽怎麽樣。我愛人當時他也確實害怕，一個是大隊書記整他，怕到時候真把他鬥了，真是受不了；再一個他也怕我不跟他了，跟他吹了，因為一劃清界線的話，你挨鬥，我憑什麽跟你，所以當時思想壓力很大。天天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沒辦法了。當時我們雖然是以戀人關係下去的，但是我們平時很少接觸，在農村裏麵有那種農村封建習慣，男女授受不親。他住在生產隊喂牛的牛棚裏麵，跟人家一起住，我跟幾個女知青住在房子裏麵，一般是他幹他的，我幹我的，晚上天天開會，學習文件，根本就沒有時間去說話，去交流。那天我們專門請了一天假，我們還不在一塊，他找他的隊請假，我找我的隊請假，請過假以後，早上天一亮，太陽還沒出來，我們就騎車到塔山水庫去了，把事情談開了，給他一個定心丸。

    安娜：挺浪漫的。

劉蘭玉：現在看來是挺浪漫的，但是當時壓力是很大的。我當時自己有個自行車，推著自行車，路好騎的時候就騎著帶著，不好騎的時候我們就推著走，圍著塔山水庫轉了一圈。我說現在我們已經是最下層最下層了，知青農民了，他們能最後怎麽鬥你？怎麽治你？他能開除你地球的球籍啊？你撤職沒有職可撤，你開除沒有地方開除，開除還是種地，還是農民，有什麽可怕的，無所謂的事情。

我反正是這樣子，我既然跟你談對象了，而且處了這麽長時間了，我也不是那種見異思遷的人，我不會變心。一直走了一整天，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到村子裏，基本把他的思想顧慮打消了。我說你要是不相信，咱們拿結婚證吧，拿了結婚證你就放心了吧。我當時雖然是出身好，再怎麽樣，我的前途也就是個知青，也是個農民，我也不可能遠走高飛。最後結果，我們拿結婚證，結婚了。

    那年12月26日領的結婚證，結婚時什麽也沒有，什麽也沒弄，我父親給我一百塊錢，他父親給他一百塊錢，就是二百塊錢，買了三抽桌，三個抽屜的桌子，21塊錢，買了一個盆，買了一個鋪板，9塊錢，就是木板，買了一個床頭，也是9塊錢，說還得弄幾個箱子，錢不夠，沒辦法，隻能找木頭，找同學打成兩個箱子。買點漆抹一下，本來要抹紅的，我說就抹黃的，紅的怪那個的，反正我不喜歡，農村結婚都是喜歡紅的，那時候說革命化什麽的，我不要紅的，就抹成橘黃色的。又買了幾斤糖塊，買了兩條煙，在農村裏麵把糖塊撒一撒，大家抽點煙，就這麽辦了。

    安娜：這個就是目前所謂的裸婚。

劉蘭玉：是，絕對就是裸婚，什麽也沒有。結婚當天的中午吃飯是我自己做的，下的是麵條，也沒葷的吃。到後來我想起來了，我們應該利用結婚的時候請個客，把大隊書記幹部請來吃一頓，他保證以後對我們好了，但是我們就是不知道，沒有這個意識，想不起來這個東西。就這麽結婚了，該幹活的幹活，就是結婚那天沒出工，第二天又到地裏幹活了。結過婚以後不同的是，我們兩個人有了自己的家了，有自己的房子了，兩人說話方便了。不像過去的時候，他住在那邊，我在這邊，他在那裏幹活，我在這裏幹活，根本沒有機會交流說話。         

結婚以後，當時大隊書記把我愛人的赤腳醫生拿下去了，又找不到合適的知青接替，最後隻好讓我幹。衛生室和我住的房子就是一牆之隔，農民看病找我也方便，不管上班下班，你隻要到那個地方，反正我就在隔壁。正吃飯的時候，病人一喊，我也可以過去給他處理；晚上睡覺的時候，他們喊一下，我也可以去，可以處理。

我們村農活特別重，早上天一亮就要到地裏幹活，幹兩個小時以後回來吃早飯，吃過飯以後再去幹活，出去幹活都是一邊走路一邊梳頭，那時候紮個小辮子，因為在家裏沒有時間，爬起來，趕緊弄水擦一把臉，就走，辮子一邊走路一邊梳。人家別的農民家裏有人做好飯，到家就吃飯，我們怎麽弄？我們回家以後就趕快燒火，趕快做飯，一個燒火，一個做飯，做好以後趕快吃，趁熱吃，吃完以後馬上就得走，一點時間都沒有。

早上是這樣，中午也是，中午下工回家，在地裏幹活累的，回到家根本就不想吃了，躺下渾身都癱了，躺在床上歇歇，再做飯吃飯，下午再去幹活。我以為人生就這樣下去就行了，1972年3月生了女兒以後，大隊讓我等到滿月到學校當老師。當時我還愁得慌，因為帶著小孩子，小學老師晚上還要備課，白天上課，很愁得慌。說實在話，我當時上進心也挺強的，不甘心在農村裏麵和其他農村婦女一樣，不管怎麽樣，老師、赤腳醫生，還是個工作，對於我來說是個事業，我不想放棄。最後楊翠英他媽是婦女主任，說你把小孩放到我家，我家人多，替你看著，你去上課。於是弄個大筐，樹條編的大圓筐，裏麵弄些草，上麵鋪上小被子，把小孩圍在裏麵，每天早晨我把筐背到楊家，我再去上課。到學校以後，才知道，實際上學校裏麵是要我愛人當老師的，大隊書記不同意，不讓他去，才讓我去的。

    安娜：因為他與書記關係不好？

劉蘭玉：是，因為大隊書記覺得他不是自己人。那時候村子裏麵隻有我們兩個高中生，所以隻好讓我去。後來才了解到，大隊書記之所以讓我去當教師，實際上是把我赤腳醫生的位置讓給他家侄兒，我做月子的時候，他家侄兒已經在衛生室上班了，正好是一箭雙雕，既打擊了我愛人，又給他侄子騰出了位置。

     安娜：您女兒還記得當年的辛苦生活嗎？

    劉蘭玉：記得，有些事情她記得，有些事情她記不得了。當時無論是做赤腳醫生還是做代課老師，都還要下地勞動，一天七個工分，十分才三毛錢，不幹年底就沒吃的。上地裏幹活時，也是弄二個筐挑著，這邊小孩子放在裏麵，那邊放著工具，到地裏去，小孩在地頭，農村小孩也潑辣，沒有那麽嬌慣，往地頭一放，他自己在那裏玩土，我一邊幹，一邊離著也不遠，可以這麽照看著，就這麽過來了。

    安娜：現在這一代人是無法理解的。

劉蘭玉：是。那時候也是沒有辦法，你有什麽辦法。到後來慢慢的境況好一點了，因為我們村大隊是先進單位，所以要經常整理很多先進事跡，公社來人要我們大隊寫出來，大隊裏麵沒有人能寫得了，最後怎麽辦啊，就隻能讓我愛人寫。因為他會寫有文化，能幫大隊書記寫材料，他確實幫他寫了不少。到後來，村裏的人連入黨申請書，結婚申請書等都需要他幫助寫。白天在地裏勞動，晚上加班給他們寫，加班都是白幹的，什麽東西都沒有。

他幹什麽事情特認真，不管幹什麽事情，隻要交給他的，特別是領導交給他的，一絲不苟，晚上加班也得弄出來。為那些入黨的寫入黨申請書很可笑，大隊書記說這個可以入黨了，你給他寫一個，那個可以入黨了，你給他寫一個，村裏十幾個新黨員，都是他幫助寫的入黨申請書，他填的表，支部大會討論、決議、記錄也都讓他寫，反正所有動筆的都是他的，但是他自己卻不是黨員。

寫了這麽多入黨申請書，後來他自己也想入黨，自己也給自己寫了一個入黨申請書，一直寫到最後，也沒批準。他是1974年走的，去了徐州煤礦下井當礦工。當時走的時候沒敢讓大隊書記知道，怕他知道之後攔住不讓走，就麻煩了。因為他經常寫材料，與公社裏麵的人都很熟悉，天天在一起寫材料嘛。後來他先找到公社的幹部，把煤礦招工表先蓋了公社的章，然後再找大隊蓋章，大隊一看公社都蓋章了，他能說什麽，這樣才走的。如果當時從大隊按部就班走程序的話，很有可能走不了了。因為我們那個大隊書記就是那樣子，我們在那兒幾年，當兵的，招工的，寧願找個聾子去，他也不讓知青去，所以我們知青在那個地方沒有一個上大學的，那時候是推薦，他根本就不推薦你，你有什麽辦法，我們知青在那裏沒有一個上大學的，沒有一個當兵的。你說他多狹隘啊。

    安娜：農民意識。

劉蘭玉：是農民意識，思想確實閉塞，在一個山區裏，很偏僻。有的地方，很多知青被推薦上大學、當兵，很多，但是我們那裏一個也沒有，我們全公社90多個知青，一個上大學的也沒有，就是不給你這個機會，你有什麽辦法。

我愛人走了以後，就剩我一個人帶著女兒在農村裏麵，又待了將近兩年，他是1974年3月份走的，我是1975年12月25日離開的那個地方，差三個月兩年。我一個人帶著孩子在那裏幹活，在地裏幹，跟那些婦女們一起抬土，夏天太陽那個熱，加上勞動強度很大，特別累。因為有小孩子，還要喂小孩子，一個人有時候真是沒有辦法。特別到秋天的時候，忙死了，我們那個地方種地瓜，就是山芋，幹完活以後，就在田頭分瓜，一個人幾百斤，一家一家的稱，休息的時候把它切成地瓜幹，在地裏撒好，切完之後再幹地裏的活。到晚上收工以後，前二天曬的地瓜幹又幹了，再收起來，再挑回家去，天天一直就是這麽連軸轉。

我到地裏都要挑對筐子，把小孩子放在筐子裏麵，這邊是小孩子，那邊是一個鐵鏟钁頭。有時候，有些農民確實也不錯，推車子送糞的，有時看我可憐，把小孩子放在他車上，坐在糞筐裏麵，幫我把小孩子帶一段路。還有楊翠英這樣的朋友，因為她媽是婦女主任，而且是解放前入黨的老黨員，地位是比較高的，大隊書記也怕她幾分，我女兒經常有她幫我照看，替我看著，替我哄她玩，確實翠英那時候給我幫了很大很大的忙，到現在為止，我跟她關係一直還是很好，她也很尊重我，我也很感激她，包括她家裏麵。

當時去贛榆農村確實是準備紮根的，我們做夢都沒想到還能回城裏，真的。我們自己花錢蓋了三間房子，也養過好幾頭豬。

    安娜：您做赤腳醫生培訓過嗎？。

劉蘭玉：沒有，當赤腳醫生的時候，實際上我也沒學過。但是我愛人學過，家裏有一本農村赤腳醫生手冊，他當時自己買的，他就教我，我就看那個書。針灸原先我沒學過，我愛人也會，衛生室裏另外那個赤腳醫生有時候教我，回家我愛人也會指點，自己學著在自己身上試，一些常用的穴位很快就掌握了。

村民們最多的病是腰疼，在這個地方紮兩根以後，讓他活動活動，紮腰痛穴，就好很多。發燒、感冒，針灸不管用，必須打針，他們也會教我，在屁股上麵劃個三分之一，紮上麵三分之一，而且紮在外麵，不要打到裏麵，不要打到坐骨神經，就沒有問題了，還有要把針裏的空氣排光了等等。我這個人你可能也看出來了，膽子比較大，我敢動手，他們說有衝勁，學得很快，就是這麽樣。有些歲數大的老年人，知道我剛學打針，他說你給我打，我不怕，人老骨頭硬，你在我身上試。當時真的就是這樣子，針灸也好，打針也好，都有人鼓勵。有時候打靜脈，女的不好打，男的好打，有些男的老頭子就說，蘭玉，你來，你先給我打，我來給你試，我不怕。一針不行，再紮第二針，第三針……我現在想想真的也很感動，農民很都善良。

    安娜：您接生接過嗎？

    劉蘭玉：接生？沒接生過。

    安娜：那您幾乎沒有進過什麽正式的培訓班？

劉蘭玉：有過二個禮拜吧，公社醫院裏麵辦的，就講醫療衛生知識，反正就是基本的東西，也包括一些針灸，什麽東西。實習的時候，當時有一個女的坐骨神經痛，針灸針環跳，紮什麽穴位我都忘記了，還有尾中、承山穴。躺在那裏我就下針了，這麽長的針，環跳都要弄這個大長針。針過以後，再拿酒精烤烤針，增加感覺。

村裏的人一般都是頭疼腦熱的病，感冒發燒的，都是給些藥，反正藥給病人之前之前，我都先看看說明書，瓶子上麵都有說明書，就按照說明書來。另一個赤腳醫生比我小，但是他知道的比我多，他受過比較係統的培訓。像有些急救藥，他會給我講，一般不要亂用，如腎上腺素，那些都是急救的，他也給我講一些其他的。遇到問題我就去問他，反正基本上就是頭疼腦熱的，還有一些是胃疼的比較多，用硫酸鋁治就可以了，就照著說明書那麽來。反正那些農民，他也很容易相信你，我們自己心裏麵有時候也很忐忑，但是他們看不出來，總覺得你是有文化的。

    安娜：從一開始他們就比較相信您？

    劉蘭玉：是，所以他們就說拿我身上試，在我身上學，真的就是這樣子。後來有一個村民也是坐骨神經痛，疼得不能走路。我看到書上寫的可以打封閉，哪個地方疼紮哪個地方，後來我說給你打個封閉吧，針灸了多次也不管用。在她疼的地方，弄針普魯卡因，針頭比較長一點，戳進去了，推了一半，她就說不疼了。後來還真好了，普羅卡因本來就是麻醉的，可能正好讓我碰巧了。所以，後來她到處說我有辦法，治疼痛有辦法，打了一針就好了，後來好幾個人找我給他們打封閉。但是我自己知道這是瞎貓碰到死耗子，碰上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麽，農民們很你容易相信他們體驗到的事情。

    安娜：那些藥是你們買的，還是政府給的？

劉蘭玉：到公社領的。那時候，我們那邊農民看病都不要錢，什麽錢都不要。我們說什麽藥需要，到時候就報計劃，批了就到公社去領。我紮針灸用的那盒針是我愛人的，是他學針灸的時候買的，裏麵長的短的都有。

那時候打針用的針，靜脈注射針，不像現在都是用一次性的。那時連注射管子，都是反複用，用過以後都要刷洗，洗完以後要煮半個小時，在鍋裏麵煮，有一個專門的藥盒子，就像飯盒子一樣，都放在裏麵煮。煮完以後針都放在裏麵，紗布也放在裏麵，用的時候拿鑷子鑷出來，放在小盒子裏麵，拿這個給病人打針，每天都要消毒，很麻煩的。

    安娜：您一天隻消一次毒？如果剛打完一個人，下一個人中間會不會再消毒？

    劉蘭玉：我一消毒一盒子，裏麵有好多備用的，有七、八個針和管子。

    安娜：有的赤腳醫生說，他們有一針打全村的經曆。

    劉蘭玉：我們不是，那絕對不可以。我是每個人換一個針頭，針頭打過以後我就放在一邊，下次洗過以後再消毒，一天一次消毒，一批一批的。

    安娜：您的條件比較好。

    劉蘭玉：我們不是最好的，但還可以。起碼針頭很多，針頭有十幾個，針管也有七、八個，輸液的橡皮管子不是太多，但是也有三、四個。每次把皮管子消毒以後，專門弄個紗布，四層的，把它包起來，然後裹起來，纏起來，打吊針的時候再拿出來。基本上一人一個袋子，你打的時候我把這個袋子拿來，打完以後就往那兒一放，再來一個人就用另外一個袋子，我們還是比較講究的，真的。

    安娜：您教過農民衛生的嗎？比如刷牙？

劉蘭玉：那時候農村裏都不刷牙，開始時，我們知青在那邊刷牙，那些農民都當景兒看，他們根本不刷牙。隻教過他們消毒，告訴他們在廁所裏麵怎麽消毒，這個事幹過的。

我們大隊隻有兩個赤腳醫生，也幹不過來，但每個生產隊都有衛生員，可以帶著生產隊衛生員一塊去。每家消毒要靠我們兩個人的話根本不可能完成，都是他們衛生員幫著做，但是怎麽弄也是我們教給他們的。給他們講怎麽做，而且他們工作的事情我們指導他，這些事情都是他們做，四個生產隊，每個隊一個，四個人，我們帶著他們一起幹。

    安娜：撒消毒水？

    劉蘭玉：一開始不是，一開始都用小紅眼，一種草藥，有毒的。到山上割來，淌的像奶一樣的，白白的，割來後用鍘刀鍘碎了，拿個筐背著，每家的糞坑裏麵撒一點，撒完以後蒼蠅就死了。一開始都是那樣子消毒的，到後來也用消毒水，也噴過敵敵畏，但是大部分都是用那個草藥。因為我們是山區，那個東西比較多，到山上用刀割，割來就行了。而且割來以後可以放在那裏曬，曬幹之後鍘碎，水一泡，到各家一去，毒性還有，效果挺好的。

安娜：非常感謝您的故事，我們這次的談話可能會用在我的研究報告中，也可能會用在將來的出書中，您同意我用嗎？

劉玉蘭：同意，同意。你一個小姑娘這麽老遠的跑到我們這裏，真的不容易，現在的年輕人象你這樣勤奮做學問的人太少了，你以後有什麽問題，阿姨還會幫助你，別客氣。

（結束）

 

訪談時間：2014年6月3，4,5日

訪談地點：連雲港市中心賓館、黑林鎮衛生院、石溝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