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蔥歲月————劉淑蘭訪談

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裏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曆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曆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劉淑蘭訪談

 

劉淑蘭訪談

 

盛夏的北京，驕陽似火，從北京地鐵一號線的最後一站石景山蘋果園站一出來，就看見遮陽帽下那張紅撲撲的臉，如果不是我不久前剛見過她，在這車聲鼎沸人山人海中，我真的很難在人群中找到她。她長的一副再普通不過的臉，和那些在街上提著菜兜慢悠悠地走著，在公園或是小區廣場上熱舞的北京大媽們沒有兩樣，熱情而直率，知足而慈祥。但又有誰知道，她曾把自己最寶貴的青春歲月，揮灑在了萬裏之外的陝北黃土高原上……

 

    安娜：今天來見您，就是想請您講講下鄉那段歲月。

劉淑蘭：好，好多年了。我們當時插隊的地方是陝北，陝西省延安地區黃龍縣石寶公社堯門河大隊廟河小隊。我記得特別清楚，從北京到西安的時候大夥還好，火車上笑語歡聲的，少年不知愁嘛。在西安火車站的時候，人家就說你們去的那個地方是最差的地方了，當時同學就有哭的。我們到縣城之後，各個大隊就去接人，當時那裏沒有車，條件好的生產隊拿馬車接，我們隊說路不行，沒有馬車來接，生產隊離縣城十裏地，全是山道小道，扛著行李走著過去的。

當時就感覺到交通太不方便，全是土路，也沒有公路。到生產隊的時候，當時黃龍縣地方病也是比較嚴重的，有克山病，有大骨節病，有甲狀腺。人都這麽高，特矮，大骨節，他的骨頭都出來了，關節都凸出來了，走路一拐一拐的走。我們第一次見的時候都害怕，都躲起來了，就說這不是人，是鬼吧，一見就害怕，第一天給我印象最深的。

我們11個人，8個女生，3個男生，8個女生住在一個大窯洞裏麵，看不到裏麵，黑咕隆咚的，而且那邊就是用炭取暖，學生不懂怎麽弄，都十幾歲，沒見過，我們兩個年齡最大的女知青住在最裏邊。記得當時是冬天最冷的季節，村裏老鄉熱情地幫我們點燃了一個炭火盆取暖，點了以後暖和了，關了門就睡覺了，結果全都中了煤氣了，第二天都爬不起來了。當時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我們倆年齡最大，因為睡在裏麵，是最厲害的，到中午了，人家別人都能爬起來，到中午我們倆才能爬起來，爬起來以後也不想吃飯，頭疼的厲害。後來說我們去醫院看看吧，生產隊也沒有醫生，我們就走到縣城，走了半天。到了縣城讓大夫一看，大夫說你們是中了煤氣，說你們是命大，要不是命大，頭天晚上就撂在那裏了，死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

從那之後我就深深感到條件太差了，不是差一點，而且當時介紹也不是那麽介紹的，沒告訴我們這裏隻點煤油燈，沒有電，沒有交通，也沒有醫院。因為這個事對我觸動挺大的，我想這裏條件太艱苦了，應該有個看病的地方。到那兒沒有幾天，我們隊長就找我了，我們大隊有個赤腳醫生，但大隊離我們生產隊還有將近十裏地，他也不經常來，所以有什麽病都給耽誤了。後來隊長說你能不能幹這個，我說行，我幹。到生產隊不到一個月就幹上赤腳醫生了，當時什麽也不會，就憑著一股子衝勁，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懂。

    安娜：沒有經過培訓？您慢慢回憶，我有問題會問。

劉淑蘭：開始沒有，就被趕鴨子上架了。後來出了很多問題，有上山砍柴摔死的，都是羊腸小道，這邊是懸崖，這邊是山，不小心就摔死的，煤氣也有死的，我是命大沒死。北京派了醫療隊來幫助，因為延安是老區，當時到我們縣是301醫院的和友誼醫院兩個醫院的醫療隊，他們到那兒首要任務就是培養當地的赤腳醫生。

我這才去參加了短期培訓，也就是填鴨式的硬教，讓你生背，我們又背又看，臨床就在縣醫院，人家別人做你就跟著看，然後你就跟著弄，一些簡單的小手術，像做個氣管切開術，我們都跟著做，他們都是手把手地教，北京來的大夫都特別好，真心的手把手教你。我們那兒主要是克山病，就是輸液，拿那麽大粗的針管子，用手推，還不能太快，快了心髒受不了。推這一個得推一個多鍾頭，還是快的，稍微慢一點得兩個鍾頭，你想想就這一個勁，稍微不注意針就跑了，碰到歲數大的，他的血管你看著在這兒呢，一紮就跑了，要不然你看是紮上了，但紮穿了。也真是練了，真是學了，基本的常識都掌握了，回到生產隊，就是一邊學，一邊幹。但還得下生產隊，還得勞動，那會沒有錢，就是掙工分，也沒有想那麽，也沒那麽多想法。那會就是想給大家解決點看病的困難，就是這麽一個簡單的想法。我們離醫院太遠了，而且沒有交通，有的真有急病了，象生孩子難產，沒等你送到，她就死了，很多實例。

我剛幹上赤腳醫生不久，就讓我去接生，我記得頭一次接生後，惡心的我三天沒起來床，沒吃飯，不停地吐，那時候比你還小呢。那時候的接生，沒點兒，你也不知道是什麽時候，半夜就來叫你了，我一個人去檢查，還是難產，胎兒是倒立，腳衝下，頭衝上，腳先出來了，你說著急不著急。當時我也沒碰到過這個情況啊，反正就是大概其地幫她正位，到縣醫院肯定是來不及了。當時大隊的赤腳醫生，比我多幹過幾年，叫他去一個來回得跑二十裏地，全是山路，沒兩個小時沒戲，我這裏兩個小時也不能幹看著啊，就繼續給她正位，我大汗珠子都出來了，還不能讓她看出我慌來，還得安慰她，最後慢慢給她正位，基本到最後，大隊那個赤腳醫生來的時候都正好位了。最慘是她羊水出來的時候，我沒有想到，噗一下，整個把我噴一身，弄一臉，不知道啊，因為沒有經驗，再說你躲也躲不開啊，那會什麽也沒有，擦都沒有東西擦，別說洗了，最後總算是母子平安，生下來了，這件事情他們家人特別感激我。

通過樣的幾件事吧，老鄉逐漸開始接納我，信任我。有一個老大爺，他克山病挺嚴重的，每天都要推葡萄糖，以葡萄糖和維生素為主，他就打那個，沒有別的藥。每天都要給他打，每天推那個，推的我胳膊都抬不起來，你想，慢慢慢慢的，一點點給他推，用那個大粗針管子，那會兒沒有輸液，就拿手推。結果他們家人都特別感謝我，那會也沒想別的，覺得這是應該的。

有時候我也經常和大隊的赤腳醫生一起巡醫。我們大隊共有三個自然村，村與村之間相隔六、七裏路，老鄉們的生活很苦。記得有些鄉親家裏隻有一床舊被子，衣服也很破舊，我有時候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給他們。

記得常去另外一個隊出診，離我們隊二十多裏地，羊腸小道，而且兩邊都是樹林子，在半路上碰到過狼，碰到過毒蛇，什麽都碰到過。你害怕？那邊病人等著你呢，害怕也得走啊。你聽說過盤路蛇嗎？就是蛇在小路中間盤一個大圈，你害怕不害怕啊，它在那兒站著，你也過不去啊，最後沒辦法拿大石頭砸它，它不動啊，耗了好長時間，後來又拿棍子攆，最才走了，人家說那就是攔路蛇。怕不怕？當然怕，一路都哆哆嗦嗦的。到病人家之後，給他打完針，說起路上的蛇，他們都特別感謝，拿出最好的東西招待我吃。那時候，老百姓什麽都沒有，都不知道拿什麽東西招待人，因為那時候生活都比較艱苦，吃碗白麵的東西簡直就是過年，有時候過年過節都吃不上，一般都是摻野菜，摻亂七八糟的東西，這也就是老鄉能拿出來的最好的東西了。

我剛才說，我們村裏的鄉親們大骨節病比較多，幾乎百分之八十都有大骨節病，病情嚴重的連走路都很困難，天氣遇冷或遇熱，或是遇到陰天下雨，他們的關節就格外的疼痛。為了減輕他們的痛苦，我經常給他們紮針，做按摩治療。村裏有位老鄉有哮喘病，經常找我為她做針灸治療，以緩解病情減少痛苦，總之，不管白天還是夜裏，是晴天還是雨天，隻要是病人需要，我都會馬上去，從不耽擱，盡量圓滿的完成出診任務。

在為村民服務的那幾年時間裏，我盡量做到讓鄉親們節約時間，少花錢，以減少他們的經濟負擔。山裏的老鄉樸實大方，隻要你真心對他們，他們也會真心的幫助我們，我們隻要到老鄉家裏，他們都會像招待親人一樣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當然，也不是什麽特好吃的東西，那時候的饅頭能打死人，不叫饅頭，叫兩麵饃，冬天放在那兒，都凍了，還特別硬，不像咱們發麵的，特別軟，那是硬的，那時候的生活真是不可想象。反正也經曆了，經曆了之後你什麽都不怕了，再苦也沒有當年苦，所以就無所謂了。

    安娜：他們的病是不是飲用水造成的？

    劉淑蘭：可能是水質的原因，那邊水特別硬，他們水缸裏麵的水都放了681粉，681粉是專門殺菌的，每家的水缸裏都是從河裏挑來的，必須放這個粉，等於跟漂白粉一樣的，它沉澱了，這個水喝起來就衛生一點。我也不知道這水與大粗脖子病和大骨節病有什麽關係，反正那邊的人關節全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膝蓋也是突出的，腿特別細。人普遍都矮，但也有高個的，就是細高細高的，不成比例了，跟竹竿子似的，有特別的骨節，走路都兩頭歪。

    安娜：那你們沒事？

    劉淑蘭：我們去的時候都已經十七八歲了，都已經定型了。那裏算是這種病的重災區，當時說是幾年要消滅這個地方病，但直到我們走也沒能消滅。我們準備今年八、九月份回趟延安，因為45年了，45年前我們去插隊的，雖然中間有個別回去過，有的人甚至找了那邊的媳婦，跟當地人結婚了，也都帶回來了，時不時的回家去。但我都回來好多年了，也沒有回去過，而且特別沒有集體回去過，所以這次知青聯誼會應大家的要求，準備搞一次大的行動，從北京到西安，再從西安到延安，都走一走，弄一個統一的活動，大家都比較高興，比較響應這個事。

    安娜：當地人對你們什麽態度？

    劉淑蘭：當時我們去插隊，當地的農民對我們還是相當不錯的，老區人對咱們北京知青還是比較歡迎的。他們一說北京娃，北京來的娃，而且是大城市來的，他非常的仰慕你，高看你。但我們返城以後，反而受到歧視了，當時你回來探親，街道主任立馬來了說別出去啊，外麵亂，別亂走，十一了啊，五一了啊，別亂走，我們簡直就是半專政的對象，就是這個情況。我在知青這個問題上始終這麽說，我們當年去插隊，後來我們回來屬於第二次插隊，在那邊我雖然是外地人，但是他們很高看我們，回到自己的家鄉，受到歧視，我們也很不滿。

    安娜：當時都是響應黨的號召，都是自願去的？

劉淑蘭：怎麽個自願法呢？這個所謂的自願也是被大形勢所迫的。當時文化大革命這是個潮流，整個知青必須走，上山下鄉，上東北兵團，去陝西插隊，去內蒙大草原，每天都在講這些事情，街道動員的也是這些事情。

那時候人都天真，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隻要毛主席說我們去哪兒就去哪兒就走，一點不容置疑的。那時候大紅紙1毛2一張，我們每個人都自己出錢買，3毛6那時候很多錢了，3毛6買三張紙，絕不含糊。刷的大標題是：“強烈要求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農民的貧下中農再教育”。都是這樣的，當時的情況真是自己自願的。

但是等我們一到農村之後，一看到所宣傳的什麽一塊錢一棵梨樹，一家一個核桃樹，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林區的牛羊成群，根本不是那麽回事。我們扛著行李從縣城走到隊裏的時候，看那些人住的半地下半地上的土窯，根本就不封口，隻是半截欄柵門，上麵都是敞著的，因為要走煙，走煤氣，沒有專門的煙道，是那麽一種情況，心，確實涼到了半截。

後來我們到陝北不久，就出現了有的北京知青該走沒走的，反而分配工作了，進工廠了，我們就感覺到確實有點那個。後來發現，一個知識青年，要給家裏造成很大的經濟負擔，別的不說，這些牙膏啊，手紙啊，我們都要從家裏帶的，花多少錢家裏買就不說了，但是你每年要回家一次，這一次車票路費就得60塊錢，在當時我們那種條件下，我們一年最低的生活費也是60塊錢。這額外的60塊錢都要由父母出，當時父母才掙多少錢，40塊錢要養一家人的，你這60塊錢給家裏造成多大的負擔啊。所以那時我們在家裏不吃香，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光是花錢，屬於賠錢貨啊。那時候我們家老公公養六個兒子，這是多大的負擔啊，這都是實際情況，咱們不講什麽大道理。當時走的時候確實是自覺自願，到那兒以後情況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同時在北京不走的他分配工作了，憑什麽啊？不公平，後來有的半路有點回潮了，鬧點病，開個證明吧，賴著回北京不回去，就出現這種情況，但是我們這種人還始終堅持了。

    安娜：後來您是怎麽回北京的？

劉淑蘭：後來東北兵團已經開始有人回京去了，還有一批中專的、中技的，回來一個可以帶一個，你交朋友了，或者你結婚了，你是中技的，可以把對象帶回來，那時候就動搖了，整個知青隊伍就動搖了。我是屬於接班回來的，走不同的渠道。

那時候我已經參加工作了，在那兒分配到鋼廠，在那裏以工代教，當老師，幹的挺好的，但是後來有這麽一個接班的機會，你回去不回去？你是回北京，還是繼續在這兒？其實我很喜歡那個工作，幹的也不錯，但是這個時候我就想著我們自己的孩子，當時自己孩子剛剛出生，我就跟愛人商量這個事，他說我們在這兒也挺好的，幹嗎要回去，但是從長遠的觀點考慮，我們孩子的教育將來怎麽辦？於是就回來了。

我1981年回來的，我愛人是1985年回來的。他1985年為什麽能回來呢，當時也是有一個政策，要解決三種人，一種是高齡未婚，一個是兩地生活，一個是喪偶，要解決這三種人，所以他就回來了，我們已經分居五年了。

     其實，說我們是知識青年，根本不是，小學六年級剛剛畢業，初一上了一年級不到，一個學期不到就搞文化大革命了，什麽知識青年啊，把我們整個就耽誤了，你想學也沒有辦法，我明兒得當作家，寫作文寫的挺好，真是一點可能都沒有。至於後來工農兵大學生，那要推薦啊，真是寥寥無幾。

    我們的文化水平，也就可以給家裏寫信，還可以表達的比較清楚。當時我們在農村晚上的主要任務就是給家裏寫信，最大的樂趣是什麽？到縣城取信，天天盼著取信，走十幾裏地去縣城取信，你想讓郵差送信？沒有十天半個月根本來不了。那裏的人很封建，把我們也傳染了，郵差死後，我們就鬧了一個笑話，我們住的是大窯洞，晚上寫信的時候就聽到有人敲門，可是當時我們的門並沒有關著，但就是聽著敲門了，怎麽回事啊，沒有人啊，後來有人說可能是鬼，是郵差，當時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嚇的都哭了，鑽到被窩裏麵去。這一鬧，男生離我們不遠，聽我們這麽熱鬧，就過來了，說鬧鬼啊，他們3個男生拿著棍子，說誰敢惹我們知青，我們是北京知青，拿棍子一頓亂掄，說鬼讓我們趕跑了，這我們女生才敢從被子裏鑽出來。這是真事兒，那個門明明開著呢，就是有敲門聲，我們確實經曆這個事了。這類事情在老鄉那裏，發生的更多，他們普遍相信鬼神，所以很多在陝北的赤腳醫生，在陝北又得是醫生，又得是巫婆。

    安娜：您給您的孩子講過過去的事情嗎？

    劉淑蘭：沒有，我們也不願意跟孩子說這些，他們也不愛聽，他們沒有經曆過，不感興趣。

    安娜：那時候去延安，真是一輩子沒想到回來？

    劉淑蘭：那時候真是準備紮根了，抱著紮根目的的這些人，基本都比較積極向上。

    安娜：這是需要好好研究的一代人。

    劉淑蘭：象知青、赤腳醫生這段曆史，我們這代人現在都眼花，也坐不下來了，真是要想自己研究自己也不太客觀，隻能靠你們年輕一代了，可惜中國象你這麽大的，都在玩手機呢，什麽曆史，他們才不管呢。

    安娜：你這個赤腳醫生後來為什麽不當了？

    劉淑蘭：後來就分配工作了，因為縣裏麵把我們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把我們這些人名都列出來了，怕我們回北京，把我們這些人都給囤下來了，把我們都留在縣裏了，分配工作。

所以現在有一個說法，就是知青的前時代和後時代，後時代就是雖然參加工作了，但是他沒有回北京，回原籍，現在爭論的焦點是什麽叫做返城？是不是脫離農村就叫返城，不是的，我們原籍是北京，必須回到北京才叫返城。

    安娜：我看資料說，陝北插隊知青還有要飯的經曆，你們這個年代沒有要過飯？

   劉淑蘭：沒有，但是有確實吃不上飯的時候，延川那邊他們整村要飯，我們因為挨著陝南，好很多。

    安娜：非常感謝您的熱情款待，吃了這麽多西瓜，也感謝您愛人和這些叔叔阿姨一直陪著我們。聽您講述過去的往事，讓我堅信我的研究是有意義的。我們的談話錄音可能會用在我的研究論文中，以後也許會出版書籍，比如訪談錄之類的，這裏是一張《知情同意書》，您若同意，請在上麵簽名，可以嗎？

    劉淑蘭：可以，同意。你這麽年輕就這麽有心做這個訪談，又這麽能吃苦，希望你能常來中國。來，我們一起合個影。

    安娜：最後問一句，四十多年後，再回憶這段赤腳醫生的經曆，上山下鄉的經曆，您有什麽感觸？

    劉淑蘭：我曾經在網上說過，也寫過，當“知青”和“赤腳醫生”這些當年的曆史名詞，已成過眼煙雲，離我們漸行漸遠時，我仍要自豪的說，我們也和當年的紅軍一樣，喝的是延河水，吃的是延安的小米飯；是延安人民養育了我們這些北京娃，艱苦的生活使我們擁有了勇於麵對生活的鋼筋鐵骨，回望四十多年前的艱苦歲月，至今我們仍仍然無怨無悔。

 

    （結束）

 

 

訪談時間：2014年6月13日下午

訪談地點：北京市石景山區首鋼宿舍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