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蔥歲月——————譚國慶訪談

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裏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曆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曆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譚國慶訪談

 

譚國慶訪談

 

 

從北京到山東淄博，再到濰坊，再從濰坊坐長途汽車到平度縣明村，麵對到處人山人海的火車、汽車交通，對我來說如同愛麗絲曆險記中得的情節。我與他相約上午在明村鎮汽車站見，為了我本次的訪談，他還特別邀請了幾位知青從青島專門趕到平度接待我。但當日從濰坊發車到明村鎮的長途車全滿了，我的前麵還有四百位乘客在排隊等，我幾乎絕望了……在用非正常方式登上前往明村鎮的長途汽車後，我開始想象他的模樣。但當我在下車後看到他時，完全顛覆了我事先的想象：聲如洪鍾，麵色紅潤，身體健壯碩，根本無法與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聯係起來……

 

    譚國慶：我是在青島高中畢業後來到平度下鄉的，文革初期我姨媽被遣返到山東無棣縣，她沒有孩子，就和我母親商量，讓我到她那兒去。有什麽好處呢，一個是我可以照顧照顧她，另外她是骨科大夫，是青島的骨科“四條龍”之一，老孫，老汴，老玉，她姓石，都是青島著名的骨科大夫。她讓我去當赤腳醫生，除了跟她學正骨外，我有一個妹夫是青島市一家醫院的西醫大夫，我也跟他學習簡單的西醫診斷知識和用藥知識。同時我還跟著我姨的一個老同事，就是四方區醫院一個老中醫大夫，學了三個月的針灸。

    安娜：三個月？

    譚國慶：對，學了三個月，當時為了快學，在我身上試的針，自己紮自己。

    去了之後，當地的村幹部也得考察考察你是不是行，光說你會，其實我心裏也打鼓，學的時間太短了。那時候上進心特別強，而且腦子也好使。事兒又巧，民兵連長的一個孩子住在果園裏，當時的一個村醫在給他治病，扇扇子，幫他退燒。我到那兒一看不行，這個孩子是腦膜炎，根據他的體征，體表，腳心一劃，我斷定是腦膜炎，趕快送醫院。連長也奇怪，他相信，不敢耽誤，不相信，更不敢耽誤了，萬一是怎麽辦。結果趕快的帶著，套上馬車，我們一塊就到縣醫院了，一診斷是腦膜炎，第二天小孩就死了。

    安娜：第二天死了？

    譚國慶：對，治晚了，那時候農村醫療條件不行。孩子在家裏耗著，村醫也不懂，他認為是中暑了，隻會給他扇扇子。這個事奠定了我的基礎，連長和村民對我很信服。於是我就在村裏幹赤腳醫生了，給村民接骨，正骨。開始打針我還不會，肌肉注射不會，不會也得學，那個地方醫療條件很差，老百姓生孩子，就在炕上放上細土，把嬰兒放在上麵，當尿布，拉了尿，把土挖出來，再把幹土放在上麵。

    冬天的時候，用個布袋，院裏放個鍋，鍋上放個破桶，把細砂放在上麵炒，炒到有溫度了，把它裝到袋子裏，暖和了，把小嬰兒放進去，給他兜著屁股，大小便都拉在裏麵了，換的時候把孩子拿出來，把土倒出來，真是土孩子。

    有一次，把我赤腳醫生根基紮的深了，真是巧了，有一個大夫，公社醫院的一個老中醫病了，住了七天院，胃痛，沒治好，住院了。他們把我叫去了，我是第一次出山，叫出診，也是我的第一次出山，我給他針灸，根據老師教給我的，從這邊紮到這邊，主要穴位，配合我練的氣功，結果給他治好了，一次就輕了。然後名聲大震，都說青島來了一個大夫，會紮針，紮針不花錢，不但本村的紮針不花錢，外村的紮針也不花錢。在這個當中我還給一個青年，尿炕的，治遺尿。

    安娜：晚上老尿床？

    譚國慶：對，我給他治好了，後來還他當了兵。

    安娜：怎麽治的？

    譚國慶：就是用針灸。那會兒也下工夫，也年輕，我看的書也多，願意幹。

    安娜：什麽病都看？

    譚國慶：什麽都看，從小病到手術，包括人腿，馬腿斷了我都得接。那時候馬是壯勞動力，每個村裏下地最大的牲口就是馬和騾子，是個大勞動力，如果它的腿折了，不給它治好，全村人就要哭了。

    安娜：赤腳醫生不但要治人，還要治牲口？

    譚國慶：是，給人打針，給馬打針，給豬打針，都是我自己幹，注射。

    安娜：這在西方無法理解，看動物就看動物，看人就看人。

    譚國慶：那個時候農村很落後，不可能一個村配上一個獸醫，你隻要能看病就人畜一起看，就行了。那時候貧窮，我們下鄉的時候吃什麽？地瓜幹，地瓜麵。

    安娜：沒有赤腳醫生以前那個馬怎麽辦？

    譚國慶：他們就沒辦法，就哭。那邊往西一點，白安區，靠德州，濱州，比較窮，比較苦，鹽堿地。就一季糧食，就是海灘當年淤積成了鹽堿地，長莊稼很困難，原來是大海。

    我除了針灸不錯，還有正骨也挺好，有人打球的時候胳膊不能動了，有時候大人背著孩子，胳膊環掉下來了，就是脫臼，找我接上就回去了。這叫複位，都是跟我姨媽學的。

我真正的培訓，就是在四方區醫院培訓了三個月，就是這個教教那個教教，針灸，搭脈，把脈，中醫把脈。趕緊突擊，突擊了三個月就到農村當赤腳醫生了

    那個時候，赤腳醫生大多數都沒有比較係統的學過，醫療條件也馬虎，他們也不講究，打預防針，常常一根針打半個村，不換。

    安娜：不消毒？

    譚國慶：不洗，不換。當時醫療條件非常非常短缺，但是人也健康，那會人身體也健康，也沒有艾滋病，也沒有肝病，就是一個針頭拔下來，再打。最多用棉球擦一擦，用酒精消下消毒，但是裏麵洗不幹淨。我們有時候條件差，在月亮下麵輸液，沒有燈，我就幹過。

    安娜：在月光下麵？

譚國慶：靜脈注射，紮針都幹過，不可想象哈。我為什麽後來幹的比較出色？辦了幾件事兒，其中一個事就是口對口救了一個老人。我當時在那個群體當中，我的文化程度算高的，當時的老高中畢業生比現在的大專生都強。

但是也辦了一個比較遺憾的事，這個事在我後來的朋友當中知道的很少，他們都不知道，我也從來沒講過。為什麽呢，這是一個終身遺憾的事，這個病號是我經手的。我當時去了以後，這個病號家裏有三個孩子，都不大，我診斷是敗血症，敗血症得需要到醫院抽血化驗確診，那個症狀像敗血症。為了謹慎起見，我找了公社衛生院的大夫，我把症狀跟他說了一下。他說是瘧疾。我說老師你再去看看吧，他說你看了我就不用看了，然後他給開了處方。我說老師您再謹慎點吧，我怎麽看著不是瘧疾呢。他說，不用，我負責，就把藥給病人開了。結果死了，拉下三個孩子，誤診。這藥象龍葵、奎寧 ，不是瘧疾不能吃，吃多了容易死。

當時那個診斷條件太差了，太落後了。那時候生活也比較困難，家裏條件確實比較差，農村來了一個大夫，都包餃子吃，白菜餃子或者韭菜餃子，沒有油就放幾粒花生米當油。他們都叫我國慶哥，80歲的老爺爺也叫我國慶哥，小孩叫國慶哥，爺爺叫我國慶哥，孫子也叫我國慶哥。村裏有些病號沒時間沒錢，為了化驗，需要化驗血的話，都是我給他抽了血，裝在褲兜裏走八華裏到縣醫院，帶到醫院給他化驗，都是這樣做的。因為那個時候生產隊隻有兩輛馬車幹活，你借不到，自行車也很少，隻能靠兩腿走。我跟一些老鄉的關係很硬，也加上我醫術也比較高超，我在我們村還是幹的不錯的。

在自學方麵，我把一些基本的基礎課，中醫的，西醫的，基本課的一些書我都看了，我的舅舅在新疆是大學的教授，給我寄了十幾本書。因為那時候年輕，好學，自己又願意幹，再一個一出點成績覺得很高興很高興，特別他們把我叫成國慶哥，我覺得很自豪，很親切。

    我幹赤腳醫生從1969年秋天開始幹，一直幹到1973年的春天。1972年的秋天，那時候青島醫學院搬到白寨那邊去，縣裏給我留了一個名額，讓我去進修，讓我去上大學。為什麽呢？縣安置辦公室一個主任，他弟弟結婚，借了一匹馬，把馬腿卡斷了，當時一匹馬值上千塊錢，上千塊錢可了不得了，一個月的工資才二十、三十的。我和我姨把馬腿接好了，他非常感謝我，是有這個關係。第二層關係，有個縣委書記回家養病，我天天給他量血壓，打針，處的都不錯，他們說挺好，幹的不錯，就推薦我去上大學，我沒去。為什麽沒去呢，因為我出身不好，當時我不敢去，當時工農兵大學生出身得好，我怕上學的時候有事。那時候後顧之憂太多了，那時候的社會背景就那樣，可能你不理解，天災人禍都趕在一起了，所以老百姓非常貧困。

所以農村治病不能完全依靠科學治病，老百姓都一點迷信，特別是病了的時候。其實中醫也講周易，不是迷信，但有點迷信色彩。有一次我在田裏勞動，赤腳醫生還得勞動。有一個人說，國慶哥，王傑的媳婦病了，讓黃鼠狼附身上了。就是神經錯亂了，他們叫黃鼠狼附在身上了，說你趕快去看看吧。我隨身帶著藥箱，裏麵都有針，針灸的針。我剛到她大門口，她就說國慶哥來了，我走了啊，國慶哥來了，我走了啊。就這麽吆喝。那會也年輕，很快鞋都沒脫，接著就給她針灸，邊針邊隨她叫，我說你往哪兒跑？你往哪跑？再敢不敢了？奇跡發生了，她立刻好了。凡是能下的穴位我全給下上了，當時下了六個穴位，好了，再沒犯過。        

另外一個也是，隊長的老婆赤身裸體在街上跑，他過來叫我，說國慶哥你趕快看看，病了。我往外走的工夫她就往家裏跑，關上門以後，敲門她不開門，說國慶哥，你走吧，你走吧，國慶哥，你走吧，你走吧。後來我在她大腿這邊給紮了一針，邊紮邊假裝幫她攆鬼，然後又下了藥，也好了。你說在農村，有時候完全依靠科學是很難給這類人治病的，因為她們得的是心病。

我看過一篇雜誌文章，說為什麽人會迷信，是因為有些自然現象我們還沒有破解，現在科學家還沒有研究到能解釋一切的程度。黃鼬，還有狐狸，它身上都有電波，有磁場。它的磁場，它的微波，和人身上的磁場有沒有感應？沒有人能說清楚。

    既然農民的腦袋有點迷信色彩，我就利用他們迷信的特點，用一種迷信的實際上是一種科學的方法幫助治療他們的病，該怎麽治就怎麽治，但是說話當中隨著她們說，就好像和它交流，和它接茬似的。你的目的是治好病嘛。

就這樣，慢慢的我就幹起來了，我在村裏麵的威信，還是不錯的。不忙的時候，我就到縣醫院去幫著值班，值班看藥，雖然沒有處方權，但是可以抄處方。所以我們這些赤腳醫生，就是當初的下鄉青年，在農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別是在邊遠地區，你這次不到東北去？有機會你一定要到東北去，他們這些知識青年回城以後，東北的小學老師都沒有了，大夫沒有了，赤腳醫生沒有了，拖拉機手都沒有了，就是大批的技術骨幹都沒有了。赤腳醫生這個特殊的群體，在當時那個時期是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知識青年有文化，而當地的人文化都低，我到過一個縣的副縣長他跟我談，說年輕的時候我小，但是我印象很深，上海的知識青年穿裙子，牙膏，化妝品，花布，都是知識青年給我們帶來的新鮮事。以前中國農村許多地方的人不知道刷牙，是知青去了以後他們才懂得什麽叫刷牙。

安娜：您覺得農民對您的醫術信任嗎？

    譚國慶：信任。就是覺得農民對你這麽信任，信任到這種程度了，自己覺得要確確實實得好好的對他們，越這個樣，幹的越仔細。因為那時候條件太差，你稍微一努力就會給他們創造比較好的醫療條件，你就會很容易做好這個工作，很容易做成這個工作。他們的病痛也少。舉個例子，他閃腰了，不能動，我就說你能不能坐？不敢坐，就站著。我一試脈象很旺，我心裏有數了。我說你怎麽閃腰？他說我去幹什麽什麽了。我說你哪邊腰痛？他說這邊腰痛。我說你把右腿，先一開始把右腿蜷起來，扶著牆站著，我就把他的腿擼一下，委中穴，找出那個血管，紮一針，他的血出來以後，流到了腳後跟，因為委中是血管，把血給他止了，好了。腰背委中求，這是中醫的一個術語。

    還有一個病號來了，牙痛，我說你怎麽了，他說我去趕集了。我說脫下鞋，他問牙痛脫什麽鞋啊？我說你脫鞋，把右腳給我。農民的腳你想想啊，我也不在乎，開通穴打上一針，我運著氣給他上下動，咬牙，咬牙，一邊說著讓他咬牙。怎麽樣？輕了。我給他活血，當難有難法，當解有解法，從這一邊調到這邊，把它平衡了。還有胃痛，或者肚子痛，或者有其他的痛，我用不同的解法，我直接用阿是穴。那時給病人治病，很仔細，很認真，幹的很有味道，很好，很有成就感。

    安娜：到現在做什麽事還是那麽認真？

    譚國慶：是，養成習慣了。

    安娜：您今年多大了？

    譚國慶：70歲了，69周歲。

    安娜：一點都不像。看著也就五十多歲的樣子。

譚國慶：我這個精神頭還行。現在喜歡收集知青的資料，有關中國研究知青的書我基本上都有了。目前學術研究，很難把知青曆史說透，也不能下什麽定論，隻能是探討這個事，有不同的觀點。說個題外話，有的知青說我下鄉吃虧了，我就說下鄉也鍛煉了我們；有的說當年毛主席讓我下鄉我就下鄉，我們受到一些損失，我們現在需要補償；但也有許多人認為，下鄉為我們帶來了豐富的人生經曆，我們現在應該快樂地享受這個經曆，做個老年快樂派。像我們這些人都是快樂派，大家經常一塊來玩玩，交流，交流，說說知心話。

這不，你來了，而且是從美國那麽老遠來，我們就高高興興地聚到一起，把我們過去的曆史講給你聽。但是我講不是在訴苦，我在敘述，苦不苦？很苦很苦。苦到什麽程度呢？我當年在村裏住的時候，你想喝杯水也不給你，我沒有水。當年我們村是退海之地，連井水都是鹹的，就住在那個地方。做飯都沒有水洗菜，蚜蟲很多，跳蚤，都一起放鍋裏做飯吃，很艱苦。但是當年年輕啊，不也過來了嘛。

    因為周圍老百姓也是這樣，大家都這樣，也不覺得苦。而且當年人心比較好，人心比較坦白，忠厚老實。從我收集的資料看，比我苦的知青多了。

    安娜：收集資料是做史學最基礎的工作。

    譚國慶：對，最基礎的，要不然有些東西你不懂，我這裏不但有知青曆史的書，還有當年政府有關知青工作文件匯編，國務院的、知青辦的。

    安娜：這個很少。

    譚國慶：這個民間沒有，這個不能放在民間裏，裏麵的文件有些現在也不能解密。這些還沒編號，書都有編號，這本書沒有編號，不知道怎麽出來的。像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致知識青年的一封信，鉛印的沒有，對外不發表。什麽樣的人能看到？一些專家學者，這樣的人通過有關部門可以看看，你們做研究的，可以通過外事部門到中央檔案館查一查可以。全國知青的資料我這兒是比較全的，是個大總匯，他們找資料都到我這兒找，我的網名叫老譚子。

    安娜：您小的時候想做什麽？

    譚國慶：我小時候想當老師，想當個作家，我現在也是個作家，青島作家協會的。當年我英語很好，是學生會主席，在班裏是英語課代表。我學到什麽程度，蘇聯有一個女的英語專家，編了一本簡易的英語字典，四千字，我都能背下來，這本字典我能背下來。英語老師批作業，給同學批作業，都是我批，我幫老師批作業，到這個程度。唱英語歌曲，演英語話劇，說英語相聲，英語很不錯了。就因為我家庭條件不好，考不了大學。

    安娜：家庭背景沒影響你當赤腳醫生嗎？

譚國慶：那個沒影響，因為下鄉知識青年可以當赤腳醫生，赤腳醫生可以從知識青年當中選。因為知識青年當年有很多選擇，可以當民兵，可以安排村辦工廠，當技術員，當老師，當會計，當記工員，飼養員，都可以，赤腳醫生當年並不是最好的活兒。

    安娜：你當赤腳醫生看病有工資嗎？

    譚國慶：沒有工資，什麽報酬都沒有。

    安娜：天天還得看病？

    譚國慶：得看病，有時間就去勞動。

    安娜：您勞動的工分跟村民一樣的嗎？

    譚國慶：平時我7分，全天勞動力是7分或者10分，我記全工7分，沒有額外的補貼，就象是普通的村民，就是掙工分。沒有病號了你下地幹活，有病號你看病去。

    安娜：一分多少錢？

    譚國慶：一分幾分錢。有時候，幹了一年還往生產隊倒找錢，幹了一年活，不但沒拿到錢，還得往生產隊找錢，還欠錢。

    安娜：為什麽？

    譚國慶：你掙的工分低，少，到年終給你分了菜，分了蘿卜，分了麥子，分了玉米，分了草，這些東西都算上錢。你的工分，一分是兩分錢，你一天掙10分就是兩角錢，到了年底你今年發了這些東西，可能你今年掙了180塊錢，發的東西是200塊錢，你要交20塊錢給我，往生產隊交錢。因為工分低，赤腳醫生這個活輕巧，所以掙不了高分，人家掙10分，這個掙7分。他們有些從大城市來插隊的知青沒有錢，每年回家問家裏要錢，很多這樣的。

    安娜：幹一年不但沒有錢，還得往家裏父母要錢？

    譚國慶：好像那個時候也不在乎這個事，挺普遍。

    安娜：即使這樣，您還是有理想？，救死扶傷？

    譚國慶：當時是覺得自己生活的挺好的，有意義。那時候受的教育不一樣，受的是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積極向上的教育，為人民服務積極向上的教育。就是這個樣，那個時候不覺得特苦，覺得是很平常的事。努力為老鄉看病，治病救人，也不想為了爭取什麽，也不想為了得到什麽，沒有，一點沒有。我在村裏參加勞動的時候，下大雨了，都去搶場，開閘，差點掉到水庫裏去，覺得就那麽回事，無所謂的事，應該的。那時候人的思想確實不一樣，我們這一圈的，這一幫子下鄉青年，都是這樣的。

    你看到我們這個群體了吧，像我們這個群體在山東基本就是這麽個狀況，大家夥比較和諧，為了歡歡樂樂的渡過晚年，都是這種想法，沒有其他的想法。我們當中不談論過去，不管你過去多大的幹部，不管你曾經富有還是貧窮，我們都交往，我們在一塊就是這個樣，和和氣氣。比如你來了，我們都很歡迎，他們特地從青島開車跑來，為的就是讓大家見個麵，有個緣分。象妞妞、李霞她們幾個，從青島專門過來，開個車，費個時，出個力，為的什麽，就是見個麵，大家一起高興聚聚，大家有共同的經曆嘛，給你說道說道。

   

 

 

    譚國慶：你想想，我們當年下鄉也是國家發展計劃的一部分，因為城鎮一下子解決不了那麽多城市青年的就業問題嘛，國家規劃的都很好，就是毛主席12月22日那一句話，一下子把這個事衝了一下子，變成一種運動了，變成一種政治運動了，所以脫控了，某些方麵在安排上跟不上了。再說人數太多了，太多太多了，說是一千七百萬，也有人研究說是，加上回鄉知青近三千萬。

    那時候對這個社會懵懵懂懂的，到現在就覺得下鄉這一段經曆，我覺得是一筆財富。苦吧？苦！但當時年輕，一抗就過去了。

你有心做知青赤腳醫生這個專題研究，我們非常歡迎，你過來能了解一下，我們也如實的向你敘說一下，這就是咱們的緣分。

安娜：非常感謝您說這麽多，也非常感謝妞妞阿姨、李霞阿姨她們這麽遠地來到這裏，我可能會在今後的研究報告或出版物中引用您的談話記錄，您同意嗎？

譚國慶：沒有問題，我們去吃飯吧。

   

（結束）

 

訪談時間：2014年5月31日

訪談地點：山東省平度縣明村鎮張舍郝家寨村譚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