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蔥歲月————陳文玉訪談

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裏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曆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曆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陳文玉訪談

 

陳文玉訪談

 

     我們的訪談約在了一家上海餐廳裏，她和藹熱情，象鄰家老奶奶那樣絮絮叨叨地給我倒水，勸我多吃，給我講這些年北京的變化，給我介紹這家坐落在東城區東四十條的滬香滿樓餐廳的菜係。最驚訝的是，我們在聊天中居然發現我們有一個共同認識的朋友，這位朋友幾個星期前剛請我吃過飯，而她卻已經幾十年沒有見過這位朋友了。這個世界很奇妙，人生則更奇妙。這位曾在吉林省嫩江地區扶餘縣插隊的赤腳醫生，並沒有象大多數下鄉知青，把艱苦歲月的滄桑留在了臉上，而是保養得很好，紅潤而健康……

   

    安娜：您做赤腳醫生是偶然的？

    陳文玉：不是。我們那時候在北京已經有條件參加培訓了，因為我們是主動要去下鄉，而且我們確實覺得下鄉要做一番事業，不能說是到那兒真是修地球去了，所以我就去報名了參加衛生培訓，下鄉前。

    安娜：您從頭說一下，文革時您是哪個學校的？

    陳文玉：以前叫河北北京中學，前身為順天高等學堂，一百多年曆史了。

    安娜：在石家莊嗎？

    陳文玉：在北京。

    安娜：現在沒有了嗎？

    陳文玉：現叫地安門中學，原址好像現在改成教師幹部進修學院了。

    安娜：您是初中還是高中畢業去插隊的？

    陳文玉：我是初中畢業，六八屆的，我們去插隊的是六八屆的高中和六八屆的初中兩波人。我當時是在插隊前，去北京鼓樓中醫院參加的培訓，當時鼓樓醫院正好有一個赤腳醫生短期培訓，學習針灸啊，按摩啊，我們插隊那撥兒一共有六、七個人，都參加過這個培訓。

    安娜：是您自己報名嗎？

陳文玉：自己報名。經過培訓以後，因為要做這方麵的準備，所以自己也買了這些聽診器，針灸的針啊，還有裝針灸針的盒，都是自己縫的針灸的盒，然後就下鄉了。

到那兒去以後，其實挺有想法的，但是到那兒去以後，開始我們什麽農活都不會，跟老鄉在一起幹農活。但是你幹農活以後，還要承擔赤腳醫生的事兒，就是給當地農民打針、看病。當時當地有個鄉村土醫生，他行醫不是非常規範的，所以他打針的針頭從來也沒看他消毒過，就是擦一擦。我們覺得這樣不是特別好，我們用的針都是要消毒的，當是我們集體大家輪流做飯，男生、女生輪流做，誰輪到做飯的時候誰就負責消毒針頭針管，消毒完之後，輪到誰，誰就給老鄉去看病，去打針。

大家不管是多苦多累，到了那兒之後就覺得，給老鄉看病是我們的責任，一定要這麽去做。我剛才說過，我們那裏那個鄉村醫生，他打青黴素從來也不做皮試，有的人就這麽莫名其妙的去世了，當時我們也搞不清楚。有一次是我們親眼看到，他打青黴素不做皮試，就說你打青黴素得做皮試，他說青黴素不做皮試也沒關係，我們說那不可能，你要不做，萬一要是出了危險怎麽辦？所以我們執意要他做，他就生氣走了。他走了以後我們就給病人做皮試，一做完果然真還是真有問題。通過這個事，我們覺得不能讓他繼續這樣，我們要抵製。

我在農村裏插隊了五年，而且是在農村裏麵幹活整整幹了五年，後來在農村裏當婦女隊長，後來做公社婦女主任，再後來我幹到縣婦聯常委，一直就讓我在農村，紮根農村幹革命。因為我比較認真，生產隊長常把一些得罪人的事讓我做，比如說農村分個蘿卜、土豆什麽的，有些長蟲子的，有的人就挑挑揀揀，說這個我不要，那個我不要，就不好分，像這種活就讓我做，讓我給人家分，無形中就得罪人了。

最嚴重的就是看瓜把人給看得罪了，而且把那些當地的村長、大隊書記得罪了，我看瓜時，這樣的幹部也不能隨便去吃瓜，人家根本就不能理解，說你怎麽這樣？我們是幹部哎，你真是歪瓜劣棗，誰見誰咬，你是怎麽回事？所以後來冬閑的時候，特別冷，我們好多人都回家了，當時就剩下我和一個女生了。我們在屋子裏正睡覺，半夜裏有人喊讓我到大隊聽電話會議，那時候對外聯係隻有電話。我就趕緊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出去，剛一出門的時候閃過一個黑影，衝著我就來了，我一躲閃，那個棒子就打我腦袋上了。我其實也挺害怕的，就趕緊喊抓壞人，我就沒回屋，直接往生產隊裏跑了。那個人可能也害怕，所以他也跑了，他這一下子，他的鐵鍬棒打我腦袋上了，把棒打折了，結果那個鍬頭掉在地上，東北的地，凍地，可砸了這麽深的坑。然後縣裏公安局就來人了，到凍地上拿蠟畫取證據，然後就挨家挨戶比那個鍬頭。結果我們生產隊那個車把式的鍬頭被對上了，是他弟弟打的，他弟弟是大隊的獸醫，他打的我，他打完我也害怕，就跑了，他把鍬棒扔在那兒了。

安娜：後來抓起來了？

陳文玉：抓起來了。當時村裏的人就說，知青嘛，打一下就打一下吧，還護著他。後來是因為我表姐給縣裏寫信，就說不處理就要鬧出人命了，這樣縣裏才抓了。我當時真是準備紮根農村的，我們又是先進知青，常常被樹典型，要紮根農村幹革命什麽的。後來讓我參加縣裏推薦上大學考試，我這邊要大喇叭廣播紮根農村，那邊又要參加大學考試，我就特別抵觸，說的和做的不一致，那不是我的性格。要不是一個到縣裏的吉林大學教授勸我，我後來也不可能上大學去。他也不知道怎麽著就認識我父親，因為我父親也是延安的老幹部，他是解放戰爭的時候在東北待過，是團中央的幹部。這個教授就勸我讀書，就幫我複習考試，我雖然也沒心思，心想反正考什麽樣就什麽樣吧，就考試了。考完後成績也不太理想，心想還是回去當我的農民吧。但是當時正好發生張鐵生交白卷的事，考試成績已經不重要了，領導說你就上學去吧，你願意上哪兒？因為我父親是癌症去世的，我說我還是願意搞醫，後來就給我分到吉林醫科大學，現在的白求恩醫科大學。

    安娜：剛才您說您和沈曉平是一個學校的？

陳文玉：對，沈曉平是我們同學。他好像在美國波士頓，我美國那兒還有同學，李新華和董大海，應該都在美國。

我們是七三級工農兵學員，一部分是插隊農村的，一部分是工廠的，還有一個是部隊的。我們上大學後，先進行文化補習，學校那時候正是文革期間，政治活動也特別多。上課以後都要到醫院裏麵從護工做起，又到農村當赤腳醫生，又到長白山去采藥，又去製藥，我們什麽都學。雖然我們是醫療係，但是針灸、按摩也要學。還要去農村給孕婦接生，給孩子紮頭皮針，進行危重病人的搶救。那時候我記得我們還有耳針治療，用耳針給病人進行治療。

那時候，反正病人比較相信我們，我們幹事也比較認真，病人找到你就特別認認真真的給他看病。比如有一次，我們在海龍縣當赤腳醫生的時候，有一個病人高燒不退，我就整夜看著，用酒精給他降體溫，不斷地給他擦身上，病人特別感激。當時我們沒有任何想法，就是覺得這個病人有病，我們得給他治好。像還有一個老人他尿不下尿來了，急的跟什麽似的，我們給他紮針，針灸以後，攙著他在院裏麵溜達，不停地遛，最後就尿出來了。還有產婦難產，如果是順產當地都有接生婆，就接了，沒事了。但是她難產的時候就要找你，我們同學都是三個人一組，我們那組正好兩個男生，我一個女生，那時候人家就找你，你怎麽辦啊？你也得去接生啊。孩子下不來，就給打催產素，我現在都覺得那時候怎麽膽子那麽大，還真的就給接下來了，嬰兒和產婦還真是安全。還有小孩也是，他發燒以後給他輸液紮頭皮針，都是土炕，吊瓶隻能吊在窗簾上，給孩子紮頭皮針要很仔細。那時候工作起來，真沒有時間概念，隨叫隨到。

    安娜：畢業以後沒再回村嗎？

    陳文玉：我在學校的時候回過，畢業以後我就直接回北京了。我們上學那時候又趕上了唐山地震，地震以後我們又去前郭縣，在那兒實習。我們上一段課，就實習。像我們到長白山去采藥也是，大家就是認藥品，每個藥品什麽樣。我采藥那些標本，因為老搬家，都不知道在哪兒了，如果我找到標本的話我給你照下來，通過郵件給你發過去。

    安娜：您插隊了五年，赤腳醫生做了幾年？

    陳文玉：我們一下鄉就做赤腳醫生。這是我的赤腳醫生證，是我上大學以後才有的，在海龍縣實習時給我們發的赤腳醫生證。那天開會座談的時候，不是有延安地區的知青嗎，他們是下鄉以後進行培訓，我們是在北京進行培訓以後，再下的鄉。

    安娜：當時在村裏是掙工分嗎？

    陳文玉：掙工分。

    安娜：10分？

    陳文玉：男勞力是10分，我們是8分，6分，我們那時候少。

    安娜：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做農業活？

    陳文玉：對，赤腳醫生是副業，有病了，老鄉來找你。而且我們還養雞，種自留地，醃菜，下醬，都是我們自己做。

    安娜：這些知青都要做？

    陳文玉：知青完全都是自己自立。我們那時候沒有錢，拿著雞蛋到生產隊合作社換鹽什麽的。

    安娜：那藥是你們隊裏買還是公社撥的？

    陳文玉：大部分藥都是我們自己從家裏帶過來的，然後送給病人。若果病人還缺少什麽藥，回不去的時候就叫家裏把藥給寄過來，給病人吃。

    安娜：隊裏沒有錢嗎？

    陳文玉：有一點錢，但都被隊幹部把持著，也不夠用。人家生產隊把你作為赤腳醫生，但我們是要幹活的，天不亮就要下地。實際上就是現在所謂的誌願者。

    安娜：當地人還是喜歡找你們？

    陳文玉：當地人就找我們。他們認為我們比較地道，認為我們做事認真，又是從北京來的，十裏八村的他們都來，我們有時候在地裏還幹活呢，他們就來了，說聽說你們是從北京來的醫生。

    安娜：非常相信？

    陳文玉：北京來的嘛。說聽說你們治好了什麽什麽病，都找我們。當時缺醫少藥，我們手裏的藥也特別少，什麽最管用呢，針灸，中國傳統的針灸最管用，一針下去就見效，所以他們都說聽說你們紮關節炎特別好，農村關節炎特別多。

    有時候我們正在地裏幹活呢，他們就來了，說你們是不是北京來的醫生啊？我說我們不是醫生，我們是知青，我們是赤腳醫生。他們就說我們這兒聽說你治好了誰誰誰的病，他們就傳，互相傳，慕名而來的。我們八個人，一共八個赤腳醫生，七手八腳的就上去了，你紮我紮的，就經常是這樣的。很多的腰腿疼，針灸是最好使的。

    針灸、拔罐相當好使，咱們幹事比較認真，所以也能得到人家的信任。而且人家全身心的信任你。比如有人產後大出血了，我們正在地裏幹活呢，一聽說了，馬上我們都去了。當時也沒有醫療條件，也沒有血庫，也沒有化驗設備，隻能用病人本身的血漿啊，拿她的血跟你的比對，你想那哪有準啊？結果還真對上了，然後就我和王木章倆人一人各抽了300毫升。

    安娜：治病還要獻血？

    陳文玉：對，獻血。那時候覺得是應該的，那個病人到危機的時候，你到哪兒找血去？必須趕緊的獻血。你獻完血以後，沒有說得吃點兒、補點兒，沒有。後來常獻血，營養跟不上，低血壓，到現在血壓也沒上來。那時候，就沒想過什麽東西是我的，給人家獻血是無私的奉獻，是應該的，這就是那時候的想法。後來那產婦人真是得救了，她特別感激我們。後來她以後生了重病，不治之症，不行了，他老公就問她還有什麽願望，她說就想再見我們一麵，很樸實，而且我們也特別感動……

    安娜：後來您回北京也從事醫療工作？

    陳文玉：我是因為文革以後四人幫倒台了，家裏平反，就回來了。我父親也算老幹部，文革中受迫害，也是到農村去了。那時候那樣受迫害，也很執著的得抓緊一切學習機會，特別珍惜這段時間學習，我們是醫療係，什麽都學，什麽都幹，而且當時就準備著畢業以後回農村，真沒想著還能回北京。文革以後，有這麽一個知青政策，我就回北京了。

    安娜：你們工農兵大學生學製是三年？

    陳文玉：三年零八個月。我們是1976年的年底畢業的，四人幫倒台了，回北京以後我分到北京市第六醫院。

    安娜：在什麽地方？

    陳文玉：就在交道口，北京市第六醫院，我在那兒一直幹到退休。

    安娜：當時是做什麽科？

陳文玉：我做眼科。我在農村幹了五年，什麽病都沒有，我身體特別好，但是我進學校門的第一天就生病了。我記得特別清楚，進學校門的時候我就發燒，就得急性喉炎，說不出話來。當時大家都是工農兵學員，後來還到校醫務室去看，跟人家也沒法溝通，說不出話來，特別著急，就想怎麽這麽好的機會，來了以後怎麽會這樣。但是那樣生病我也不能耽誤上課，在這個過程中我又得肺結核了。

那時候就是想抓緊一切時間學習，而且還要實習好。我們學校算是比較嚴格的，都要參加病例討論，做病例分析。我們每個病人都要認真準備的，而且每個病人都檢查。那時也不知道自己已經的了肺結核了，後來就低燒，咳血，發燒39度多，居然我還在手術台上給人家做闌尾手術。當時有個口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都也沒休學。

    安娜：您是發燒做闌尾手術的？

    陳文玉：對，我發燒39度多。

    安娜：這在美國是不允許的。

陳文玉：那時候主要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麽病，隻是覺得這種機會不能錯過，覺得應該抓住一切時機學習。回北京分到六院，當時眼科缺人，就給我分到眼科了。我們上大學這一段生活確實挺豐富的，特別是實習，在每個地方，見著病人進行搶救，都是口對口的呼吸，做人工呼吸的。我們到前郭爾羅斯縣醫院，正趕上唐山地震，唐山地震那些傷員都分到全國各地醫院，我們立即被分到各個臨床醫院去幫助他們，從生活護理到治療都得做，很累。

    那時候毛主席有一段語錄，叫：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們在農村的時候，第一年水土不服，蚊子叮了腿以後全都起包，起包以後就化膿，化膿完了之後就爛，我們去參加勞動，去修大堤，別的生產隊派的都是男勞力，我們生產隊派的是女勞力，派知青去。我們早晨早早的就起來，你想想腿都爛的跟什麽似的，拿草紙把腿給包上，穿著秋褲，我們就得早走。到鬆花江邊上還要過一個草甸子，趟水，到那兒也要幹活。下工以後，我們是最後走的，因為大家都咬著牙去幹事。後來沒有水喝，地下挖一個坑，滲出點水，就喝那個水。

    安娜：真了不起，能有這樣的經曆。

    陳文玉：我覺得人可能各有各的經曆吧。

    安娜：謝謝您和我分享您的經曆！請您簽一下這個文件，是知情同意書。以後我可能會用您的錄音材料做研究或出版書籍。

    陳文玉：沒有問題，希望我的經曆能對你有幫助。

     （結束）

訪談時間：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16日上午

訪談地點：北京市西城區月壇賓館、北京市東城區東四十條滬香滿樓餐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