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2020年大選就任選舉法官記實
2020年11月19日
1. 培訓和初選
2020年2月18日星期二，我從中國逃疫回到美國不久，收到了住處所在的馬裏蘭州聖馬利縣選舉理事會（Board of Election）寄來的一張明信片，招募2020年選舉期間的選舉法官（Election Judge）。我當即回複說我對此感興趣並提交了申請。
2月24日星期一我收到聖瑪利縣選舉理事會副主任蘇姍 · 朱利安（Susan Julian）發來的電子郵件，她說我們縣裏的兩個投票站有兩個空缺，其中一個是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Provisional Judge）處理臨時來的選民的各種特殊情況；另一個是一般選舉法官處理正常選民投票表決的各個步驟，比較簡單。處理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的任務比較複雜，要求會使用計算機平板電腦等設備。她問我想就任哪個位置。
好事之徒的我自認為非常能幹，理所當然地避簡就難，當即回複她說我選擇就任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她也當即回複說：“太好啦！”又說今、明、後三天有多次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培訓班，每次3小時，讓我任選一次參加培訓。我於是選定了2月27日星期四下午2點的那場培訓班。
聖瑪利縣選舉理事會當時設在一所廢棄了的小學。培訓班就在那裏舉辦，大約有不到十個人參加。每人發給一本厚厚的手冊，桌子上放著專供選舉法官使用的平板電腦。這個平板電腦是為選舉特製的，比一般的平板電腦要厚幾倍，裏麵連接馬裏蘭州的數據庫，含有所有選民的資料。我們把所有可能遇到的特殊情況，從頭到尾地統統實戰般地過了一遍。
各個州的法律雖有相同之處，但重要的是各有不同之處。到了大選，美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50是個州的合眾國（United States）的概念就分外明顯。我們當然一切按馬裏蘭州的法律規定來辦事。（State本是“國”的意思，中國人按自己的思想方法，把它譯成了“州”。）
首先，當一名選民來到投票站報到後，接待他/她的選舉法官要用平板電腦找到該選民的信息，判定該選民屬正常的標準選民，還是臨時來投票的有特殊情況的選民。如屬後者，則將其指定到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的工作台去。
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接到此案後，從平板電腦裏調出該選民的信息。由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代該選民在平板電腦裏填寫一個簡單的臨時表決申請表。然後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按平板電腦上提供的選項對該選民的情況進行選項處理。如果一切符合條件，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的平板電腦將給該選民打印出一張發票來，法官和選民分別簽字後，該選民可持此發票去下一個工作台領取選票。如果該選民不合格，平板電腦將打印出一張發票告以原因。
如情況非常特殊或非常複雜，平板電腦無法處理，受理此案的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可向該投票站的兩名首席選舉法官求救。每個投票站有一名共和黨首席選舉法官和一名民主黨首席選舉法官。他（她）們一般都很老道，經驗豐富。如果他（她）們也不能處理，那麽該選民的案子就立刻用電話打到縣選舉理事會作最終處理。
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遇到的案情可謂無奇不有。然而每個選民的權利，無論情況有多特殊有多複雜，都同樣的無比神聖，必須認真處理。下麵舉例若幹說明幾種特殊情況。
- 選民因為搬家了，平板電腦裏的地址對不上了；
- 選民的社會保險號或駕駛執照無法驗證；
- 選民從來就沒有社會保險號和駕駛執照；
- 平板電腦顯示該選民已提前投過票了；
- 該選民屬於另一個選區，但希望在本投票站投票；
- 該選民尚未登記，但希望能當場登記後投票；
- 該選民從一個選區搬到了另一個選區；
- 該選民已缺席投票過了；
- 該選民已在州內其它某處投過票了；
- 平板電腦顯示該選民不合格，但該選民認為他/她是合格的；
- 法庭判決某選民可延遲投票；
- 某選民無法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其姓名和住址；
- 平板電腦裏沒有該選民的任何信息；
- 等等。
培訓班從下午2點弄到5點多，弄得我頭昏腦脹。我連一次處理正常標準情況的選舉法官還沒當過，如何能正確處理這些五花八門的特殊情況？我指指那一大厚本的手冊，舉手表示，這麽多內容，大概一時是記不住的。培訓班上的其他人多多少少以前都做過這方麵的事。他們來參加培訓班是因為有必須參加培訓的要求，所以他們來隻是複習一下，再了解一下這次與以往不同的地方。他們安慰我說：“我們以前都做過，沒那麽難，都是這麽開的頭，做做就清楚了。”主持培訓的人回答我說：“每張工台至少有兩個人，以老帶新；再說，還有兩名首席選舉法官，還有縣選舉理事會哩。”我於是吃了定心丸，心想我把這本厚厚的手冊抽空好好學習一下，拿出我當年在中國應對各種考試的十八般武藝來，不愁對付不了。
本來，我們受訓後的選舉法官有兩次任務，一次是4月28日馬裏蘭州的初選，一次是11月3日全美國的大選。初選的目的是各州民主黨和共和黨各自選出自己所屬政黨的競選總統的候選人，所以參與選舉的人必須是注冊在案的各黨黨員。美國各黨黨員是由各人自行選擇的，可以隨時更改，但必須注冊在案。當場注冊或當場更改黨籍也行，但不能同時屬於兩黨。本人是注冊的無黨派人士（unaffiliated）。
各州初選的日期很不一樣，馬裏蘭州的初選日期算是很靠後的。所以，待到馬裏蘭州初選時，大局已定，拜登是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特朗普是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馬裏蘭初選的任何結果都不可能改變已定的局麵。馬裏蘭州的選民參與初選隻是行使黨員權力和表達意願而已，大多數選民都選擇不參加。
3月18日，我收到蘇姍的電子郵件，說鑒於疫情蔓延，馬裏蘭州州長何甘（Hogan）決定把初選從4月28日延遲到6月2日。
2月27日培訓時，我們不但重點學習了如何處理大選的各種特殊情況，也學習了初選時可能遇到的種種特殊情況。4月19日，蘇姍寫了一個備忘錄給所有培訓過的選舉法官談初選的安排，通過郵局發給各人。備忘錄中說，3月10日馬裏蘭州州長宣布把4月28日初選推遲到6月2日之外，州政府授權改變初選的方式，由原先的個人投票和缺席投票改為一律郵寄投票。聖瑪利縣因而隻留下一個點處理收到的郵寄選票，所需人員也大幅度減少了。她說，絕大多數培訓的人員，包括我，都不複需要了。初選之後，她將給每人寄一張培訓費的支票。
7月初，我收到縣裏給我寄來的一張30美元的支票。
至於11月3日的大選方式，她在備忘錄中說，那將由州選舉理事會研究後向州長提出建議，然後由州長酌情批準。
2. 大選之前
7月10日，蘇姍就大選一事發來電子郵件，他們授權在9月再舉辦一次選舉法官培訓班。
8月19日，蘇姍給大家發電子郵件說，鑒於防疫的須要，州長何甘決定允許各縣設立投票中心以代替原先眾多的投票站。她說，據此，聖瑪利縣在大選之日將有四個投票中心，以及兩個提前投票地點在大選前八天開放。
此前，聖瑪利縣共有多少個投票站，我並不清楚，想來是很多。我隻知道我以往投票的投票站這次被取消了。另外，她當時說的設四個投票中心，後來可能變成了五個，最後可能又變成了六個。大概如此，我沒有去追究弄清楚。
9月2日，蘇姍再給大家發來電子郵件說，他們把原計劃的兩個提前投票點變成了一個。因此，也用不了要幾個人去那裏工作了。
她問我在大選之日想去哪個投票中心。我回複說，哪個都行。不過大磨坊（Great Mills）最方便，萊星頓園（Lexington Park）次之，春嶺（Spring Ridge）再次之。我因而被確定為大選之日在大磨坊高中設置的投票中心工作。蘇姍對我說，他們不需要我作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了，我改任作處理正常標準情況的一般選舉法官。
9月22日上午10點，我參加了一般選舉法官的培訓班。這時候，縣選舉理事會已搬進了一個廢棄的圖書館，條件好多了。培訓班有12人的樣子。大家把接待選民的全過程實習了一遍。全過程包括以下各個步驟：
- 為了控製疫情，投票中心內的人數不得超過25人。為此，我們有25張黃色塑料牌，消毒後發給排隊投票的選民。同時發給每個選民的還有一支消毒過的筆。
- 排隊的選民隻有手持黃牌才能走進通道然後進入投票中心的第一站。
- 投票中心的第一站是用平板電腦提供的信息驗明正身，確定該選民屬正常標準的選民，還是有特殊情況的選民。前者將由平板電腦自動打出一張發票，由處理人和選民簽字後去下一站領取選票；後者則去臨時投票表決的法官工作台處理。
- 第二站是領取選票。選民手持第一站的發票到第二站，第二站的選舉法官按發票上注明的選區，取出一張該選區的選票，放在一個文件夾裏，原發票由發放選票的人簽字後放在文件夾外的一個口袋裏。然後把該選民指往下一站。
- 第三站是投票台，共有25個。每個投票台三麵有紙板擋住以保障隱私，同時上麵也印有如何填寫選票的指南。選民手持剛剛拿到的文件夾，由工作人員帶領到一個剛剛消毒了的投票台去填寫選票。工作人員向該選民簡單說明如何正確填寫選票並指明填好後去下一站的方向後，立即離開，以保證選民的隱私。如果選民有殘疾，或需要能容納輪椅的大投票台，或無法使用筆去填寫選票但可以用電子方式輸入選擇，或有其他特殊要求的，均安排了專人和專門設備來接待。
- 第四站是把填寫好的選票由選民自己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把選票掃描到計算機裏去。工作人員收取第一站發放的發票，簽字後存檔。這樣，每張發票上就一共有三名工作人員的簽名：第一站開發票的，第二站發選票的和這個第四站收取發票存檔的。該站工作人員既不能代為掃描，也不能偷看選票的內容。掃描機“吃進”選票，不再“吐”出來。該掃描機立刻給出總掃描數來。該選民把手持空了的文件夾扔進一個長方型的大塑料盆裏。手上還剩下那張進場時發的黃牌和筆。
- 第五站是最後一站。工作人員收回黃牌和筆，進行消毒後發給尚在排隊準備投票的選民。同時向剛剛完成了投票的人表示感謝和祝賀並發放“我表決了”的紙貼。
我們這些美其名為所謂的選舉法官其實就是每個站的工作人員。每個人如在一個崗位上作的時間太長，難免疲乏無聊，所以大家輪換著做，每個站的工作都要學會。好在這些都不難，培訓時，把各個崗位過了一遍。自認為已經掌握者就可以回家了。
我參與這次大選的一個小插曲，是決定使用一次郵寄投票。自從成為美國公民後，每次大選都是去投票站投票，從來沒有過郵寄投票的經曆。這次由於疫情，州長何甘決定，本次大選除了與往常一樣選民可去投票中心投票外，也可以提前投票或郵寄投票。州選舉理事會將給每個注冊了的選民寄一張申請郵寄的申請卡。也就是說，一般選民沒有特殊情況的也可以申請郵寄投票。作為投票站的工作人員，我們當然可以在自己工作的投票站裏投票，走上述B至F的各個步驟；也可以到提前投票中心去投票。我決定來一次郵寄投票。
9月初我按收到的馬裏蘭州選舉理事會的一張有申請郵寄投票選項的明信片，選擇了郵寄投票。9月4日，馬裏蘭州選舉理事會來電子郵件，告訴他們收到了我的申請郵寄選票的請求，我的選票將在大選前約30到45天時寄來。9月29日，我收到了選票。9月30日，我填寫了選票，並投入了在大磨坊高中設置的專門的投票箱。10月1日，馬裏蘭州選舉理事會來電子郵件告之收到了我的選票。10月30日，馬裏蘭州選舉理事會來電子郵件，告之我的選票已計算進總數裏去了。
就郵寄投票的經驗，我在微信朋友圈了前後發表了四組相片，記錄了郵寄投票的全過程。
出於好奇，我兩次培訓時都用平板電腦在其中尋找了我自己的信息。第一次我一下就把我的信息調出來了，第二次我因已經要求郵寄投票所以平板電腦就沒有顯示我的信息了。
民主黨大力推舉郵寄投票，認為郵寄投票可以減緩疫情的蔓延。特朗普則竭力反對郵寄投票，認為郵寄投票是選舉作弊的溫床。對我們這些選舉法官來說，大選當天接待選民的任務可能就會減輕一些，而處理郵寄選票的任務就會繁重得多。處理郵寄選票的英文是canvass（動詞）或canvassing（動名詞），處理郵寄相片的人就是canvasser。
7月10日蘇姍給大家發來電子郵件，問各人是否對參與處理郵寄的選票（canvass）感興趣。我當即回複她說我感興趣。
8月19日蘇姍給大家發來電子郵件，問各人是否有空參加10月26日至11月2日提前投票中心的工作。我當即回複說我這些天都有空。但後來由於我所選擇的大磨坊高中提前投票中心被取消，隻剩下一個提前投票中心，所需人馬不多，也就沒有讓我參加。
9月30日蘇姍給願意參與處理郵寄選票的人發來電子郵件，列舉了所有可能要處理郵寄選票的日期，問各人哪些天有空。具體哪天處理郵寄選票再另行通知。處理郵寄選票時，從早上九點工作到下午五點。處理選票時，每小組必須由一名民主黨人和一名共和黨人組成，無黨派人士則可與任何黨派的人組成一個小組。
我立刻回複說我天天都有空，哪天都行，臨時通知我去也行。10月6日，我收到蘇姍的電子郵件，確定了我參與處理郵寄選票的可能日期。其後蘇姍陸續發來電子郵件說由於收到的郵寄並不很多，因而一些天的工作被取消了。
為了增加節日喜慶的氣氛，我買了一麵4碼乘6碼的國旗，在家中的院子裏換下了平時懸掛的“家”旗。我又買了一枚高質量的國旗別針，準備大選之日佩戴胸前。我發自內心地太熱愛這個國家啦！
3. 處理郵寄選票
10月11日，蘇姍發來電子郵件，提醒大家翌日10月12日要處理郵寄選票，地點就在縣選舉理事會所在地，就是那個廢棄了的圖書館。
早上八點半，約有20多人已經到場。正九點，由聖瑪麗縣選舉理事會執行主任溫迪 · 艾德金斯（Wendy Adkins）主持，打開錄像機，宣布開票場地門已鎖上，處理郵寄選票開始，由聖瑪麗縣選舉理事會主席約翰 · 佩恩（John Payne）帶領大家起立舉右手發誓。誓詞的大意是各人報出自己的姓名，保證盡自己的能力所及，遵照憲法，無黨見無偏見地來做好每項工作。溫迪向大家交代了當天的任務和如何去完成後，關閉了錄像機。大家旋即開始了工作。
具體每人做什麽並沒有明確指派，各人任意找了個空位子坐下而已，但必須是一個民主黨人和一個非民主黨人配對，一個共和黨人和一個非共和黨人配對，任何一對不得由同一個黨的人組成。一位中年婦女希望和我配對，她說她是共和黨人。我說我是無黨派人士，和誰配對都行。蘇姍在一旁聽到我說的話後糾正我說，你不能和另外一個無黨派人士配對。中年婦女自我介紹說她名叫美羅蒂 · 斯帕爾丁（Melodie Spalding），並說美羅蒂就是“優美的旋律”那個字。就這樣我和“優美的旋律”一起工作了整整一上午。
郵寄投票有兩條路，一是通過郵局，一是直接投進專門設置的投票箱裏（我的選票就是投進投票箱裏的）。這些選票被收集到一個個大的帶有蓋子和鎖的塑料箱裏。所以對我們來說，要做的第一步就是開箱。開箱之前的具體操作我隻能憑想象，並不知道具體情況。
按理說，開箱應由蘇姍和溫迪兩人互相監督把箱子打開。事後回顧起來，聖瑪麗縣大選這台戲基本上就是由溫迪和蘇姍兩個女將導演的。想來她們應該一個是民主黨一個是共和黨。我至始至終沒弄清她們的黨派，網上也沒查到。我以貌取人主觀臆斷蘇姍是民主黨的而溫迪是共和黨的。她兩人在一起工作多時，都是同事，大概並不存在互相監督一說。大家關心的是如何盡快把該處理的郵件好好處理完。到底那個裝滿郵寄選票信封的塑料箱是如何打開的，我並沒有看清楚。
第一步，信封由兩人把它們分為25個一摞，送進一個拆封的機器。機器把每個信封的一邊劃上一刀以便第二步取出其中的選票。每25封之後，機器打印出一張紙，記錄該摞的批號等信息。用一根牛皮筋把該打印出來的紙將25個信封包起來，就算完成了這一步，等待發送給做第二步處理的人。
兩名工作人員專門把第一步處理好的一摞摞信封分送到進行第二步處理的桌上。那天上午其他的所有人都從事第二步的處理。
第二步的每一對收到一摞信封後，在一張事先打印好的表上填上自己的姓名，該摞信封的批號，然後數一遍，確認是25個信封後，在表上填寫收到25個信封。每個信封上除印有該選民的姓名住址，還應有該選民的簽字和簽字日期。如果缺少了簽名或簽名日期，我們就舉手求援。溫迪或蘇姍立即走過來幫助決定該選票是否有效。一般說來，造成沒有簽字或簽字日期都是粗心大意所致，並非在故意作弊。就我所接觸到的所有情況而言，沒有一張選票是因此被廢掉的。
有些州要求核對簽字，拿信封上的簽字和數據庫裏的簽字對照以確定沒有造假。謝天謝地，我們馬裏蘭州沒有這個要求。數據庫裏的簽字一般來自駕駛執照上的簽字，可是一個人很可能有幾種簽字的方式。比如說，“Michael”也可能簽成“Mike”或“M.”等，更何況人們簽字時多有龍飛鳳舞難以辨認之處，如要一一核對處理，實在是不勝其煩。
然後從信封裏取出選票。個別馬大哈選民可能會忘了把選票放入，隻寄出了一個空信封，該信封將放入一個專門放極為奇特信封的紅色的文件夾中。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確認每張選票都完好無缺可供下一步機器掃描。有些選票有撕破或有殘缺或有玷汙等，或沒有按要求把選項塗黑而是劃個勾或叉，或者寄來的選票是美國駐外基地寄來的網上下載的紙張，它們將在下一步進行複製以便機器掃描。這些選票連同各自的信封都放在一個黃色的文件夾裏。一切正常的選票在兩人分別點清數目後放在一個乳白色的文件夾裏。據此，我們在表上填明共有多少合格選票，多少需要複製的選票，和多少有其他特殊情況的信封。每個文件夾無論是什麽顏色都也標明批號。
我們被要求隻看選票是否合格而不去看選票中的內容。可是，人皆有好奇之心，起碼我是難免去瞄一眼那選票是選了特朗普還是選了拜登。非但如此，我心裏還默默地統計著一個大概的比例。
這25個信封全部處理完畢後，連同文件夾、所有信封、第一步打印出來的紙和這一步填寫的表，一起交給專門轉移文件的人去做下一步處理。
以往的慣例，很多來參加處理選票的人都喜歡從家裏帶來各種做好的飯菜供大家午休時共同享用。大家歡聚一堂，無分黨派和政見，有吃有喝，有天聊，有友情，喜氣洋洋，不亦樂乎。今年我去廚房看了一眼，仍然有各種食物，各種意大利麵條，各種烤的燒的燉的，還有飯後的各種甜食，各種飲料，放滿了一桌。可是由於疫情，絕大多數人都不敢問津。我雖然自帶了三明治，但鑒於午休時間有一個半小時，還是開車回家吃了午飯，還眯了一小覺。
下午我們20多人分成兩攤。一攤是把正常的選票掃描進計票機器裏去計票（第三步），另一攤是把需要複製的選票複製成可以掃描的選票（第四步），供第一攤人去掃描輸入計票機器裏去計票（第三步）。
房間裏放置了兩台掃描計票機，每台由四個人伺候。其中兩個人接受從第二步處理好的文件夾，取出選票，確認票數，在第二步轉來的表上注明本掃描計票機號碼、掃描票數並簽字，然後把選票交給伺候掃描計票機的兩個人。其中一人把一張張選票喂進機器，然後把掃描過的選票還給接受文件夾的人，把它們再數一遍，然後把所有信封、選票、第一步打印出的文件和第二步和本步填寫的表交理事會的人存檔。
掃描計票機是事關選舉結果的最關鍵的一環。機器應由分別掌握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人手中的兩把鑰匙打開。剛剛打開的計票機應該顯示票數為零。每掃描一張選票，計票機就增加1，結束時就知道總共掃描了多少張票。關機時再由兩黨人共同操作，記下掃描了的總票數供下次開機時參照。按我的觀察，大家相處都十分友好和睦，共同的目的是把這些選票認真處理完畢，並沒有人去斤斤計較每個環節。
我與一名黑人婦女結成一對與另外一對白人男女共同伺候一台掃描計票機。黑人婦女告我她叫拉托婭 · 盧比奧（LaToya Rubio），我查了一下名冊，她應該是民主黨的。我們兩先是接受第二步轉過來的文件夾，後來那對伺候掃描計票機的白人男女做累了後，我們就換下他們，去做往計票機裏喂票的事。
再說另外那一攤，複製計票機無法掃描的選票。那次我沒有輪上去做，後來10月16日再去處理郵寄選票時做了，所以就留到下次做的時候再去描寫吧。
複製出來的選票和正常的選票形狀結構都不一樣。計票機有兩個輸入口，一個供喂進正常選票用，另一個供喂進複製出來的選票用。
就這樣我們一直做到下午五點才把當天的4000個郵寄選票處理掃描完畢。我自2016年退休以來，從來沒有這樣全天工作過。加之為了防疫，不能隨時喝水。每次想喝水時，還要把手徹底清洗消毒一遍。至此已是又渴又累，疲憊不堪矣。
選舉法官手冊上明文規定，進入開票場地和投票場地均不得使用手機，不得拍照。手機要鎖在一個櫃子裏。但大家都很友好，做不出那種不近情理的狠心事來。人人口袋裏都放著手機，不時掏出來看看股市，看看社交媒體上親朋好友有什麽動態，看看又收到了什麽新郵件，等等。到了下午，我心想，我要是不拍上幾張相片，豈不虧了？我掏出手機，隻管拍了兩張，不幸被蘇姍看見，立刻把我製止了。不過我總算撈到了兩張相片做個紀念。五點鍾幹完活後，我正要離開，溫迪叫住我，讓我在一份合同上簽字。我看也沒看，就簽了個字，心裏嘀咕著這合同無非是要我不要惹是生非。
10月16日，蘇姍發來電子郵件，提醒我10月19日要再次處理郵寄選票。這次大家輕車熟路，早上九點，由溫迪主持，打開錄像機，宣布開票場地門已鎖上，處理郵寄選票開始，由蘇姍帶領大家起立舉右手發誓。然後關閉錄像機，開始工作。所不同的是，這次的安排更為合理。一是第一、第二、第三步一開始就同時進行，二是又添加了一台共三台掃描計票機同時運作。這樣，效率明顯提高了許多。
上午和我結對做第二步事項的是共和黨女士雷白卡 · 古德裏赤（Rebecca Goodrich）。下午的任務是複製選票。共有三部選票複製機，每個複製機由兩對共四人伺候。一對人是用複製機複製選票，由一個人讀出原選票的選擇，另一個人將這些選擇輸入複製機。輸入完畢後，複製機打印出一張選票。另一對人則審核複製機打印出的選票是否與原選票相同，即複製的是否正確。個別因粗心大意複製不正確的就要重新複製，絕大多數正確複製的經核實後由核實的兩人簽字後送交掃描計票機掃描計票，同時把原選票用粗墨筆寫上一個“壞”（spoil）字也存放在文件夾裏。
由於大大提高了效率，4000封郵寄選票下午三點多就全部處理完畢了。
4. 大選之日
9月2日蘇姍給我的電子郵件裏確定了我大選之日在大磨坊高中投票中心任一般選舉法官。該投票中心的民主黨首席法官是簡乃特 · 古德溫（Janet Goodwin）和共和黨的首席法官克莉絲 · 曼各盧姆（Chris Mangrum）。
10月3日收到簡乃特發來的電子郵件，她介紹了她自己和克莉絲，說他們期待著和我們一起在大選之日工作。她請每個人向她確認收到了此信並再次確認大選那天將按時到達大磨坊高中。她提醒大家要自帶午飯和晚飯以及飲料，還有每天服用的藥物。她要求每人都要帶口罩。穿著打扮便裝即可，但不能穿帶洞的或撕破的牛仔褲等。她希望我們中的一些人能自願在頭一天晚上去大磨坊高中幫助設置投票中心。
我立刻回複她說，我收到了她的電子郵件，確認了11月3日星期二大選之日將去大磨坊投票中心工作一整天，並表示我也樂意於11月2日星期一去義務勞動幫助設立投票中心。
10月21日，簡乃特再次發來電子郵件，說大選那天一定會非常忙。她重複了一些上封信中說過的事。她說，由於疫情，請大家隻攜帶自己個人吃的喝的，不要像以往一樣帶很多自己家做的飯菜飲料來請大家聚會享用。她信中交代了我們工作人員在哪裏進出，我們在哪裏上廁所、選民在哪裏上廁所，我們在哪裏吃東西喝東西，我們在哪裏停車、選民在哪裏停車，我們的個人物品何處存放等。她鼓勵大家穿紅白藍的衣服。她說大選那天早上要求大家5:45到場，晚上8點關閉後大家要幫助把投票中心拆掉。她再次招募人員於11月2日星期一下午5點開始義務幫助克莉絲把大磨坊高中的體育館設置成投票中心。
我當即回複並再次確認我將參加大選之日的全天工作和頭一天的設置投票中心的義務勞動。
10月30日，簡乃特發來第三封電子郵件，她說這是她大選之前的最後一封信，她重複了一些此前說過的事，加上了一些細節。她說投票場地不可以有不帶蓋子的飲料。她將在大家吃喝休息的地方提供咖啡。她特別提醒大家要穿一雙好走路的鞋子。（克莉絲後來告訴我們，她在提前投票中心工作一天走了八千步）
我回複她和克莉絲說，我11月2日星期一下午5點前一定到大磨坊高中幫助設置投票中心。
11月2日星期一下午五點不到，我就來到了大磨坊高中的體育館。體育館裏大磨坊高中的女子籃球隊還在訓練，沒有結束。我們十多個前來義務幫忙設置投票中心的人隻好站在走廊上等候。
等候之間，幾個人走到我麵前對我說：“你是明星啦！”我有些疑惑不解。他們說：“你上了縣裏的時報封麵，你沒看見嗎？”聖瑪麗縣時報我從來沒有看過，聽都沒有聽說過。一位名叫羅伯特 · 崴爾德（Robert Wilde）的共和黨人對我說，他有多餘的報紙，明天他帶一份送給我。
五點過了幾分鍾後，大磨坊高中女子籃球隊訓練結束，撤出了體育館。我們十幾人在克莉絲的帶領下，著手把這個體育館變成投票中心。克莉絲給每人發了一張投票中心的平麵圖，各人就自己找活做起來了。一切任務全在我們身上，把桌子椅子搬到位，把25個投票台子從紙箱子裏拆開組裝起來放在投票中心的正中間，把核實選民的平板電腦在工作台上放好並把電線網線接好，把投票用的計票機電線接好，防疫情用的清潔消毒用品準備好，放置觀察員的座位，到處在地上為防疫標明六碼的社交距離，等等，等等。大家忙到七點半，一切就緒。回想起來，這都是些體力活，實在非本74歲老漢能力所及。再說，我平日在家種菜劈柴等都是悠哉悠哉的，沒有這樣高強度幹過活。回到家裏，已是十分疲憊。
我想，真正對本74歲老漢的挑戰是11月3日星期二的大選之日，估計要從早上六點一直做到晚上十點。所以至關重要的是好好睡一夜，我因而加倍地服用了安眠藥。可就是怎麽努力也無法入睡。太興奮啦，到底有多興奮激動，大概隻有我自己知道。
1979年8月我離開中國到達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讀經濟學博士，報到後沒幾天，就收到政治係愛德華 · 弗裏德曼（Edward Friedman）教授的電話，要雇用我作他的助理。從此，我們成了好朋友，我就簡稱他“愛德”。到了1980年秋大選的那天，愛德說要帶我進投票站裏麵看看投票是怎麽回事。本來，投票站是規定隻允許帶未成年的人進去的，但愛德向投票站的工作人員說明原委後，他們就讓我進去了。那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很少。我想我應該是第一個、最多也是最先幾個中國人看到美國人民是如何選舉自己的最高領導人的。
自那以後，40年過去了。我成為美國公民後，雖然每次大選也都抽空去投票站投票，但每次都是來去匆匆。為了節約時間，多掙錢養家糊口，去投票站服務從來不在考慮之列。現在退休了，成了時間的大富翁。再說，我認定此次大選實在意義重大，能置身其中，怎麽能不興奮激動得夜不能寐？
我幾乎徹夜未眠，淩晨四點多一點就起來了。五點半多一點就到了投票中心。羅伯特見到我，給了我一份10月22日的聖瑪麗縣時報。時報的封麵上有三個人：我，雷白卡，以及羅伯特。那是10月19日下午，羅伯特和另一人在複製選票，我和雷白卡核實他們複製的選票是否正確。雷白卡後來對我說，她當時注意到有個記者在給我們拍照。我則一直專心幹活，毫無知曉。
我們這個投票中心，有34選舉法官在冊。大家到後就各自找活做起準備向選民開放的準備。最為重要的當然是打開掃描計票機。估計是簡乃特和克莉絲各有一把鑰匙。其次是從櫃子裏拿出一箱箱的選票，打開紙箱把選票拿出來，按選區分類好便於發給選民。到了將近七點即將開門前幾分鍾，已是萬事具備，簡乃特讓大家集合，各人自選了工作崗位。這時投票中心外麵已排上長龍。七點整我們就放進了第一批選民。
克莉絲給每個人發放了掛在胸前的工作牌和一枚精致的2020年大選工作人員的別針。工作牌上打印了各人的姓名和黨派。如果是共和黨人，用的是紅色油墨；如果是民主黨人，用的是藍色油墨。我因屬無黨派人士，用的是灰色。
我的第一個崗位是守護掃描計票機。有一次遇到了一個雷堆拙屍（南京話），怎麽教她，她歪歪扭扭地就是把她的選票喂不進掃描計票機裏。我隻得說：“你介意我幫個忙嗎？”她客氣地說：“當然不介意啦，多謝，多謝！”我把她的選票放正，順利喂進了計票機。誰知簡乃特跑過來，厲聲對我說：“你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觸碰選民的選票！”
其後一天之內，大家自由輪換崗位，自由去休息室吃喝休息。我幾乎在所有一般選舉法官的崗位上都先後做了。具體的各個步驟，我們在培訓時已經走過了一遍，我也在前麵詳細描寫了，這裏就不在重複了。
進入體育館的通道頭段，一張桌子上堆放著清潔消毒液，口罩，麵罩，一次性手套等，供來排隊的選民任意拿取。但從早到晚，我並沒有見到什麽人去拿。人們來時都已經戴了口罩。
投票中心內外如同過節一樣，喜氣洋洋。工作人員雖有黨派政見之分，但現在都是同事，大家相互配合，隻求把事情做好。選民們也一樣，選民和工作人員之間更是相敬如賓。第一站接待選民時，如發現該選民是第一次參加選舉，就大喊一聲：“第一次投票者（First-Time Voter或First Timer）！”於是全場工作人員和在場的選民都一起鼓掌，以示歡迎，增添了不少節日的氣氛，也充分顯示了美國人的自豪感。選民可以帶未成年的小孩進來，但不可有其他成人陪伴，殘疾人必須有人照顧者例外。
投票中心的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值得一提的是投票台的消毒工作。每當工作人員把一名選民帶領到一個消毒了的投票台，工作人員就一個夾子夾在該投票台的隱私板上。等選民填完選票離開後，負責消毒的工作人員隻要看到一個投票台上有一個夾子，就知道該投票台需要消毒。用酒精紙把投票台消毒後，取走隱私板上的夾子。這樣下一個帶領選民來填寫選票的工作人員就知道凡是沒有夾子的都是消毒好的，凡是有夾子的都是有待消毒的。
無論是投票中心的哪一站，每次迎來一名選民時都要寒暄一番，不厭其煩。問：“你好！”答：“我很好，你呢？”答：“我也很好！”問：“你今天怎麽樣？”答：“好極了！你呢？”答：“我也好極了！”或者“好得不能再好啦！”之類。同樣，送走一名選民時也有一套套話，互相致謝和祝福。“謝謝！”“多謝！”“祝你一天好！”“也祝你一天好！”到了下午，當然就改成了“祝你下午好！”，到了晚上就“祝你晚上好！”幾個類似的英文詞匯和語句顛倒著用。為了防疫我隨身沒有帶水，實在說得唇幹舌燥時，隻好去休息室先把手徹底消毒清洗一下，再拿出自己帶來的瓶裝水喝。
我偶爾好奇，問選民：“排隊排了多長時間呀？”得到的回答都是：“還好，還好！”最長的時候大概有一小時，一般都要20分鍾到40分鍾。到了晚上7點59分，一個小夥子慌慌張張地跑過來。我正在迎接每個選民的第一個崗位上，我對他說：“你保準是最後一個人啦！”誰知隔了幾十秒鍾，一個年輕的媽媽抱著一個小孩小跑過來投票，我一看表：7點59分30秒。
我本以為胸前掛的工作牌毫無疑問可以帶回家做個紀念，不料想最後一個選民離開後，克莉絲就來把它收回了。我說我要留著做個紀念，她說不行。忙亂之中，我也沒顧上拍張相片，唯有追悔莫及了。
簡乃特自己自費從家中帶來了咖啡壺全天給大家供應咖啡，她又自己掏腰包為大家買了三大盒幾十個甜甜圈（donuts）請大家吃。我本是早已經戒了咖啡的，但由於昨天已累得夠嗆，一夜又未眠，如今是非咖啡而無救了。我喝三杯又黑又濃的咖啡，勉強支撐到了晚上八點關門。
可是簡乃特說，誰都不能離開，大家必須把一切弄到恢複原狀，一如昨天五點前大磨坊高中女子籃球隊訓練時那樣。按說，最為要緊的是關閉三台掃描計票機，理當由共和民主兩黨首席法官共同操作。但我掃了一眼，隻見簡乃特在四處張羅，克莉絲在悶頭苦幹地收拾掃描機。大家都累到了極點，隻求趕快把該做的做完。撤掉椅子桌子，拆掉電線網線，把地上貼著的保持社交距離的標誌清掉，把一個個投票台拆掉重新裝箱，把多餘的選票再裝回紙箱子裏搬回到櫃子裏去。到了快九點，事情已大體弄完了。
我原計劃是想逞能，自願把投票結果去送到匯總的地方，那樣可以多了解一個環節。事到臨頭，我的體力已耗盡。我想我要再堅持下去，昏倒了的話，還要給大家添麻煩，不如有自知之明，趁早逃之夭夭溜回家為是。九點鍾，我偷偷跑了出來，開車回家了。到那時，我已經至少有36小時沒有睡覺了。
5. 大選之後
九點多回家之後，我雖然疲憊不堪，但大選正在如火如荼地在全美國進行著。我們東岸是最早關閉投票站的，西岸和我們有三個小時的時差，各州的法律也各有不同。我躺在床上，眼睛盯著電視，仍然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11月4日星期三，簡乃特發來電子郵件感謝大家昨天一天所做的一切。
同一天，蘇姍發來電子郵件通知我11月6日星期五再去理事會處理截止11月3日寄出的郵寄選票。她說我們大概還有13,000張郵寄選票分星期四星期五兩天處理。我被分在了星期五。
這樣，我11月6日星期五又去工作了一天。上午是和一位名叫肯達 · 瓦森（Kenda Wathen）的共和黨女士一起拆信。下午做的是複製不合格的選票。和我結對幹活的女士叫什麽是哪個黨的，我怎麽也想不起來了，老啦，老啦。這天處理的郵寄選票的信封上的郵戳都是11月3日或之前寄出的。特別是由於我們縣最大的單位是美國海軍的一個軍事基地，所以很多選票是從國外各基地寄來的。
下午臨離開前，蘇姍告訴我11月12日和13日還要處理最後一批臨時投票表決的選票。但是後來11月10日她來信說，總共隻收到了幾封臨時投票表決的選票，他們自己處理一下，不麻煩我們了。
我在微信朋友圈裏前後發表了五組相片，記錄了我五次就任選舉法官的工作經曆。
除11月2日晚去大磨坊高中把體育館設置成投票中心是講明的自願義務勞動之外，其它日子的工作都有象征性的報酬。我到今天為止尚未收到支票，蘇姍說她也說不清楚到底給多少報酬。
還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我一共參加了五次的工作，接觸了成百上千的人。特別是我們這幾十個選舉法官，集聚在一起工作了好多天。很多同事是美國人特有的純粹地戴“口”罩方式，即隻罩口不罩鼻子。迄今為止沒聽說有人染上新冠病毒的。
我們聖瑪麗縣估計有11萬3千多人口的樣子。據11月5日的報道稱，全縣有73,818名注冊在案的選民，迄今為止的投票率是73.5%。縣裏後來公布的非官方最終大選統計結果如下。
|
總統候選人 |
提早投票數 |
大選日投票數 |
郵寄投票數1 |
臨時投票數 |
郵寄投票數2 |
|
特朗普/彭斯 |
13907 |
9068 |
2910 |
532 |
4405 |
|
拜登/哈裏斯 |
5887 |
3193 |
8337 |
545 |
5175 |
|
喬根申/科恩 |
351 |
319 |
186 |
25 |
231 |
|
浩金斯/瓦爾克 |
65 |
49 |
38 |
7 |
41 |
|
希哥/德格拉夫 |
26 |
11 |
17 |
0 |
9 |
|
其他人 |
76 |
77 |
66 |
0 |
112 |
表中喬根申（Jorgensen）和科恩（Cohen）是自由黨（Libertarian）候選人，浩金斯（Hawkins）和瓦爾克（Walker）是綠黨（Green）候選人，希哥（Segal）和德格拉夫（de Graaf）是麵包和玫瑰黨（Bread and Roses）候選人，“其他人”中包括選民手寫的所有候選人。表中第三列郵寄投票數1是指大選之前收到的郵寄選票，第六列郵寄投票數2是指大選之後收到的大選那天及之前寄出的選票。
就全馬裏蘭州而言，它曆來都是民主黨的天下。我們縣則曆來是共和黨的天下。
這次大選的中心話題是，民主黨是否有大規模作弊和作弊的可能性。就我所參與的上頁表中的三項而言，大選之日的選情、處理郵寄投票數1和郵寄投票數2的選情（我沒有參加提早投票和處理臨時投票兩個項目）與我當場私下了解和心理默默計算的統計比例是非常吻合的。就我所接觸到的步驟而言，即令是個別的作弊也是很困難發生的，或即令發生了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出現差錯的可能性也應該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然而，我不能得出結論說這次大選民主黨沒有作弊和作弊的可能性。第一，馬裏蘭州是鐵定的民主黨的天下，而我們縣也一貫是共和黨的地盤，兩者都沒有必要去作弊以求翻盤。第二，我所接觸到的是很有限的，有很多關鍵步驟我一無所知。比如，票數是如何從各投票中心到縣裏匯總的，各縣的選票是如何到州裏匯總的，軟件是如何運作的等。第三，其他投票點，特別是其它州的運作，尤其重要的是那些搖擺州的運作，我更是一無所知。
我能肯定的一個投票漏洞是一個選民有在兩個州同時投票的可能性。比如說我女兒，2016大選時她正好達到了選舉年齡。那時她在費城上大學，就在賓州做了選民注冊並投了票。這次2020年大選，她人在國外，所以她就從賓州要求到了郵寄投票，然後把選票寄到了賓州。同時，她的永久地址是父母家所在地馬裏蘭州，駕駛執照也是在馬裏蘭州取得的，所以她也是馬裏蘭州的選民。馬裏蘭州也給她發來了信，請她注冊，又問她要不要郵寄選票。與此類似，如果一個人住在兩州或三州的交界線上，在這幾個連接的州都有住處或經濟活動，同一個人就很可能在不止一個州投票。比如我自己就曾經同時住在弗吉尼亞州和馬裏蘭州。這裏可能沒有不合法的問題，就好像一個有雙重國籍的人分別在兩個國家投票一樣。
曆史上，1960年大選肯尼迪和尼克鬆競選總統時一般認為肯尼迪是靠作弊當選的。他兩的總票數隻差將近百分之一。在許多州，二人的得票差距都在5%以內。尤其在伊利諾伊州、密蘇裏州、德克薩斯州和新澤西州，二人的選票差距都在1%以內。特別是在伊利諾伊州，肯尼迪得票率49.98%，尼克鬆得票率49.80%，肯尼迪僅以0.18%的微弱優勢贏得了伊利諾伊州。而該州的決定性大城市芝加哥市市長是來自民主黨的理查德 · 戴利（Richard J. Daley），他是個出了名的作弊老手，他會用各種手段在各種選舉中獲利。調查發現，理查德 · 戴利一直拖延芝加哥市的投票時間，芝加哥市的大部分選票一直到11月9日淩晨才投出。拖延的目的是在等伊利諾伊州其他地區的投票結果，以便決定芝加哥市應該給肯尼迪投多少票，再動用黑社會的勢力來完成。大選過去兩年後，有三位芝加哥選舉工作人員被法院判處欺詐選民。不過這個判決因為時過境遷，已經無力改變選舉結果了。本來，當時的共和黨是準備大幹一場，在多個州要求重新計票或者發起選舉訴訟的，結果尼克鬆本人卻在三天之後宣布認輸並退出了競爭，帶著家人度假去了。按尼克鬆自傳中的說法，他認為自己還年輕，來日方長，打官司對他的政治生命未必有利。外界人士的猜測，共和黨大概也作弊了，法院如認真調查起來，尼克鬆的政治生命也會有不光彩的危險。
綜上所述，對這次大選民主黨是否有大規模作弊和作弊的可能性的問題，我的答案是：不知道。我沒有任何證據和理由說肯定有，也沒有任何證據和理由說肯定沒有。
對於兩名總統候選人，我個人的選擇毫無疑問是特朗普。雖然他的性格十分令人討厭，但我認同他的大政方針和他終於建立起來的團隊。拜登老朽、平庸、無能，為極左派夾持，路人皆知。我周圍的很多民主黨朋友雖然投了拜登一票，但並非認同或讚賞他，隻是萬分痛恨特朗普而已。
這次大選最讓我不安的倒不是誰最後當上總統，而是我親眼目睹了美國主流媒體墮落成了宣傳工具，社交媒體墮落成了左右輿論的平台，教育界為極左人士控製，以及年輕一代學生在極左教育界人士的引導下走向極左。我實在不願意看到紅衛兵小將進入美國國會的舞台，不願意看到江青的陰魂出現在美國的政壇上（雖然我非常憎恨江青的所作所為但是非常同情她個人的遭遇）。
不管怎麽說，曆史就是這樣走到了今天。我經曆了中國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最為荒謬的曆史。1979年我到美國時，美國正處於60年70年的極左時代的末梢。我親眼看到了曆史走出那個時代。更不要說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蘇維埃祖師爺，不足百年也灰飛煙滅了。眼下極左勢力又在蔓延開來，我應該有理由對長期的未來持樂觀的態度。至於近期的情勢，唯有拭目以待耳。
2019年3月我有感而發，寫了一篇“太監論性生活”的短文，茲附於本文之後一並與讀者分享。
這次參與2020年的大選對我最直接的打擊是我又長肥了五磅！因為勞累，就本能地加食。可是因為老了，新陳代謝慢了，所加之食並沒有轉化為力氣，而是轉化成了肚子上的五磅肥肉。
附錄
太監論性生活（2019年3月）
前不久，一位大學同學老朋友轉來一個名叫方星海的人在最近一次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一時使我對太監論性生活的分類有了新的感悟。
總結起來，太監們對他人的性生活有三種類型的看法，分別可稱為理性派、優越派、和正統派。
理性派太監從曆史的觀點來看問題。小太監不想做太監，也想有一般男女的性生活。理性派的老太監就對小太監說：“你不要羨慕那些人的性生活！他們玩得高興是他們的事。我們幾千年農耕文化，要是像他們那樣玩，那肯定要天下大亂。我們隻配做太監。何況我們現在太監的日子過的也不錯。老太監過世了，不愁小太監又湧現了出來。我們還是安心本分地過我們太監的日子吧。”
優越派太監通過仔細觀察他人的性生活，發現了很多性生活引發的問題。這派老太監對小太監說：“看看那些人的性生活，充滿了問題！又是陽痿又是早泄的，還有因為性欲亢進去強奸去殺人的，更不要說那些五花八門的性病心理病了，還要搞撒謊、欺騙、搞婚外戀，一塌糊塗，不堪一提！你看我們太監們多優越，我們壓根兒就沒有那些問題！”
正統派的說法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持此看法的大概還是太監中的大多數。這些正統主流的老太監對小太監說：“你不要羨慕那些男女的性生活！他們的性生活是假的，隻有我們太監的性生活才是真的！”
據說方星海曾經可能看到過他人的男女性生活，後來被閹割後又享受了太監的性生活。兩相比較，他不但指出了他人男女性生活中有了很多問題，而且發現那種性生活都是假的，隻有他現在享受的太監的性生活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最優越的。小太監方星海深得正統太監的真傳矣。
【老婆看了此文後對我說，太監談性生活這個話題2016年時王朔已經說過了。我上網查了一下，覺的我還是有點新意，與他說的不太一樣。再說我此前並不知道王朔的那篇文章，沒有抄襲之嫌。追根求源地把太監一事在網上查了一下，知道最遲在春秋時期就有了太監，絕對是有中國特色的。】
。。。。。。。。
這是問題的關鍵，誰掌握了媒體誰就能贏得選票，那些痛恨川普的人，不就是媒體造成的嗎？痛恨川普的人說的話，被大量地宣揚，比如：城裏有人說，他身邊的人對他的評價如何，哪個人能比他的親人更熟悉了解他呢？要說恨他，他曾背叛過的前妻應該是最恨他吧？她們的話為什麽媒體不登呢？
-------------
作者完全了解選舉程序，請問作者，trump所謂的選舉作弊證據，包括非法移民投票，重複投票，選票超過選民等等有可能實現嗎？
所謂的biden曲線可以當成作弊證據，還有公布選舉結果中出現正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