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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人、士、君子、賢人、和聖人

(2023-03-13 12:26:00) 下一個

庸人、士、君子、賢人、和聖人

楊道還 1/28/2022

《孔子家語·五儀解》中載,孔子將人的行為分為五種,庸人、士、君子、賢人、和聖人:

(哀公問於孔子)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

「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暗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

「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

「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

「所謂賢人者,德不逾閒,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

「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

《韓詩外傳》中有類似說法:「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己為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誌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誌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能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庸人無自我,被外界左右,「從物如流」,教之善則善,陷之惡則惡。這是西方人二戰後才能理解的「平庸之惡」,號稱哲學新發現,其實卻是以庸為惡的錯誤認識。

士已經自有主張,卻未必得到正道而行。「議論終日,言不及義」,「小子狂簡,不知所裁」,講的都是士。莊子說,「辯也者,有不明也。」

君子已經明其正,奉行不殆,有為此殞身而不改者,如子路,死而後已。孟子說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可以說,君子不辯。

君子之道,有殺身成仁,所以死而後已屬於君子之道。曾參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臨死,曾子又講:「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同上)庸人為財死,符合理性;而君子之道殺身成仁,往往與庸人理性推導的結論相反,是種抉擇,而不是邏輯結果。

賢人則得其中道,知行則行,知止則止,不偏不倚,與物兩不相傷。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君子如國之利器,與物相靡相傷,而賢人高臥深隱,處世為人,競而不爭。

聖人則可以逍遙遊,知不可止之道,行無入而不得。

這裡五種,沒有包括小人,因為小人不可法,無足論。但從「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又常用君子與小人對比來看,小人大概屬於庸人一類。

道家也將人分層而論。老子講:「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莊子說學鳩:「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莊子·逍遙遊》)

孔子所講,是「體」,是定義。而老莊所講,是「用」。

士是公共人物,如一官,有所專即可。如「學而優則仕」。出仕的士未必是君子。作官需要的一個人的才能,不是其德行。

君子則是為人表率,從鄉望到國士無雙。君子出仕,也就是士人,不必要求他同時也做君子。但有君子情懷,當然更好。孔子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這句話,前半句,是士,後半句是君子情懷。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一句,也是出入於士和君子之間。民族歷史由此寫成,紀君子;文化史紀賢人;人類史紀聖人。

賢人則屬於天下。如顧炎武所講,「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人可以不去作一士,作一君子,卻保天下有責。這是賢人的用處。賢人在國史之外,在文化史之內。國亡了,真君子隨之殞身。但要有賢人在,文化仍然有希望。沒有賢人,文化也隨之消亡,如古希臘、羅馬。中國文化,有中斷百年的時候,但仍獲延續千年,是有賢人的緣故。錢穆講,魏晉的昏暗中,有陶淵明則仍有一線之光。這一點引人嚮往的光,就足以使文化不至於失去方向。

中國文化兩千多年不曾中斷,與其他任何文化都不同,此間區別,不可不辨。中國文化不是囫圇個地流傳下來,沒有損失。而是有個主軸沒有失去,這個主軸存在於賢人、隱君子階層文化中。這是西方所無的。廟堂、宮廷、貴族文化,隨著改朝換代,屢屢喪失、變化,試圖去恢復或繼承,是愚蠢的。至於小市民、民俗文化,時過境遷,早已麵目全非。民俗文化出於天時地利多,人為少,沿革不斷。所謂繼承,想保持不變,隻能是一種變味兒的偽造做作。西方文化中斷,即是文化隻存在於宮廷和民俗兩層,一旦失落,就隻有重新開始的異樣文化。

文化在人而化人,文明在博物館的器物中。西方人回溯自己的根源,隻有文明,所以喜歡參觀博物館,謂為風雅。而中國人見到博物館裡的堂皇器物,如沒有「如此奢靡,不亡國,豈不是天理不容」的想法,則庸俗透頂。

陶淵明是賢人嗎?且看他的《飲酒》其六:「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行止千萬端」,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引《莊子·齊物論》,說:「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

至於聖人,則是屬於無古無今,無中無外的人類的。沒有人知道聖人的用,隻有在末世亂像中,依稀感到缺乏,但不知道真正缺乏了什麼。

現代人絕大多數不知道賢人的用,也不知君子的用,唯才是視,這是庸人之見主導社會而發生的現象。

庸人也可有小才,謀個官,但永遠不成其為一士。士也可裝扮成君子,但隻是偽君子。君子有時進於賢人,卻不自得自安。所以這五種,後者可以為前者,前者不能為後者。大隱隱於市,聖人、賢人無妨作庸人相。莊子因此有穿衣之喻。

老莊孔孟時代建立了中國人的精神基礎,從真君子到聖人的文化。現代有人謂之「士文化」,但如上所講,「士文化」並不確切。中國文化重視聖人,如孔子、六祖,超過賢人。而「士希賢,賢希聖」,因為政治黑暗時代居多,君子「焉往而不三黜」,甚至殺身成仁。君子隻能自我選擇,鼓勵他人成為君子,不可為法,所以這句話直接跳過了君子。

中國文化在稱呼上,嚴格地遵從了孔子講的這五儀。比如說竹林七賢,屬於賢人,不屬於君子。戊戌六君子是君子,不是賢人,即便他們本來是賢人,從容就義這一行為,卻是君子的,人們也因此將他們作為君子紀念。

又如,子是敬稱,君子有子之稱,人前顯貴。而賢人和聖人則隻是人,有沒有別人知道他,都無所謂,能隱居於庸人中。庸人也是一樣,隻是他即便努力去表白,讓人知道他,對別人來說也是無所謂。士可稱為士人,也可稱為士子。賢人也可稱為隱君子,如司馬遷稱老子為隱君子。莊子也同樣,「曳尾於塗中」,是士也是賢人,但不願做君子。但沒有賢子,君人的說法。

諸葛亮高臥山中,任憑天下大亂,仍托懶不出。但他一旦出山,作為士,行君子之道,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沒有一點兒山中「晝寢」,「窗外日遲遲」的疏懶和灑脫態度。這是諸葛亮深知這兩種人生之道的不同,而總是從道如流。陶淵明不肯為五鬥米折腰,不願作一士,也不願作君子,遂有賢人的「心遠地自偏」的閒適。這兩人選擇相反,但都是按照道而行,是一致的:是君子,行君子之道;是賢人,行賢人之道。無入而不自得,是為德行。

學不躐等。這五儀有個漸次達到、經歷的次序,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跳過的。這是因為中間有個枉則直的轉折。不能用「取法乎上,得其中」的筆直的思維去硬套。如《論語》所示,子路是一等,顏回是一等,孔子是一等。《論語》裡,子路幾次慍見,即看著孔子生氣。這是因為他差了兩等,他看顏回是好的,因為他能理解顏回,但他卻常常不能理解孔子。這就如方正的君子,不能理解大方無隅的聖人。

又如,庸人可能羨慕士,因為士是有用有為的。但庸人卻瞧不起君子,因為世道多艱,君子守死善道,常有困頓。而士羨慕君子積極進取的精神,卻看不上賢人的恬適安靜。真君子卻知道,事有不可為而為之,自己不能放下,賢人卻能超越。

士行其道,達其極遠,就會有個「反之動」,如孟子所講「自反」,莊子所講「今是昨非」,或者佛家的「頓悟」,然後能上進一層,漸次可達聖人。王陽明認為,人皆可為堯舜。此言需審。在原理上,這條路對每個人都是通的,但實際中,卻很難有人善始善終,不能達者眾。但如盤山道,士隻要一直向前,到轉折時自知,自然可達,就是“隻管趲路,莫問前程”所講。不到時轉,也沒用;到時不轉,錯失良機,後悔莫及。民國四川名士廖平,一生七轉。康有為卻隻得其第三轉,高下可知。

作為例外,佛道教徒和其他修行人,是直接「希聖」的。但其道的層次和轉折也很多,出世修行艱難亦多,庸人亦多,不是念經、去教會就都一樣。修行是人生四路之一,在拙著《傳統修養與現代人》中,對這四路有詳細討論,可供有興趣者參考。

既然如此之難,人為什麼還要希賢、希聖呢?這是一種天性、本能,還是後天教育的結果?不希賢、不希聖,是否可以?答案是,是可以的,但這樣的一個人,就停止了作為人的發展,而作為一種非人的生物而活著。一個自然發展的人,會自然而然地有所追求,或者物質的,或者精神的。物質追求,稱為得;精神追求稱為德:德者,內也;得者,外也,這兩種都是自然的,要求發展,要求有所去往。然而,得不能獨存,如果沒有個人內在的德與之匹配,沒有歸宿,也不能保守。而內在的德的發展,是從脫離外物限製開始的,因而天然與得有分歧,即好德者不得。

希賢、希聖是人精神上的一種天性和本能,不是生物性質的。佛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佛教徒在泰國、日本這樣的國家能娶妻生子,但在中國,這樣的情形卻非常少見。從基因上來說,如果佛教的追求是生物性的,沒有後代,意味著這總生物性會一代代地慢慢減少,但這明顯與事實不符。所以佛教是沒有基因因素的。事實上,所有屬於人的文化,非生物性的文化,都沒有基因因素。這就指向另一個事實,即精神對肉體的可脫離性,即自由意誌的存在。停止了作為人而發展的人,是沒有自由意誌的,非獨立思考、非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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