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嬉水
告老不還鄉，葉落難歸根；從心所欲不逾矩，任爾東西南北風。
戒,警也。——《說文》
先說李安執導的影片《色戒》。湯唯扮演的王佳芝明明扮演獵手的主觀角色，以“色”為武器主動接觸易先生；客觀上卻一步步淪為易先生的獵物。最後因為對“戒”忘乎所以，櫻唇微啟，輕輕吐出兩個字“快走！”，成全了情愛的召喚。刺殺任務功敗垂成，反誤了卿卿性命。
《敵戒》是唐代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在暫居永州時所作，名句“敵存滅禍，敵去召過”即出自於這篇散文。
柳宗元從秦滅六國後因自滿導致衰亡等事例發出這樣的感歎：“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
按照柳宗元的意思，敵人雖與我有仇，但以敵為戒，就能夠轉害為利。在敵人消亡後，人們往往失去戒備，結果很可能嚐到失敗和滅亡的苦果。
無獨有偶，公元前146年，羅馬共和國在第三次布匿戰爭（Punic War）中摧毀了敵方迦太基（Carthage）後，國內陷入一係列爭鬥。古羅馬時代的曆史學家塞勒斯特(Sallust)認為，羅馬對敵人的恐懼（metus hostilis）曾經激發了國內共同禦敵的精神。一旦對迦太基人的恐懼消失，“放縱和驕矜之氣自然氛囂一時”，結果羅馬的利劍旋即轉向自身，淪入自殘的境地。“對外部敵人的恐懼可促進國家的凝聚力”被後人稱為塞勒斯特定理（Sallust’s theorem）。多年後理論學家又因此造出了由“friend“（朋友）和“enemy”（敵人）合成的新的英語單詞“frenemy”（友敵）。
王佳芝因情感失去戒備，秦國和羅馬因“敵去”喪失戒心，一個“戒”字為各自的命運留下了鮮明的注腳。不論“色戒”還是“敵戒”，都提醒人們時常保持履霜之戒，以清醒的頭腦洞察麵臨的危險。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敵存滅禍，敵去召過”這句話有了另外一種解釋。“敵存滅禍”被理解為以敵驅禍；”敵去召過”變成了樹敵避過。敵人甚至可以成為一種需要。有人就曾提出這樣的口號：“成功，需要朋友！巨大的成功，需要敵人 ！”
竊以為，“敵存滅禍”屬於對某種客觀事實的認識，是可供借鏡的一個警示。“敵存”與“滅禍”之間不存在必然的條件關係；“敵存”至少不是“滅禍”的充分必要條件。“滅禍”也可以有多種原因，即使“滅禍”發生在“敵存”之後也不能證明兩者必然的條件關係。
即使兩者有一定的前因後果，也可能出現多種多樣的情況，可以是“一因一果”、“多因一果”，也可以是“一因多果”、“多因多果”等。同時，兩者必然的條件關係必須符合 “隻有……才能……“的公式。如果以此得出“隻有敵存才能滅禍，隻有敵去才會召過”的結論顯然難以成立。
再者， “敵存滅禍”的核心思想以壞事向好事的轉化為重點，不應本末倒置，為求得轉化而期待出現壞事。如果相信能夠以敵驅禍或者以禍製禍，結果可能舊禍未除，新禍又起。
然而，有史以來這種”需要敵人”的論述和事例卻比比皆是，不論中外古今。
戰國時期，《孟子·告子下》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意為，內無恪守法度的賢士，外無敵人和禍患，國家必亡。
2018年，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教授尼古拉斯·科利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以“友誼的黑暗麵：我們需要一個共同的敵人”(Friendiship’s Dark Side: We Need a Common Enemy)為題刊登文章斷言，博弈論的模型和現實生活的案例都證實，“為了團結，我們需要有共同的敵人。”
另有資料記載，14世紀歐洲第一次爆發大規模鼠疫，造成2,500萬人死亡，導致歐洲人口折損三分之一。災情最嚴重的意大利佛洛倫薩（Florence）十室九空，慘況駭人。但後來的曆史學家卻聲稱，這場傳染性疾病在人們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恐懼，摧毀了中世紀的社會秩序和文化，因而成為歐洲文藝複興的先聲。
說到這裏不禁要問，人類的新生一定需要由死亡擔任催生婆？社會的興旺不得不依靠恐懼才能得到成全？一個國家的發達隻能憑借敵人的虎視眈眈才能如願？
在災害、戰爭和疾病襲來時，任何事物在演進的過程中有可能因一係列隨機因素發生轉化，也可能出現補償性的結果和副產品，但痛苦、恐懼和死亡絕不是人類繼續生存的必然和必要條件。
Covid-19疫情在全球肆虐近兩年之久，已成為人類共同的敵人。此敵不可謂不邪惡，此禍不可謂不凶險。全球已有450多萬人因此喪生，僅在美國造成的死亡人數就已超過美國兩次世界大戰和越南戰爭死亡人數的總和。病毒這個敵人造成的災難和生命損失前所未有，但這個世界並沒有因此更團結，更沒有更太平。世界各地因疫情引發的爭鬥和攻訐難道還見得少嗎？那裏還談得上所謂的“敵存滅禍”之利。
耶魯大學教授尼古拉斯·科利斯塔基斯在呼喚“共同的敵人”兩年後也承認共同的敵人也會產生共同的麻煩。他在Covid-19疫情期間接受采訪時表示，“瘟疫有助於我們團結對抗共同的敵人，但也會誘發相互間的指責。” 他以公元前430年古希臘雅典爆發的大瘟疫為例說明，瘟疫時期私心作祟，人性中惡的一麵得到激發，致使整個社會沸議揚揚，相互指責之聲不絕於耳，助長了雅典人與斯巴達人的惡性紛爭。
據曆史記載，當年的雅典社會動蕩，矛盾頻發，陰謀論也趁機出爐。有人甚至懷疑有伯羅奔尼撒間諜在城內故意放毒。在疫情無法得到有效遏製的情況下，民眾的憤怒情緒不可避免地發泄在同胞身上。
如今，曆史正在重演，包括疫情和情緒。
瑞士意大利語區聯邦議員，歐洲理事會瑞士代表迪克·馬蒂(Dick Marty)對2009年瑞士某全民公決案結果發表評論時曾說過一句話，“隻有虛弱的社會才需要敵人。”
不論個人還是社會，內心的虛弱往往出自不可自拔的受害者心理，情緒和心態經常被定格在對抗模式上。即使不存在外敵，莫名的心理恐懼仍然久久揮之不去，看誰都像敵人，以為這才是保全自己避免受傷害的良方。
敵人不是消除所有恐懼的良藥。內心的恐懼模式才是真正的敵人。你把誰當敵人，誰就會成為敵人。事事以“敵”為戒，恐怕連心理上的安慰都得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