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翎
原創文章：紀實連載，名人雜談，美房欣賞，人生感悟
文/簡翎
陳衝是美籍華裔名演員，嚴歌苓是美籍華裔名作家。兩個人年齡相差兩歲，都是上海人，而且家庭背景都比較顯赫。都在早年移居美國，定居在加州舊金山市，也早就成了無話不說的閨蜜。
兩人都是演員出身，一個演電影，一個跳舞蹈，兩人都有深厚的文字功底，都能寫出膾炙人口的文章，一個是業餘爬爬格子，一個是專業亮亮身手，都很“文學”。
嚴歌苓有一本書是專門寫陳衝的，叫“陳衝傳”，居然有很多陳衝的粉是通過這本傳記認識了嚴歌苓，也有為數不少的嚴歌苓的擁躉是通過這本傳記更了解了陳衝。
陳衝與嚴歌苓的性格也很相像，都屬於大家閨秀型的，很有教養，很有風度，很優雅，也很女人，但不怎麽down to earth，也就是不那麽平易近人，她們可以與你並肩而行，卻禮貌而疏離。
兩人都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但二度婚姻都不錯，一個嫁了外交官，一個嫁了外科醫生。兩個精彩的女人都擁有了愛她們如初戀的好丈夫。她們不重外貌重才華，不重年齡重品格，都很會看人，都嫁對了郎。兩人對領養女兒都很熱衷，隻是陳衝後來有了自己的女兒。
說起陳衝與嚴歌苓的祖父輩，也都很有才，都曾留學西方，都屬於高級知識分子，都是大學教授，最後都以自殺的形式，告別了這個世界。自殺的原因也是相似的：
嚴歌苓的祖父四十歲時，恰逢淞滬會戰，他目睹了國人被欺辱踐踏的一出出悲劇，在對這個世界失望至極的頂峰時刻，他選擇了自殺。
陳衝的外祖父五十多歲時，趕上了“千載難逢”的十年浩劫，懷抱科技救國、醫學救國理想的他，卻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天天被批鬥，日日遭羞辱，在對這個世道絕望至極的關頭，他選擇了服毒自殺。
這兩個祖父輩的親人的自殺，都影響了嚴歌苓與陳衝的人生軌跡。嚴歌苓的“陸犯焉識”的主要原型就是她自殺的祖父，她讓祖父在自己的作品裏獲得重生。嚴歌苓曾說，“祖父在我的身上一次次複活”。陳衝在一些電視節目中，不斷追問，為何外祖父走上了那條不歸路？而且多次表示“外祖父就在我的血脈裏”。
嚴歌苓與陳衝都跟各自的母親關係親密。嚴歌苓有個獨當一麵的哥哥，陳衝也有個善解人意的哥哥，兩個哥哥對各自的小妹都很關愛體諒，都在母親彌留之際，一邊守護著母親，一邊等待著大洋彼岸的妹妹。
可憐兩位母親，都在生命的最後關頭，苦苦等待著女兒的到來。但直到生命之弦驟然崩斷，也沒能等來女兒的陪伴。
嚴歌苓在母親去世時，沒能守在母親身邊，為此，她深感遺憾，寫了一篇催人淚下的長文，祭奠生母。
陳衝的母親，剛剛去世，陳衝也沒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麵，這成了她的終身遺憾。她也寫了一篇長文懷念母親，“眼淚這麽滾燙，文字這麽蒼白”，讀後，“淚飛頓作傾盆雨”。
嚴歌苓與母親賈琳
附 嚴歌苓紀念母親的長文：
我平生參加的第一個葬禮，竟是母親的葬禮。
今年三月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寫作，吃了一頓以牛奶為主的“站立午餐”，心裏莫名地生出一陣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這種思念之痛突然發作時，一把抓起電話的。因為是心血來潮，往往在電話那端有了應答時，發現自己並不知想說什麽；隻不過覺得母親的聲音比之信中的字更來得有聲色些，更物質些（Physical)，並且使我和母親遠隔重洋的溝通，又多出一維空間。這天我那識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媽媽的號碼。對父母的電話號碼的記憶，早已不必經過大腦，手指頭就如鋼琴家熟識琴鍵上的音階那樣。
三月的那個下午（正是祖國的清晨）接電話的竟是我的繼父。媽媽是個敏捷至極的人，電話鈴一響，她總是聞聲起舞似的向電話一躍。我甚至懷疑她時時都埋伏著，守候我的電話。自我遠嫁，她知道早晨七點的電話鈴聲必定發自我這裏。有時我連個“喂”都來不及招呼，媽媽那邊已經喚起來：“嘿，女兒!媽媽就知道是你。”而這回接電話的不是媽媽那相當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尋常了。我劈頭就問：“媽媽呢?”繼父沒直接回答，反問我失眠症可有好轉。無數猜測造成了我瞬間的木訥，任繼父例行公事地問我的寫作，問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媽媽呢?”
繼父說媽媽住了醫院，前兩天剛剛經曆胃切除手術。他接著告訴我，媽媽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爺子喋喋不休地陳述手術過程時，我重複地對自己說：有時噩夢也會如此真切，但最終總要醒來，發現它不過是個唬人的夢。我隻希望此時有個人來猛力推推我，告訴我，我隻是讓夢魘所陷。卻是沒有一個把我拉出噩夢的人了。這噩夢我是要做到生命終結的。
媽媽是個那麽健壯的人，一副爽脾氣，怎麽可能患這樣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總是不容分說地拾起（扛起、背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擁擠的人群裏給我開道，我卻甩著兩隻空手，不斷懇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讓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為在她眼裏我一向柔弱，渾身沒三兩力氣。有時我會跟她叫嚷：“媽媽，別人看見我這樣甩著兩隻空手，讓你老太太當挑夫，會說這個女兒真夠‘孝順’的!”她仍是不理會，隻是像一輛坦克一般闖去。這樣的一個媽媽怎麽會說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門口?
幾天後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車到南京。媽媽已從外科轉到了腫瘤科。在我到達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來把真實病情告訴媽媽。哥哥一家和繼父的兒女們都覺得輪不上他們來給予媽媽這一句宣判。正如二十年前，由我來宣判爸爸對她的感情已耗盡，他們的婚姻該解體。人們之所以把這份重大而殘酷的權力委派於我，因為他們知道我在媽媽心裏的地位，當然也知道媽媽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從火車站到醫院的路上，我隻感到將遭判決的是我，而不是媽媽。人們在計程車上你一句我一句，講著媽媽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沒聽進去，隻在心裏組合那個最殘忍的句子，我還一遍遍說服自己：媽媽應該知道真相；媽媽有權利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我想，有我在她身邊，她會添很多力量來接受這有著巨大殺傷力的真理。我還相信媽媽的堅強，她那些磨難若擱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一個死亡。我在穿過腫瘤科的長走廊時，話都排好了在舌尖上。
進病房時，我後腳沒跨進門就見媽媽臉迎著門，眼睛望穿秋水地滿是等待。我叫了一聲“媽媽”，淚水淹著眼睛和五髒。媽媽眼中，那等電話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車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兒……她像是等著我來搭救她，伸出已瘦黃的兩隻手，張向我，叫一聲：“女兒!”她嗓音已失卻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於她的雙臂之間。我那天在她病房裏耽了六個小時，那句最難啟齒的話，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縮回心頭。我想，我們將實情瞞著她，其實不是為她好，而是為我們自己好，使自己能得到虛假的安寧。在偽造的好氣氛中，健康人與病人的關係，要好處得多。我非但沒把實情告訴媽媽，還去串通主治醫生，請他幫忙維護我們善意的謊言。可是在我就要離開病房的時候，媽媽突然拉著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媽媽的掌心卻如以往那樣幹爽和溫熱。媽媽說：“女兒，媽媽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嗎?”
我瞠目看著她，看兩行眼淚從她眼裏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顴骨。我的手在媽媽的兩隻掌心裏越發冷下去。我說：“別瞎猜。不是的，隻不過是嚴重胃潰瘍。”媽媽看著我，有淚在我眼中燒灼。她笑了一下，帶出一口歎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來，就是要我同她一塊承受這份真實；卻發現我也不能麵對真實，我也站進了對她隱瞞真相的人群中，靠著謊言，混一天是一天。看來她隻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實的負荷。我眼淚再也噙不住，她卻輕快地拍拍我的手，說：“好好，不是就不是!”這種時候，她和我隻有不朝那痛處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說穿它。
這天以後，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場，買回最新鮮的魚和菜蔬。看媽媽吃飯，是我最緊張和痛苦的時候。她是吃給我看的，機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於她都不複存在了；再別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裏都嚼成一塊蠟。化療越來越使她的進食變成一種折磨。媽媽卻還總說：“嗯，好吃!聞起來就香!”當然，這話她也是說給我聽的。我跨了重洋歸來，幫她回憶她從童年至今所愛的一個個菜式，一些失傳的，一些刁鑽的，也都使出渾身解數為她做出來，她即使再難下咽，也領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領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進入病房，大聲哈哈道：“媽媽，你今天氣色特好耶!”她總是領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覺得不錯。”
第二次化療後，媽媽常從頭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頭發，似敗草一樣。媽媽曾有好極的一頭厚發，演《雷雨》中的四鳳，編一根又粗又長的大辮子。那樣活的一根辮子，一甩一揮都是生命。話題就從頭發開端，媽媽講起她演的一出出話劇中的一個個角色，講到得意時，她是完全康複了。退回了幾十年的歲月，眼睛也是二十歲的眼睛，那早已拖長而形成一條深皺的酒窩，又圓了。媽媽是好看的，年輕時更是，榮耀的日子有過不少，似乎什麽都有過，隻是從沒得到過爸爸的愛。
五月份，我必須回美國完成一些寫作，處理一些事務。那時媽媽的情形也相對穩定。臨走前的晚上，我在媽媽床邊坐到很晚。她忽然講起她生我時的情形。她講得很仔細，一個細節也不滑過。她說我是在三分鍾內就衝鋒到了她的體外，當護士告訴她“是個女兒”時，她從產床上竄起，拉起醫生護士的手就說：“謝謝!謝謝!”似乎是醫生護士們成全了她對女兒的渴盼。
我沒想到，媽媽會在離別時講這件事。也許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細胞已轉移到媽媽的脊椎，破壞了全身的造血機能。身體裏已基本沒有紅血球，媽媽在靠輸血過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對我封鎖消息，擔心我失眠症再次大發作。似乎是某種感應使我早早訂了機票，於八月六日趕到上海。剛在旅館下榻，我便撥了電話，通報我的到達。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話是：“媽媽昨天早晨過世了。”
我連一聲驚訝都無力表示了。下麵的話我全聽不懂似的，隻是僵僵地把話筒漸漸從我耳畔挪開。我什麽也沒說，直接把電話掛斷了。似乎是一把刀刺進來，血尚要一會才會流出來，疼痛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迫上我的知覺。我一再問自己：我是個沒母親的人了？一個沒了母親的人是誰？我是什麽人？住在這空寂的旅館，走出去，外麵將是個沒有母親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來。我坐在旅館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約是十二點多了，我吞服了三倍於平常劑量的安眠藥，躺在床上，等著痛楚迫上來，等著眼淚追上來。安眠藥半點效力也沒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劑量的藥。此時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無夢無眠亦無思。沒有了母親，祖國的版圖在我心裏，從此是缺了一塊的。
五點鍾，我起來，撥通了美國的長途，我先生恰在等我電話。我不知道講了些什麽，隻知道講得很長，抽泣使句子斷裂。之後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車。我坐在那兒，心裏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轉動。車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熱鬧地買著沿途每一種特產食品。我沒了媽媽，人們照樣啃無錫肉骨頭。
追悼會安排在我到達的第二天。隻有一小時，因為殯儀館四點鍾關門。我臨時寫了悼詞，語辭文法都稍嫌錯亂，隻以滿腹遺憾，通體悲傷，將全文凝聚起來。我僅念了第一句：“親愛的媽媽，我回來了，不過已太遲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轟”的一聲大哭起來。四十歲的哥哥，我是頭一次看見他的眼淚。
媽媽躺在鮮花叢裏，嘴唇微啟。哥哥告訴我，媽媽的最後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說：“不知還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媽媽年輕時同台演戲的朋友們都來了。還叫著我的乳名，還口口聲聲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錯覺來了。似乎又是幾十年前，我在後台，穿梭於這些熟識的演員叔叔、阿姨之間，尋找媽媽。總會有個人喊：“賈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遺體告別儀式結束了，門外的蟬聲仍在嚎哭。我有一點明白，媽媽為何把我出生的經過那樣仔仔細細地告訴了我。
陳衝與家人
附 陳衝懷念母親的長文：
母親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時哥哥跟我說，媽媽等不到你隔離三周後出來了。那之後母親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堅持了一個禮拜，也許她在等我，這個想法讓我悲痛欲絕。
最後的日子哥哥晝夜陪著母親一起煎熬，幾乎沒有睡覺。我在大洋的另一邊無能為力，我能看見死神穿著黑色鬥篷的身影，坐在母親的床邊，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邊，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個愛我的，也是我第一個愛的人在水深火熱中受難，我卻沒有在她身邊。人怎麽可能從這樣的遺憾中走出來？
母親在今年二月被確診為淋巴癌，我於大年三十傍晚趕到上海。五月底我離開的時候，她挺過了化療，病情好轉了不少。中秋節母親還跟幾位老同學們聚了會，照片上她笑容滿麵。但到九月底她又因嚴重感染和輕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飛回上海。萬萬沒想到我剛離開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後一次跟母親一起，我們並排坐在病房裏，我在用手機匆匆忙忙給人回郵件，餘光裏，我感覺母親在看著我，就跟她說，這是工作，我馬上就好了。她開始輕輕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撫我，唱起一首搖籃曲：“睡吧，小寶貝，你的啊媽媽就在身邊，夢中你會得到禮物，糖啊餅幹啊隨你挑選，等你睡了，我就帶你去到天宮……” ，她拍我的手因風濕關節炎變了形，卻仍然那麽溫柔，我眼睛濕潤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機跟她一起哼唱。這是我記憶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歲，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線裏母親的輪廓模模糊糊，隻有她的溫度、氣息和輕柔的歌聲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時刻，是我最早的對美的體驗。
另一個兒時的幸福記憶是母親為我挖耳朵。我們坐在大床上，母親附在我的身邊，一隻手輕輕把我耳朵拉高，另一隻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貫注地掏。她的動作很輕，弄得我很癢，但是我無比享受那些時刻她給我的百分之一百的關注。
後來文革開始了，母親變得憂傷，走過我的時候好像沒有看到我。見她這樣，我也會憂傷起來。偶爾母親在快樂些的時候，會為我和哥哥剪紙、疊紙工、做動畫。她會從本子上撕下一張紙，折疊以後用剪刀剪，再打開時就出現一長串牽著手的小人，接著她教我們為小人畫臉、上色；她會用紙疊出層出不窮的飛禽走獸、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們編成奇妙的童話故事；她還會讓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疊2寸的方塊紙，她在每一張上畫上一個男孩和一隻皮球，然後拿起那疊紙，用拇指跟洗牌那樣撥弄，一個孩子在拍皮球的動畫就奇跡般地出現了。
一位母親過去的同學和同事告訴我，你媽媽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創造性思維。她一分配到教研組就把“傳出神經係統藥理”編成一本劇本，跟另外一位同學合作拍了一部動畫片。因為拍得好，所以後來在全中國使用。也許我長大後對用聲畫講故事的興趣，就是母親從小在我心靈裏播下的種子。
我和哥哥都喜歡跟母親聊天，不在一起的時候常跟她煲電話粥。她會跟我講正在彈的曲子或者閱讀的書籍。母親的閱讀範圍很廣，中文、英文的書都讀得很多——從醫學文獻到暢銷小說，無奇不有。父母家中，有兩麵牆都是書架。她七十八、九歲的時候，讀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感到震驚和興奮，在電話裏感歎道，我從來沒有想過一本書能夠這樣寫人的本質，這樣寫欲望，人真是一個悲劇動物啊。我聽了啞口無言，同時也覺得驕傲——不是每個人的老媽讀完《洛麗塔》都會有這樣精辟的反應的。慢慢的，隨著母親失憶症的加深，我們的電話就越打越短，她一聽到我的聲音就問，你幾時回來啊？聊了幾句後她又會問，你幾時回來啊？
母親非常期待看見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時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時候，她常說，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這裏把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會說，我就是來陪你的，沒有工作。她又會突然為我擔心，說，怎麽會沒有工作了呢？沒有工作你怎麽辦？母親隻要還有一口氣，就在為孩子著想。有一次，父親交完一筆昂貴的治療費用後，說起他在用哥哥的錢付日常生活費，本來神誌恍惚的母親突然睜開眼睛，嚴厲地說，你怎麽可以用陳川的錢？我不要治病了，這樣治療一點意義也沒有。父親說，這是暫時的，我去了銀行就會還給他的。她這才放心。
大約從八年前開始，母親漸漸失憶，我就覺得在漸漸地失去她。人其實就是記憶和時間，這兩樣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我們吃喝拉撒睡，供養著軀體，讓記憶和時間有落腳的地方。老年性失憶是沒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親過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們知道她最喜歡唱蘇聯和美國的老歌，就在手機裏放了音樂讓她唱。母親樂感很好，有一副美麗的歌喉，85歲仍然音準，英文和俄文的發音也字正腔圓。午飯的時候，她完全忘記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著那些調子，非常快樂。也許記憶裏最後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樂。
音樂是母親與記憶之間的紐帶，隻要有力氣的時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愛爾蘭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蘇聯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國革命歌曲，她輪番唱。讓我聯想到美國電影裏看到的，那些路邊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裏的老式點唱機，你投一枚硬幣選一首歌，它就開始唱。有幾次她跟我說，這支歌你會的，我們一起唱。我說，還是你唱我欣賞吧，我走音，太難聽了。她說，這樣正好，我們雙重唱好了。她是個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機裏麵存有上百條母親唱歌彈琴的錄像。也許我一直在下意識地企圖留住她，或者在為終將的失去做心理準備。
我打開母親15年前鋼琴演奏的錄像，那是東方電視台《精彩老朋友》轉播的一場鋼琴比賽，評委是孔祥東，劉詩昆，陳剛，石叔誠和蘇彬。初賽時母親彈了《夜鶯》，總分為99.256，決賽時她彈了《聖母頌》，總分為98.866，得了老年組的第一名。母親沒有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裏彈琴那樣認真和虔誠，隻為了自己和上帝，為了欣喜和淨化。觀眾的掌聲突然把她拉回現場，評委給分時她靦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誇獎她唱的好或者彈得好，她都會這樣臉紅地笑。最近有人問我對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詞有什麽想法，人們是指皮膚的光潔和皮下的膠原蛋白，可我一聽到那個詞，馬上想到母親，她那不可腐蝕的純潔和真，比我見過的許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為了了解母親的失憶症，買了一本哥倫比亞大學腦神經專家寫的《錯亂的頭腦》，我從書裏得知母親的失憶是大腦海馬體的萎縮，而人的情緒產生於杏仁核——大腦的另一個部位部位。但是我更願意想象，愛和音樂是儲存在海馬體、杏仁核以外的一個神秘地帶，跟靈魂和夢在一起。我更願想象母親去了那個美麗的維度……
……近近遠遠的記憶圍繞著我，像無數個螢火蟲在黑夜裏閃爍，每一隻都是母親的靈魂。
眼淚這麽滾燙，文字這麽蒼白。
...怎麽說呢。。。。唉，您給陳衝女士努力找的理由太勉強了。
她和普通人一樣，來美國後也在中餐館洗過盤子的。（她自己在節目上說的）
現在說她“家庭優越。。。高高在上。。。。”， 我覺著有點肉麻。 都是普通人，用不著故意把自己整成假的貴族.
普通人犯了錯，可以理解。 犯了錯又不承認，硬說狗屎是香的，這讓普通人。。。很難接受。
陳衝女士完全是為了自己和自己生的兩個女兒考慮，把領養很長時間的雙胞胎轉讓了。現在她的腦殘粉一定把狗屎說成是佳肴，說陳衝轉讓孩子是為了孩子好。。。。。無恥至此，讓人很憤怒。
二位，追求完美就是最大的不完美。
嚴歌苓的《鐵梨花》那是寫得真好，可以查，是她爸爸寫的，她隻是改編。順著鐵梨花的吸引力去讀了她的其他作品包括被拍成電影的《 芳華》，和鐵梨花不是一個級別的差很多耶，基本都是小女子小聰明小敏感式的嘰嘰喳喳，從內到外都沒有力度深度。陳衝和嚴歌苓的交集之一是《天浴》，李小璐是演員，天浴這部小說和其他嚴歌苓的小說一樣，電影也拍的一樣，就是我前麵說的感覺，真不敢恭維。
我是理工出身，對文學不是很在行，也說不出什麽，但這兩個女性外表都是很美的。
我們做人，其實每天都在犯著這樣或那樣的錯，絕大部分的錯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流失。但有些大錯可能不是這麽回事，別人會記一輩子的。你的一舉一動都是內心思想的外在表現，當然有大有小，有輕有重。
陳衝曾經的選擇給她造成了一些因果，不過，牢牢抓著對她的怨恨不放手的人其實主要隻是遮蔽了自己內心存在著的對這個世界推己及人的悲憫與寬容....
謝謝您對我帖子的回複。
您說得對，人無完人。她外表確實很美。
您仔細網上看看，陳衝女士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錯的，她認為把收養的孩子轉讓，是很正常的。
我們都是為人父母的，大道理就不說了。 能狠得下心把孩子送人。。。這份狠心，一般人還真做不到。
枉為人。
陳衝沒有人性。 沒有孩子時候收養兩個女孩，有了自己的孩子，立即把收養的孩子“轉讓”給他人。
陳衝的先生是美國的專科醫生，美國專科醫生的收入是30-60萬美元一年。 又不是養不起。
這對夫妻人性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