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秋末。一天，徐爽下課後，往家走，來到樓下，剛想爬樓上去，忽見一個宣傳廣告貼在樓門口側麵的牆上。那是上海一家移民谘詢機構的廣告，上麵寫著4000美元就可代辦赴加拿大或新西蘭移民，而且，該機構下屬的代理處之一，就設在東海市。徐爽看了心花怒放，移民加拿大的念頭又冒出來了。
白天，給那個設在東海的代理處打了一通電話谘詢，晚上，就掛通了母親的“小靈通”。母親一聽加拿大，心就如加國的冰塊一樣涼，淒涼地說：“太遠了。”徐爽知道要讓母親放行，需要時間“蘑菇”。她充滿信心，天天給母親打電話，描述移民的好處和光明的前景。她還把一個美好的心願告訴老媽，等以後時機成熟了，也就是兩三年的時間，她可以申請母親過去，到時，她們母女就再不分離了。還說，這不是我妄說，是在電話裏谘詢好了的。一旦母親同意，她就可以跟他們簽合同了。
那段時間，徐媽媽的心裏像紮了草似的，不安生。她知道徐爽在礦院裏一直不順，想調動也調不成。但讓寶貝女兒把近二十年積累起的一切拋掉，從零開始，真是憂心加擔心，怎麽也下不了決心。
她理解女兒的心態。她年輕時，也是胸懷祖國，放眼四方的。當時，她跟徐爽的爸爸已經結婚了。她不甘心在那個沉悶的地方呆一輩子，她太渴望了解外麵的世界了，所以，三番五次鼓動他往外地調。那時，兩口子分居兩地工作，徐爽爸爸正在考慮調到妻子的城市去，不願意兩人同時“移動”。他是個慎重的人， 喜歡安定的生活，不喜歡“瞎折騰”，在信上勸妻子安心在原籍工作，等著團聚的那一天。為了增加說服力，表明調到哪裏情況都差不多，還寫了一句“天下烏鴉一般黑”。沒想到，這句話在那個年代惹了禍。抄家時，這封信被造反派抄去，成了他仇恨社會主義的罪證：社會主義祖國，處處春意盎然，陽光明媚，你竟說成“漆黑一片”？於是，一頂反革命的帽子就因為這句話戴了十年之久，身心受盡摧殘。徐媽媽確信，老伴的”英年早逝”與這段痛苦的經曆不無關係。
徐爽知道，憑她對母親的了解，最終會得到許可的。媽媽再打電話來，口氣緩和了許多。她告訴徐爽，她唯一的願望是，無論徐爽在哪裏，隻要幸福就行。又不無擔心地說，你一個人孤零零地到異國闖天下，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有個事兒可咋辦呢？
徐爽說，正因為沒有家庭，無牽無掛，才更輕鬆。她不怕吃苦，已經做好了吃苦的準備。與其天天幻想著外麵的世界，心神不定，不能專心做事，還不如幹脆走出去，到另一個世界闖一闖，開始新的人生。
徐媽媽拗不過徐爽軟磨硬泡，又想到了徐爽的終身大事，都奔四十歲的人了，當媽的也是操碎了心。托親友給她介紹了好幾個，不是她嫌人家長得難看，看著惡心，就是怪人家不尊重她，第一次就動手動腳的。再不就是別人對她不滿意，說她缺少女性味，風風火火的，不是他要的那種“賢妻良母”的類型。還有一個介紹人，給她說了一個四十多歲帶一對雙胞胎孩子的，徐媽媽沒征求徐爽的同意，便回絕了：你知道小爽那脾氣，一進門就當兩個孩子的後媽，她受不了，也當不好。介紹人酸酸地說：你女兒人長得不錯，各方麵條件都好，就是這一把歲數夠嗆。要不是二婚頭，哪有奔四十歲的男人還沒成過家，沒生過孩子呢？您老說呢？
徐媽媽想，可也是呢！在中國，恐怕小爽是對不上象了。聽說西方國家有不少男人，三四十歲沒結婚的有的是，沒準兒，小爽能碰上個中意的？再想想徐爽雖然缺乏與人交往的能力，不大會搞關係，沒能像其他人一樣混個小官兒當當，但獨立生活的能力還是有的，保護自己的智力還是不缺乏的，不應該這樣不放心。女兒，你不是一隻雛鷹，你有一雙還算結實的翅膀，你飛吧！
徐媽媽想通後，給徐爽掛了一個電話，徐爽聽說媽媽同意了，興奮地在屋裏跳起來，連連說，媽媽，你真是個好媽媽！我去了後，將您也申請過去，那我今生也無憾了！
接下來，徐爽就悄悄去了市郊的移民谘詢中心，一位禿頂的矮矮的老頭接待了她。老頭姓鄒，人們管他叫鄒顧問和鄒主任，五十多歲的樣子。他那舌頭就像裝了滑輪似的，靈活自如，說出的話，確實能將“好好的眼睛忽悠斜了，一雙健美的腿忽悠瘸了，一個智力健全的人忽悠躡了”，徐爽根本就經受不住他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鼓動：他說徐爽的條件太好了，工科學士，熱門專業，還有科研成果，年齡屬於三四十歲的黃金時段，特別是沒有小孩子，幹幹淨淨的獨身，這是加拿大最需要的。好像加拿大正急不可耐地等著她這樣一個人，趕赴那裏，施展抱負，貢獻才華。徐爽覺得鄒有點油嘴滑舌，言過其實，可還是禁不住誘惑，當場就簽了合同。
合同規定，簽合同後馬上繳納首期谘詢費1000美元。那時兌換美元還不像現在這樣自由，徐爽沒有辦法把粉紅的大團結變成墨綠的紙美鈔。鄒主任說，按說你應該直接付美元，但考慮到我們國家的國情及申請人的特殊情況，我們允許你用人民幣支付谘詢費用。公司最後還要兌換成美元，要走門路，說白了就是上“黑市”。黑市的兌換比率是1：9，這樣，你需要交納9000元的人民幣。隨後派人跟著徐爽到銀行取錢。徐爽看著鄒主任手下的辦事員目不轉睛地一遝一遝數著她的血汗錢，不免有點心疼。
鄒主任讓徐爽趕緊將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出生證明、無犯罪證明等等準備好，拿到公證處公證。他教導徐爽千萬不要在任何一份文件上透露“副教授”或者“教書匠”的信息，因為這是“技術移民”也叫“技術定居”，要想方設法往“工程技術人員”方向靠。徐爽茫然了，我充其量就是個在高等學校裏吃了近二十年粉筆灰的教書匠，怎麽才能搖身一變成為“工程師”呢？這時，鄒主任又搖起舌頭，教導一番：你拿的是工學學士，你的科研成果也趨向於工科；學校裏不但有教師，還有工程師，對吧？徐爽眼睛一亮，首先想到久違了的夏明德，便不再猶豫了。
徐爽將材料送上去之後，鄒主任一個電話打過來，讓她過去一趟，說是她將中共黨員填上去了。鄒主任像長輩一樣批評她：小徐呀，小徐，你是讓我扶著走抱著走啊，少說一句話，你就走錯一步棋。你看你，填中共黨員幹嗎？這又不是選拔幹部。加拿大不歡迎共產黨員那！徐爽說：實事求是嘛，白求恩也是共產主義戰士嘛。“嘿嘿嘿，你這人在學校呆久了，成書呆子了。”老鄒的笑聲出奇地刺耳。“我當初去澳大利亞時，那是15年前的事了，也是黨員，而且黨齡都有15年了，還不是與組織失去聯係，又變成了‘黨外赤子’？”鄒主任開了個玩笑，又說：“我提前給你打個預防針，要想移民成功，不但現在不能透露黨員身份，就是有一天，大概一年以後吧，去香港麵試，人家問你，是共產黨員嗎？你要堅決予以否認。不要猶豫，說假話要跟說真話一樣真。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是他們逼著我們這樣做的。”
不知怎的，徐爽的腦海裏出現了童年時她從小說中電影裏見過的劉胡蘭。當年劉胡蘭被捕時，年僅十五歲，是一名預備黨員。當敵人張金寶得意地冷笑道：“現在有人供出來了，說你是個共產黨員。”劉胡蘭正義凜然地回答：“說我是共產黨員，我就是共產黨員，是共產黨員又怎樣？”“你們村還有誰是共產黨員？”“就我一個！”瞧人家那共產黨員的氣派。如今，比劉胡蘭的歲數大了一倍還多的中共黨員徐爽，為了移民發達國家，要麵對大鼻子的提問：你是共產黨員嗎？浩然回答：我不是共產黨員！
徐爽心裏笑了，那是一種自嘲的笑。是啊，難怪老人家送給劉胡蘭八個大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你徐爽簡直是“生的渺小，走的可恥”呀。當然，徐爽隻是這樣想想，並沒有真的停下移民的腳步。在這個時代，還有誰能讓先烈的事跡影響自己的未來呢。這是一個倡導自我價值實現的新時代。
徐爽雖然沒有達到黨員的思想境界，但黨員的“良知”還存在。自打開始辦移民以來，從前與礦院的一切恩怨在她心中都煙消雲散了。她上課更賣勁了，答疑更認真了，批改作業更盡心了。即使嗓子疼得冒煙，也是不時含一片“西瓜霜”頂著，堅持上課，決不請假。
東海市與徐爽前後差不多時間申請加拿大移民的有好幾位，大家碰到一塊免不了交流一下信息。背著鄒主任，他們還嘀咕過：移民公司心太黑了，就寫封推薦信，整理一下現成的材料，給我們提供點加拿大概況就他媽收四千美元？要不是老子工作忙，沒有時間整這些，我還自己申請移民呢，能節省好幾趟從加拿大回中國的費用呢。那姓鄒的賺了我們那樣多的血汗錢，給他打個電話，都不耐煩，說不了幾句就掛。誰讓你打手機？那是雙向付費的。人家不是告訴你了：非緊急情況不要打手機，要打座機。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數落著鄒主任的貪婪和小氣。
徐爽簽了合同，半年後，就收到加拿大在香港的領事館寄來的通知，當然是由谘詢公司代轉的，要她去參加“雅思”考試。谘詢公司要徐爽用另一筆1000美金換這一張薄紙。徐爽按合同又將9000元人民幣拋了出去。心想，這就是一樁買賣，就當是投資搞生意，賠賺聽天由命了。
徐爽的英文水平是一瓶不滿，半瓶晃蕩，不高不低。自從下決心辦移民之後，見縫插針地複習外語，還真將扔了多年的外語又全麵拾了起來。她利用周末的時間跑到省城參加了雅思考試，聽說讀寫，花樣齊全，每樣滿分都是九分，徐爽除聽力考了剛及格的五分外，其他三樣均是五點五分，平均也是五點五分，剛及格。
徐爽對這一結果不是太滿意，鄒主任安慰她說，雖說當年我移民澳大利亞時考了七點五分，但前幾天我模擬了你們的考題，也就能考七分。英語沒進步，反而倒退了。鄒主任是這種說話風格，看似像奚落自己，實際是抬高個人，這是不少“小商官”的拿手好戲。聽罷，徐爽心裏不平衡了，連這樣一個“糟老頭”都能超過自己，慚愧呀！為此，她懊惱了好多天。鄒主任曾告知徐爽，即使雅思成績不理想也沒啥大不了的，頂多是往香港跑一趟參加麵試；也許加拿大的領事館移民部發發善心，將麵試免了，那叫“免麵試”，是這個行當裏的行話，那是無數申請技術移民的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如果獲得“免麵試”，可以省去一大筆赴港的費用，一大塊耗在路上旅館裏的時間，一大團與麵試官相見的不安。徐爽也渴望有這樣一天。
接下來，徐爽度日如年地等待著香港的最新消息。五個月過去了，鄒先生給了徐爽一個驚喜：徐老師，快過來一下，你的免麵試通知和體檢表都到了。你最好來時，就將9000元帶好。我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徐爽憂喜參半，喜得是考試成績不理想但結果不錯，省去了不少麻煩；憂的是又要甩出一大把現鈔了。看來，鄒先生在把徐爽們送到那個冰冷的國度之前，非得把他們身體裏的油水榨幹不可。到上海體檢一切順利，徐爽要錢沒有多少，要身體一個毛病都難找，順利通過了體檢。
體檢過後又等了三個月，“要錢”的又上門了。按合同規定，徐爽最終拿到加拿大的落地紙時，須支付鄒先生谘詢公司的最後一筆費用——1000美元或者9000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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