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卞莉輕生一事,著實在礦院沸騰了好一陣兒;尤其在徐爽的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瀾,她再一次下決心,離開這個傷心之地。她在心裏又盤算著調動了,她曾有過兩次聯係調動又兩次失敗的慘痛經曆……
自徐爽1999年從省城告狀回來,周圍的人就拿另外一種眼光看她了。盡管人們也對校領導不滿,也時不時地說三道四,論長論短,但敢和領導較真兒的卻寥寥無幾。如果一個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們會無私地給予同情。但倘若這人不願接受這種待遇,一定要“支棱”起來,像個人物似地較真兒,討個說法,比如,同徐爽一樣,跑到省裏鬧騰鬧騰,人們就看不順眼了,覺得過了分,越了界,甚至有人還背地裏指責她不夠“厚道”——這不是壞咱礦院的名聲嗎?
礦院有史以來出了兩個“告狀英雄”:徐爽算一個;在她之前,有一個男教師,是教哲學的,因為十多年前助教評講師時,有人倚仗權勢擠了他,他就開始四處奔走討說法了。先是往省裏跑,後到北京申訴。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最終,正義能戰勝邪惡。不知是他運氣不好,還是在他看來天大的事,別人拿著當芝麻粒大的小事一樁,官司始終打不起來,上麵也一直沒給說法。而他經常放下手頭的工作上訪,耽誤了教學與科研,學校更有理由卡他了,所以,直到現在還是個“老助教”。開始,人們還替他打抱不平,後來,見他十幾年如一日到處申訴,都成了上訪專業戶了,有人就悄悄說“這人不正常,有病,離他遠點”。在礦院的家屬宿舍區裏,如果有人在路上碰到他提著包外出,就知道他要幹啥,便打趣道:“嗬嗬,又要去了?” 慢慢地,這個人便遊離於正常人之外了,還成了礦院人潛意識裏“神經病”的代名詞。
現在又出了個“女神經病”,礦院人在背後嘀咕:“難怪人家都說老處女古怪,是這麽回事耶!一個職稱,今年評不上,明年再評嘛,還折騰到省裏去告狀?真是一條筋!”“還是個預備黨員呢,這點委屈都受不了”。甚至在於卞莉了卻了自己的生命之後,人們還不忘拿徐爽和她相比“是的,要是於卞莉,再也不會幹這等事兒。可惜,於卞莉……她……噯……”
1999年12月中旬,徐爽作為預備黨員即滿一年了,不出所料,黨委研究討論時,一致認為徐爽沒能處理好個人與集體和組織的關係,為了自己的“私事”,撂下本職工作,不遠千裏去上訴,本身就違背了作為黨員的標準,故做出預備期延長一年的決定。對此,徐爽也不是太在乎,本來就覺得自己不像黨員,離黨的要求還差得很遠,陰差陽錯被人拉著混入了革命隊伍,為了這個隊伍的純潔,為了給黨挽回影響,延長就延長吧,反正自己的職稱今年也沒戲了,隻好等明年了。
等2000年一評上職稱,就打請調報告,走人,這鬼地方也呆膩了。不過,到時再聯係接收單位恐怕來不及,應該早點作準備。徐爽當時腳踏兩隻船,一邊考慮如何申請加拿大移民,一邊想著調動工作。兩邊都不保險,兩邊都得鼓搗著。
1999年底,她將自己的材料整理好,先發到深圳特區的一所普通高校。不久,便收到那個學校人事處打來的電話,聽起來像一位廣東人,大概是位中年男人。他說,對徐爽的材料很感興趣,他們恰好缺乏這方麵的人才,希望徐爽能盡快到他們學校麵試。徐爽告訴他,由於操作事故,自己的職稱問題還沒有解決,明年肯定沒問題。問,能否緩一緩,晚點調過去?對方很開明,不愧來自特區,說:要我看,你各方麵都不錯,你可以先調入,我們先聘你為副教授,雖說是校內副教授,屬於“地方糧票”,但很快就可以通過正常渠道轉成正式的。
徐爽動心了,這也是個辦法。過了幾天,深圳男士又打來電話,還是催促她抓緊時間去深圳一趟。男士說,不要擔心房子問題,像你這種情況肯定是三室一廳。然後,像忽然想起什麽似地問:“你愛人的情況和你差不多吧?我們學院附小離這裏就五分鍾的路,小孩上學也是很方便的。”徐爽臉有些紅了,趕緊說:“你不需要考慮愛人小孩,就我一人去。”對方愣了片刻,問:“怎麽?他們不來?”“不是,我……我……是獨身。”“離異?”“不,不,還沒結婚。”對方好像不太相信地問:“你不是82年畢業的嘛?怎……”緊接著,又說:“晤,我知道了。你看這樣如何,徐老師?我們再把你的情況研究研究,研究好了以後給你信兒。”說完就匆匆掛了電話。徐爽聽出了對方口氣的變化,她氣鼓鼓地想:研究什麽?研究我為何沒結婚?你不要我,我還不想去了呢!自此,再未收到深圳一方的任何信息,看來,這“老姑娘”的身份把站在開放前沿的人也給嚇住了。
2000夏天,徐爽好歹算評上了副教授。在拿到高級職稱聘書之前,她就聯係好了一所省內高校,人家告訴她,雖然她算個“人才”,但不屬於“稀有金屬”,還沒達到不要檔案,另外建檔的層次,所以,一定要正常調動。不論辭職,還是離職,都要有檔案,否則,無法接收。
很快,徐爽就拿到了高級職稱聘任證書,遂將請調報告打到了人事處,第三天,人事處長就找徐爽談話,告知學校的新規定:行政人員和工人願調哪調哪,不受任何限製;戰鬥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是學校的中堅力量,尤其是你這樣有高級職稱的教師,更是骨幹,是精英,學校無論如何是不放的,好好在學校幹吧。言外之意是,死了這條心吧。徐爽氣鼓鼓地說,“平時也沒見多少人關心教師、在意教師,教師在這學校裏就像工廠裏的工人一樣,隻需低著頭幹活。咋一提調動,教師就變成‘香餑餑’了?調也沒法調,走也沒法走?”人事處長隻得說,別跟我發牢騷,我沒有權利放你走。
徐爽沒有辦法,隻得徑直找院長,請求調離。這次,朱院長一反常態,非常親切地、耐心地詢問徐爽生活和工作上有何困難,讓她大膽地提出來,他一定會責成有關部門予以解決。
徐爽說,沒有任何困難,就是想調走。朱院長和顏悅色地說,想調走,是有很大困難的,學校不能破這個例,開這個口。但有何要求,都可以提,前提是繼續為學校工作。還說,我們一向倡導“感情留人,事業留人”。
還沒等他說完,徐爽就反唇相譏:“既然是感情留人,那就不要強拉硬拽地讓人留下來嘛。對學校有感情的人自然不會走的。”
“那你對學校沒感情?學校培養了你多年,給你買醫療保險,交房屋公積金,還給你評職稱,這一切都不能使你對學校產生好感?怎麽能這樣無情無義呢?”本來就不太喜歡徐爽的朱院長,一聽這話就沉不住氣了,他向來就不容別人冒犯。也是的,誰讓徐爽像個二愣子似的,不知道頭青蛋腫,給堂堂的院長話聽呢?
徐爽的強勁兒又上來了,“不管怎樣說,我為學校服務了快20年了,現在提出調動不過分。我就想走。”朱院長的蠻勁也冒了出來:“想走,可以自動離職嘛!這是唯一可行的途徑。”於是,徐爽想正常調入那所省內高校的願望就泡了湯。
這之後,徐爽又安分了一段時間,要不是2001年初夏發生了於卞莉事件,加之又在一個會議上受到了意外打擊,她也許就此這樣下去,在礦院裏混了。
那天下午,開全校黨員大會,學生和教師中的正式黨員和預備黨員都得參加。會議主要是傳達黨中央的最新文件,還要研討省委組織部長的講話精神。哪知兼任著黨委副書記的朱院長卻理論聯係實際,結合校內的典型事例講解一個黨員應該怎樣將黨的利益,學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個人主義泛濫,為自己的一己私利就淩駕於組織之上,於學校的聲譽而不顧。
如果說到這種程度也就罷了,好歹隻是原則上說說,沒有針對具體人。但朱院長似乎不盡興,又進行了一番發揮:“有的同誌,在這個問題上就沒處理好,在職稱問題沒有及時解決的情況下,拋下教學,擅離職守,為自己的個人問題奔走;職稱剛剛解決,又打請調報告,要棄學校而去。試問:這樣的同誌,黨性是不是成問題呢?還好,經過組織上的一番教育,該同誌有所醒悟。是的,一個人犯錯誤不怕,改了就是好同誌嘛。”
在朱院長大肆發揮的過程中,已經有人朝徐爽坐的位置望了,幾乎所有的教師黨員都知道院長沒點名批評的是誰;另外,學生也不是呆瓜,也有一部分認識徐爽的學生黨員意識到徐老師犯了錯誤。徐爽的臉慢慢爬上了紅暈,她滿心煩躁,如坐針氈,不等會議結束,就衝出會場,一口氣跑回宿舍,躺在床上,流出了眼淚。心想:“這個地方無論如何不能呆下去了,我一定要聯係一個不要檔案的學校,這樣,就不必擔心學校不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