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上次被張晉鬆用開水澆了一通以後,於卞莉徹底絕望了。一回到家裏,就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像生活在墳墓裏,沒有空氣,沒有陽光,隻有黑暗與恐懼。
張晉鬆對她非打即罵,幾乎用盡了各種惡毒的語言,詛咒她,她既不還口,也不還手。
她竭盡全力掩飾自己的情緒。一出家門,她就像演員化好了妝出場一樣,進入另一種狀態,表演著“光鮮亮麗”的戲劇人生;但回到家裏,就原形畢露,盡顯慘淡憔悴的愁容。
隨著兒子放假日期的臨近,她有些不安起來,她擔心兒子的心靈會受到無端的傷害。她知道張晉鬆不是個有理智的人,他一犯混,就啥也顧不得了,讓她難堪,讓兒子遭罪。到底如何麵對兒子在家幾十天的時光?白天,於卞莉心事重重,想的最多的是遠方的兒子。他才十六七歲,能不能經受住生活的變故?
晚上,隻要張晉鬆疲憊不堪,那就好過多了。一段時間以來,於卞莉總是夢見墳墓,要在以前,醒來就會覺得晦氣,不吉利,現在,反倒覺得輕鬆,甚至有一種莫名奇妙的向往,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解脫感。這是怎麽了?她問自己。
從前,一看到媒體上刊發某某跳樓,某某上吊,某某自殺的消息,她就扼腕不止,為一個個生命的逝去,而悲哀,而歎息。現在,變得麻木了,還會為那些想不開的人找理由:也許真的活不下去了,也許活著活受罪,就像自己一樣。她開始有意無意地留意和遐想各種“死法”,她從網上意外發現美國的“死法”也比中國的先進,人家那法子真多,“死”得先進,死得花樣繁多。拿死刑來說,比中國的花樣齊全:毒氣室,絞刑,電椅,槍擊,注射,真是想選啥有啥。當於卞莉意識到自己的情緒不正常時,會自己教訓自己:想這個幹啥?想兒子,想老父老母,想工作,想備課,想批改作業吧!不要做傻事,蠢事。
可是,她自己都覺得這種說教顯得那樣沒有說服力,很快,她又不由自主地胡想亂思:其實,哪一種死法都沒有槍決來得幹脆。呼吸毒氣?那一定很悶很難受;絞刑?就是上吊,那肯定憋悶得不得了,要不那些吊死鬼為何總是瞪著眼睛,吐著舌頭?電椅更是坐不得,有時,無意中被電一下,還麻酥酥地極其不舒服,要是把整個人固定在電椅上通電,七竅生煙,那將是何種滋味?注射吧,得有一個過程,不能速戰速決,也是令人生畏的。那麽,就剩下一種好死法了——挨槍子兒。“要是我有一把槍,現在就可以毫不猶豫地對準自己的腦袋……”,於卞莉被自己的想法狠狠地嚇了一跳,神經質地從椅子上彈起來。
她逼著自己不要想與“死”有關的事情,她拚命工作,她認真批改作業,以前是批改交上來的1/2,現在100%批改;她使勁做家務,天天打掃衛生,她不讓自己閑著,她要用生活中的繁忙和操勞來麻醉自己,不讓自己有想“死”的時間。
張晉鬆好久不出差了,這一次,沒法推辭,要出去一個星期了,她覺得一陣輕鬆,她要好好利用這段時間,恢複體能,恢複自信,恢複尊嚴,再也不能這樣沉淪下去了。
可是,她還是覺得喘不上起來,好像有一塊大石頭壓在心頭,搬也搬不動。似乎,冥冥之中,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著她,讓她對生恐懼,對死向往。她失眠了,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安定、速眠安都試了,似乎管一點事兒,又不解決根本問題,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似睡非睡,醒來渾身累,比睡前還疲乏。“這不是活受罪嗎?死,未嚐不是一種解脫。人終歸是要走上那條路的,隻是早晚的問題,早或晚又有何不同呢?”一個聲音這樣開導她。
她一天到晚都在跟這種神秘的聲音抗爭,但那聲音的力量是如此之強,她抗爭不了,她不能勝出,她敗下陣來。每當她力圖將它擊退時,她就覺得茫然痛苦,無所適從;而當她聆聽那神秘的開導時,她就感覺如釋重負,滿懷希望。
失眠了一夜之後,於卞莉將存折和存單從皮箱中的一個牛皮紙信封中取出。三張存單9萬元,存折上有8000多元的現款。那是她多年積攢下來的“血汗錢”,裏麵張晉鬆的貢獻很小。她一直比丈夫掙得多,每個月,張晉鬆將工資的三分之一交給她,剩餘的就自己“浪巴”掉了——抽煙喝酒外加一點小賭博。於卞莉省吃儉用,好不容易攢下這點錢。想想每年隻給父母郵幾百塊,像打發要飯的一樣,真有種負罪的感覺。不,不,不能這樣,自己留這些錢有何用?給張晉鬆?給兒子?兒子需要錢,但也不需要太多的錢,他以後會自己掙的,錢來得太容易對他隻有壞處,沒有好處。一些大富翁還知道留給兒女太多的鈔票,是害了孩子。
想起父母前一段時間來信,談及在縣城工作的弟弟要結婚,想在縣城附近蓋房。以後,父母要隨弟弟一起過,我這個當姐姐的不能盡孝了,父母的餘生全都靠弟弟了。她決定以資助弟弟蓋房為名,給父母匯去四萬元,剩下五萬以兒子的名義轉存,又從活期存折上取出了四千元留給自己用。
深夜,於卞莉坐臥不眠,還有兩天張晉鬆就要回來了。想到這裏,內心打了一個寒顫。她起床穿衣,坐在桌旁開始寫信。第一封信是給兒子的,大意是要兒子堅強,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把握好自己,好好學習,爭取考上一所像樣的大學。有什麽事多跟舅舅、姥姥和姥爺商量。並讓兒子記住:時間是淡忘一切的良藥,要想開一點,這樣,媽媽就非常放心了。“不要為我難過,選擇這條路,我是幸福的。”給兒子寫完信,又給父母寫了幾句話:爸媽,你們白養了我一場,不要恨我這個不爭氣的女兒,實在是覺得生不如死,就當沒有生我這個不孝的女兒吧。希望你們和弟弟一家過得和睦幸福。她想給蘇善林也寫幾句,但想了想,又感到沒有多大必要,便放棄了。
她利用早自習的時間,將批改好的作業本交到了課代表的手中。教室裏有幾個同學看到她,跟她熱情地打招呼,“於老師”,“於主任”,於副主任像往常一樣和氣地笑笑,問:“還沒吃飯嗎?” 這情形,與平時沒有兩樣。沒有哪個人能察覺出於老師內心世界的巨大變化。走出教室,於卞莉將係辦公室、教研室、模型室的鑰匙放在了蘇善林的桌子上;又將自己平時用的三角板、丁字尺、圓規等教具,整整齊齊擺放在教研室裏盛放教具的鐵架上。
完成了這一切,於卞莉特別想兒子,她想趕往那座城市去看看他,但又怕見了兒子後,猶猶豫豫,下不了決心跟塵世了斷。可不見兒子,自己能瞑目嗎?她還是決定揣上寫有兒子姓名的存單和幾千元錢,趕往那座城市,去探望一下兒子。下了車,已是星期六的下午兩點,她將兒子叫出來,在學校附近的一家小餐館吃了點便飯。看著兒子日漸高大的身軀和越發自信的眼神,於卞莉感覺一絲慰籍。她交代給兒子,錢要存好,是為他上大學準備的。放在家裏不放心,因為你爹抽煙喝酒無度,這樣,錢就會慢慢花光,到頭來,既害了你爹的身體,又耽誤了你的前程。並一再叮囑兒子,錢不可亂花,否則,就對不起媽媽的一片苦心。兒子有點疑惑,但又沒覺出太大的異常。問媽媽:“你還好吧?沒跟爸爸鬧別扭吧?”於卞莉笑笑,很成熟地掩飾過去了,在兒子麵前,她自始至終都沒有失態過。
離開兒子,於卞莉就鬼使神差地坐上了公共汽車,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趕到了夏明德所在的城市,找了一家三星級賓館住了下來。不知為何,她想最後聽一聽他的聲音,讓那餘音伴著她走入另一個世界,這樣,就不感覺太孤單了。畢竟,他們彼此有過好感,有過依戀,有過美好的回憶,而且,現在她落到這個境地,也與這個男人密切相關。甚至,在於卞莉的心中,還有一個奢望:既然我都準備走這條路了,還管什麽名聲清白?再醉生夢死一場吧!
花了350元錢,開了一套房,她就用自己的手機撥了夏明德的手機號碼,她緊張地聽著那邊傳來的動靜:先是長音,後是卡掉的聲音,再後來,是短音。她以為夏明德不方便接電話,就等了一個多小時,那邊還是毫無音訊。她將短信發過去:“我是小於,到這個城市出差,順便看看你。就這一次,以後再不打擾。我在涪江賓館5樓509房間等你。”過了半小時,那邊發來一條信息:“很忙,脫不開身,以後再說吧。”既沒有抬頭,也沒有下款。幹幹巴巴,冷冷冰冰一行字,看得於卞莉渾身發涼,她最後一次痛罵自己: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一點自尊都沒有,死到臨頭還這樣丟人現眼!
她忽然沒了任何牽掛,渾身輕飄飄的。她到衛生間,梳洗打扮了一番,將一張名片小心地揣進褲兜裏,沒帶任何其他物品,就步出房間,乘電梯爬上十樓。她猜想五樓不保險,萬一不能“好死”,摔成個殘廢,還得“賴活”著。
上到十樓,推開臨街一麵走廊的窗子朝下望,黑漆漆的,窗台有點高,也不好往上爬,腿有些發軟,於卞莉又乘電梯下去了。在一樓,她買了一瓶白酒,三十多元,她都沒問牌子。又要了一盒香煙,十四元錢的,也沒管是不是名牌。回到套房裏,關上門,她開始抽煙,她從來沒有過抽煙的經曆,隻是知道將煙吸進去,再從鼻孔裏冒出來,試了幾次,嗆得直咳嗽,進入不了狀態,便作罷了。接著,開始喝酒,沒有任何飯菜,就是幹喝,她要讓自己受罪,把自己的膽子壯起來,然後義無反顧地離開這個世界。
她過去有過喝酒的經曆,那是在會餐或宴請的場合,喝的是果酒和啤酒。這是第一次喝白酒,而且度數接近60度。她閉著眼,咕咚咕咚一口氣喝掉了多半瓶,喝得眼淚都冒出來,滿臉通紅,熱血沸騰,開始有一種想做某件事的衝動。她有點迷糊地又打開房門,再一次爬上十樓。她在樓道裏踉蹌了一陣,借著燈光,發現一扇窗戶通向一個寬大的陽台,其實是平台,有半個籃球場那樣大。她打開窗戶,鑽進去,一陣風吹來,她差點摔倒在地。站在平台的中央,於卞莉腦海中一片空白,似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她不知道應怎樣走,不曉得該如何結束眼前的一切。她就那樣呆呆地站著,站著……
忽然,一個聲音從什麽地方飄過來,陰陽怪氣,而又飄飄渺渺:“一直往前走,不要往兩邊看,你瞧,地是多麽得美,天是多麽得藍……”這聲音極其耳熟,指引著她,誘惑著她,往平台邊上走,她一步一步走向“深淵”……
很快,“有人跳樓了”的喊聲在夜空中回響,警車呼嘯而至,救護車也很快趕到。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人已氣絕身亡。警察從她的衣兜裏搜出一張名片:於卞莉,東海理工學院,機械工程係副主任,副教授,省機械學會理事。
就這樣,一個鮮活的生命在2001年6月23日,在她43歲生日的前夜畫上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