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具影響力的藝術獎項 - 阿奇博德獎

每年冬天，就到了去新南威爾士州立藝術館（Art Gallery of NSW）看阿奇博德獎（Archibald Prize）畫展的時候，這是澳洲最負盛名的肖像畫獎項，專注於描繪傑出人物的肖像藝術，象征澳洲繪畫藝術的最高榮譽之一。一個多世紀以來，阿奇博德獎每年舉行一次，由新南威爾士州立藝術館組織。不限畫風，油畫、水彩、傳統寫實或當代風格皆可。獲獎或入圍阿奇博德獎的藝術家，往往職業生涯迎來重大突破，得以進入主流視野和商業畫廊，所以這個獎項成為許多藏家和畫廊關注的風向標之一。

 

 

 

阿奇博德獎由約翰·阿奇博德（ J.F. Archibald）創立於1921年，它的設立有著鮮明的文化使命和濃厚的時代背景。阿奇博德（1856–1919）是澳大利亞著名新聞人、《悉尼公報（The Bulletin）》的創始編輯之一。他是澳洲國家認同的積極推動者，主張本土文化、藝術、文學的發展。他生前就對藝術有極大興趣，特別推崇肖像畫，認為這是記錄時代精神和傑出人物的最好方式。1919年去世時，約翰·阿奇博德留下遺囑指定設立一個基金會，每年獎勵澳洲或新西蘭畫家創作的肖像畫，入選條件是所繪人物在藝術、文學、科學或政治領域中具有影響力，而且必須“活著”（這是當時規定，如今仍然被嚴格遵守）。

 

阿奇博德獎是澳洲少數能“引起全民圍觀”的藝術獎項，每年展出時吸引十多萬人次參觀，成為悉尼社會關注的焦點。這個獎項在澳洲的影響力非常深遠，它不僅是澳洲最重要的藝術獎項之一，也是一項廣受公眾關注、媒體熱議、藝術界高度認可的文化盛事，如同“澳洲藝術界的金像獎”。每年入圍名單和最終得主都會引發主流媒體廣泛報道，甚至進入電視、電台、社交媒體熱搜。作品風格、畫中人物選擇，甚至是否“像”本人，常常成為討論焦點，常引發熱議甚至爭議。曾經有關於作品是否具備肖像資格的法律訴訟案例，充分顯示其輿論影響力之高。

 

 

阿奇博德獎多次聚焦澳洲本土文化、原住民人物、移民經曆與性別議題，推動社會關注多元價值。例如 2004年 Craig Ruddy 為原住民演員 David Gulpilil 所繪肖像引發巨大共鳴，凸顯澳洲對原住民身份的文化再認識。越來越多藝術家通過阿奇博德獎表達社會批判、身份探尋與曆史回顧，其作用早已超越純藝術層麵。它是藝術、名人、政治、社會議題交匯的獨特平台，不僅是澳洲藝術界的榮譽象征，更是一項深植社會土壤、富有時代精神的大眾文化事件，也幫助公眾用全新視角看待“肖像”這一古老藝術形式。

 

 

今年的阿奇博德獎由布裏斯本女藝術家 Julie Fragar以作品《Flagship Mother Multiverse（Justene）》摘取，贏得10萬澳幣大獎。這幅240×180cm的灰調油畫以她的好友Justene Williams為主題，寫實地描繪人像，卻加入諸多遠景“雕塑、裝置、女兒小像”等細節，融合了寫實與超現實風格，形成視覺衝擊與敘事張力。畫中女主角漂浮於星空之中，猶如多元宇宙的主宰，象征現代女性一人身兼藝術家、母親、在職人員等多重角色。評委認為這幅作品大膽融合個人敘事與超現實主題，形式新穎，能量強烈，是女性藝術表達方式的有力呈現，讓觀者感受到“裂變中的能量”。但是我和同行的畫家老胡有著相同的觀感，認為作品過於數字感和平鋪直敘，少了油畫作品最吸引人的那份質感，顯得有些平淡無趣和噱頭多於厚度。從純繪畫技巧層麵來看，這幅畫在質感塑造與傳統繪畫銳度方麵明顯薄弱，無疑這幅畫作的得獎有著強調主題政治正確（女性與女性主義題材）的嫌疑。

 

 

 

每年和阿奇博爾德獎入圍畫作一起展出的還有溫獎（Wynne Prize，風景畫）和蘇爾曼獎（Sulman Prize，題材類）。溫獎是澳洲最古老，而且持續舉辦的重要藝術獎項，該獎根據理查德·溫（Richard Wynne）先生的遺願於1897 年設立。理查德·溫是悉尼的地產開發商、慈善家，他去世前在遺囑中指定設立該獎，以支持澳洲本土藝術發展。獎項由新南威爾士州立藝術館管理。根據理查德·溫遺囑規定，獎項旨在獎勵表現澳洲風景的最佳畫作，或澳洲雕塑作品。溫獎初期僅限於“油畫風景”，後來接受各種媒介（丙烯、水彩等）和原住民藝術風格，同時也是澳洲少數兼收雕塑作品的藝術獎項之一。

 

 

今年的溫獎由Jude Rae創作的油畫《Pre dawn sky over Port Botany container terminal》奪得，拿下獎金5萬澳幣。這幅200×150cm的油畫描繪了黎明前的港灣景象，沉靜幽遠卻充滿工業氣息。畫麵上方是深藍漸變至淺藍的黎明天空，下方是由集裝箱碼頭上的燈光與工業設施構成的鏽紅與人造光輝。冷暖色調的對比，以及天空的遼闊感，將觀者的目光領向無垠的南方天空，令“我們很渺小”的主題呼之欲出。黎明前短暫微妙的光線無法被相機捕捉，正如藝術家所述：“無法用攝影來呈現 - 太微妙，轉瞬即逝”。但通過油畫，Rae能精準拿捏那一刻的空氣與光影，既冷清又滿載張力。景觀源於位於Redfern的住宅窗景，麵對原住民與殖民曆史重疊的Botany Bay。評委認為這幅畫體現殖民與原住民的曆史張力，反映“貿易國家”的身份、夜以繼日的運作，以及工業對自然與曆史的包裹。這種文化和時間層麵的疊加為作品增添意義深度。

 

但是在我眼中，這幅畫更像是一幅幹淨的風景報告，不是一幅能抓住你心的畫。尤其在與其它更具表現力的風景作品（如鄉野、雨林、激烈光影等）對比時，這幅畫顯得冷峻、疏離和情緒節製，這讓人敬而遠之。看久了像是一張攝影照片的複製，少了藝術家內在的情緒奔流。這反映出當代藝術評獎中對政治性場景的偏愛 - 港口象征殖民、貿易、原住民曆史、人類影響等議題，評委的青睞可能更多基於社會符號價值，而非傳統繪畫美感。

 

 

蘇爾曼獎（Sulman Prize，題材類）根據澳大利亞建築師、藝術讚助人約翰·蘇爾曼Sir John Sulman 爵士（1849–1934）的遺願於1936年設立。約翰·蘇爾曼是悉尼城市規劃的先驅，也是新南威爾士藝術館的資深理事與讚助人，他在遺囑中陳述自己設立該獎項的初衷為：“鼓勵年輕澳洲藝術家創作高水平的題材畫。”蘇爾曼獎每年頒發一次，表彰由澳洲藝術家創作的最佳題材畫、風俗畫和壁畫設計。

 

與阿奇博爾德獎和溫獎不同，蘇爾曼獎不僅具有獨特的題材導向，還有自己特殊的評審方式。蘇爾曼獎每年由新南威爾士美術館館長指定一位藝術家作為“單一評委”，由該評委全權決定入圍和獲獎。這種獨立裁決製度使得每屆蘇爾曼獎風格隨評委偏好顯著不同，也常伴隨爭議或突破。曆年評委包括 Brett Whiteley、Ben Quilty、Joan Ross 等知名藝術家。蘇爾曼獎早年作品多為新古典主義或宗教、戰爭題材，20 世紀中後期開始多樣化，包括抽象表現主義、波普、政治諷刺、裝置設計草圖等，近年來作品常涉社會議題，如性別、移民、生態危機、童年記憶等。

 

 

今年的蘇爾曼獎冠軍作品為《Sky Painting》 ，這幅240×240cm的油畫由來自藍山地區的畫家 Gene A’Hern 創作，得到4萬澳元獎勵 。作者A’Hern 表示，此作源自他觀察天空的體驗，用“擴展的動作捕捉規模與色彩”，展現“大自然的儀式性和生命感” 。客座評審 Elizabeth Pulie 稱其“毫無矯飾地獻身於線條與色彩，對顏料材質節製飽滿，充滿能量”。畫旁的解說詞提示，作者運用明亮的色彩和充滿活力的筆觸，繪製了一幅獨特的天空畫作。自然的聲音、風聲和其他景觀元素以一種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將大地與天空融為一體。雖然作品試圖傳達自然儀式感與精神經驗，但其表現方式高度抽象、筆觸奔放、構圖混沌，看起來像是一張巨大的色彩練習紙，而非一幅具備清晰結構的畫。麵對這幅巨畫，我完全感受不到作者想表達的“他在藍山家中聽到鳥叫與風聲的記憶”，這幅作品缺乏故事、文化象征或人物關係，更像情緒的塗抹，而非具有社會洞察或敘事意圖的繪畫。

 

 

阿奇博德獎不僅是藝術獎，更是澳洲文化的一麵鏡子，映照出時代精神、名人風采與社會變遷。它也激發了對人物肖像在多元文化下的表達方式的深刻討論。參觀今年的阿奇博德獎，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評委疑似更偏重主題與政治正確，而非繪畫本身的藝術深度。今天的西方社會，白左已經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潮流。處處強調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支持多元文化、種族平等、性別平權、生態環保；拒絕傳統價值觀與傳統審美標準。白左傾向把意識形態置於專業標準之上，導致道德高地淩駕於藝術本身之上。同時女性藝術家、非裔、原住民或少數族裔和跨性別/同性戀主題作品得到特殊的青睞和照顧。過度強調身份政治讓藝術偏離審美與形式探索，成為道德或政治訴求的工具，英國評論家喬納森·瓊斯（Jonathan Jones）就曾稱“政治正確殺死了現代藝術”。

 

在展廳的外牆，貼著阿奇博德獎曆年精彩作品的宣傳畫，這些畫作精彩紛呈，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和藝術感染力。這些肖像畫用不同的藝術手法繪製，其中的人物形形色色，年齡性別不同，姿態神情各異，但是她們的眼睛卻都溫和堅定，深不見底，眼神中帶著某種說不清的悲憫與洞察，如暮色中映著微光的湖水，沉靜卻能激起人心最柔軟的漣漪。在這些寂靜無聲的畫麵裏，時間仿佛凝結。人物的沉默比言語更有分量，像是一首首靜默的詩，讀者無需言傳，隻需凝視，便可體會那從畫布深處緩緩流出的靈魂溫度。相信那些所謂“政治正確”的幹擾隻是曆史進程中的小插曲，真正有份量的畫作自然能夠流傳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