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
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
從3月底的複活節開始，許多樹葉開始泛黃，早晨和傍晚有了寒意，澳大利亞的足球季節開始了，然後是4月25日 – ANZAC DAY 澳紐軍團節。ANZAC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陸軍軍團的首字母縮寫，威廉·伯德伍德爵士將軍首次使用，其合法地位得到了澳大利亞政府的確認。這天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最重要的國定假日之一，老戰友們聚集起來參加紀念儀式和年度遊行，以紀念兩國軍人1915年在土耳其加裏波利遭受的一場傷亡慘重的戰役。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國家紀念日，在澳大利亞國家記憶中具有準宗教地位，成為國民身份，成就和生存的象征。但這又是一個最令人困惑不解的節日，每年的澳紐軍團日都有人在抱怨，為什麽我們要這樣隆重地紀念一場沒有很好的道德理由，又是損失慘重的敗仗。
拂曉時分曾經被稱為士兵進攻的最有利時機，對位於前沿陣地即將投入血海的士兵來說，拂曉那寧靜祥和的時刻總是顯得那樣珍貴。每年的澳紐軍團節，大小城鎮的人們在拂曉時分聚集到戰爭紀念碑前，許多家庭借此機會將紅色罌粟花放在紀念館榮譽榜上列出的親戚名字旁邊，悼念曆次戰爭中的亡靈，向所有的國防軍軍人致敬。戴罌粟花紀念戰爭亡靈的傳統源自加拿大的軍醫約翰.麥克雷（John McCrae）寫於1915年的詩“在佛蘭德斯的田野上”，該詩為紀念犧牲戰友而寫，描寫了被炮火摧殘弗蘭德斯大地上，隻有遍地的屍體和顏色鮮豔的紅罌粟。
澳紐軍團日有朗讀“頌歌”的傳統。 這首被廣泛引用的詩文取之英國詩人和作家勞倫斯·比尼翁（Laurence Binyon）的詩“墮落者”（For the Fallen），該詩收錄於1914年在倫敦出版的“風雲者：偉大戰爭的詩歌”。這首頌歌1921年以來一直在澳大利亞的紀念活動中應用。
“盡管我們日漸衰老，但是他們永遠不會。
他們永遠年輕，歲月滄桑不能改變分毫。
在日落和拂曉時分
我們會緬懷他們的。“
在悉尼墨爾本等大城市，新老軍人們聚集起來，參加傳統的軍團節遊行，他們穿上軍服，帶上所有的勳章綬帶，列隊穿過城市中心，紀念在曆次戰爭中犧牲的戰友。遊行隊形通常為二戰老兵打頭，然後是海軍，陸軍和空軍的隊伍，各式軍樂隊，澳大利亞退伍軍人的後代，英聯邦和同盟國部隊。紀念活動沒有殺氣騰騰的軍威顯耀，沒有寒氣逼人的武器展示，在祥和的樂曲聲中，在輕鬆行進的隊伍中，隻有對過往戰爭的祭奠，和對犧牲老兵的致敬。遊行隊伍中經常可見年事已高，但是仍然坐著輪椅，拄著拐杖參加遊行的老兵，甚至有家屬舉著已過世的老兵照片走在遊行隊伍中。澳大利亞最後一位參與加裏波利戰役退伍軍人阿曆.堪寶（Alec Campbell）已經於2002年5月逝世，享年103歲。1996年，阿曆·堪寶已經是唯一在世的參加過加裏波利登陸的澳紐軍團老兵，他對記者說：“我知道自己為什麽能活到今天，因為必須有人來告訴現在的年輕人，加裏波利是個多麽可怕的錯誤，...頌揚戰爭毫無意義，那（戰爭）是蠢事，...澳大利亞決不能再跟隨哪個大國，我們隻該保衛自己的國土，再也不要去參加別國的戰爭。”
除了各大城市的遊行，所有的小城鎮，甚至普通居民區都會在拂曉6點鍾時舉行每年一度的紀念儀式。我還清楚記得20多年前第一次參加住地紀念儀式的場景，4月底的悉尼早晨6點天還沒有亮，1-2萬人的小區，會有近千人摸黑聚集到烈士紀念碑前，這其中有孩子，有懷抱吃奶嬰兒的年輕夫婦，有白發蒼蒼的老人。大家麵容莊重悄然無聲聚在一起，向曆次戰爭中犧牲的英烈致敬，站在他們中間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血肉共同體的感覺，這就是澳紐軍團節的魔力之所在。
澳大利亞雖然在1900年成立聯邦政府，統一了分散的各殖民地政府，但當時的澳大利亞居民的內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民族和國家意識，他們下意識地覺得自己還是一個英國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交戰的一方是英、法、俄等國，另一方是德國、奧匈帝國、土耳其等。當1914年8月4日英國對德宣戰，澳大利亞政府立即表示全力支援英國。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費舍(Fisher)發誓澳大利亞要與英國戰鬥在一起，直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分錢。政府一聲召喚，大部分澳大利亞青壯年自願報名參軍，奔赴國難。
大戰爆發八個月後，澳紐聯軍乘船抵達土耳其海岸，他們計劃奪取君士坦丁堡（現稱伊斯坦布爾），並將土耳其趕出戰爭。想不到的是聯軍在加裏波利的達達尼爾海峽半島（Dardanelles Peninsula）和一支龐大的裝備精良的土耳其部隊不期而遇，而來自倫敦的英國軍官並沒有掌握當地的地理形勢和敵情分布，導致澳紐聯軍陷於一個無望的危險境地。
1915年4月25日淩晨4點30分，澳紐聯軍在安紮克海灣（Anzac Cove）大舉搶灘登陸，卻發現自己麵臨陡峭的懸崖，上麵還有土耳其人嚴陣以待的機關槍和大炮。在充滿血腥味的一天結束時，阿裏·伯努（Ari Burnu）懸崖上的戰鬥奪去了754名澳大利亞人，147名新西蘭人的生命，並炸傷了2千多名士兵。在接下來的2天中，有超過2萬名士兵在這個海灘登陸，其中許多人喪身於此。
加裏波利戰役英國人共投入48萬9千部隊，其中包括6萬5千人組成的澳紐軍團。經過8個多月的浴血戰鬥，最後英國人發現勝利無望，於1916年1月9日撤退，這場戰役造成25萬人的傷亡，其中包括澳紐軍團傷亡2萬6千多人，陣亡8千多。
在一次世界大戰其間，澳大利亞軍人還戰鬥在歐洲和非洲前線。在一戰規模最大的索姆河戰役，澳大利亞有3個師先後參加了Pozieres和Mouquet攻堅戰，他們遭受了任何軍隊在任何戰爭中從未遇到過的最猛烈炮火轟擊。一次次的衝鋒反衝鋒，陣地得而複失，失而複得。短短19天的戰鬥，3個師就損失了2萬3千人，幾乎等於在加裏波利8個月裏的傷亡總和。
當時澳大利亞全國人口不到5百萬，為了戰爭一共動員了41萬6千多人參軍，全部都是誌願兵，其中有33萬多人被派往海外。傷亡總數達27萬5千人，其中死亡約6萬2千人，傷亡人數占全國工作年齡人口的五分之一， 損失可謂非常慘重。戰場現況慘不忍睹，一個士兵在家信中寫道：“我們長滿了虱子，渾身的衣服破爛發臭，胡子拉茬，疲憊不堪。我的外衣在腐爛，上麵有別人的血，還有同伴的腦漿，...”。 另一位士兵布萊恩·劉易斯（Brian Lewis）在戰場失去了一個兄弟，他回憶戰爭結束時：“我們對英國失去了崇敬。我們不再為帝國軍隊感到光榮。” 前線戰士流淌的鮮血，一張張寄回國的死亡通知單，一封封充滿血淚的家書，使澳大利亞民眾催生了最初的民族意識，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他們不再是英國人，澳大利亞的利益和英國的利益並不一樣。
在最初萌發澳大利亞民族意識的過程中，有一個傳奇人物的推波助瀾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查爾斯·比恩（Charles Bean）。21世紀的著名記者羅斯·庫爾薩特（Ross Coulthart）在查爾斯的精美傳記裏這樣寫道：“查爾斯最初是英國人最敬畏的英國人，他對帝國權勢和英國種族優越性感到興奮。” 查爾斯是一戰時期的澳大利亞戰地記者，他不但一次又一次深入戰場報道戰爭實況，還在戰後再次到訪土耳其，詳盡地記錄了澳紐軍團在加裏波利戰役中的戰鬥經曆。整個戰爭期間他留下271份筆記本和日記（主要是戰爭的第一手資料）和4000張照片，戰後花費20年時間撰寫了六卷關於一戰的澳大利亞官方曆史。他耳聞目睹剛愎自負的英國軍官瞎指揮，澳紐軍團官兵大無畏的戰鬥精神和無辜士兵的驚人傷亡，這一切動搖了查爾斯的帝國情懷，催生了他與日俱增的澳大利亞自我認同感。
查爾斯於1918年在“澳大利亞人在你手中”一書中寫道：“戰爭中最重要的是發現了澳大利亞人的性格。正是這個人物衝向了加裏波利的山丘，並一直堅持在那裏。” 查爾斯認為“澳大利亞民族意識的誕生”於1915年4月25日。他認為那場戰爭不是光榮的勝利進軍，而是作為一個新國家的坩堝，鐵血交融之中凝聚了一個嶄新民族的靈魂。正是這種認識使他一輩子奮筆疾書，奔走呼號，對澳大利亞民族性格的塑造，以及弘揚澳紐軍團精神奠定了基礎。查爾斯的一生體現了最典型的從英國身份到澳大利亞身份的轉變過程。
澳紐軍團紀念日活動是在1916年4月25日首次舉行的，在澳大利亞，一些州政府組織了一些活動，人們聚集在一起紀念在加裏波利失去的親人和朋友。正是在紀念加裏波利的運動中，萌發了真正的澳洲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盡管澳新軍團並未取得戰爭勝利，但這些士兵的出色表現卻令全世界矚目，也成為這個嶄新國家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那就是每年澳紐軍團紀念日中被再三強調的勇氣，耐力，夥伴關係和犧牲的價值觀。
每年的澳紐軍團節紀念活動，不但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大小城鎮舉行，而且還在土耳其的安紮克海灣同步展開。在海灣的登陸舊址建有永久性的紀念碑，每年4月下旬有數千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前往那裏，參加4月25日的紀念活動。
為什麽土耳其會允許昔日的侵略者來自己的國土舉行這樣的紀念活動，這又是一個令許多人迷惑不解的現象。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允許日本人來黃浦江邊舉行紀念淞滬戰役的活動，是不是一定會舉國嘩然。這就不得不說說雄才大略的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凱末爾是土耳其國父，不過他本人卻不是土耳其族，而是歐洲阿爾巴尼亞的移民後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凱末爾被任命為新編第19師師長。1915年晉升為上校，被任命為達達尼爾海峽戰區司令官，全權指揮部隊作戰。對凱末爾來說，加裏波利之戰，幾乎是必敗之戰。因為日薄西山的奧斯曼帝國麵對的對手，是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國英國。誰也沒有想到，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土耳其將領，竟擊退了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法國、印度和紐芬蘭聯軍的登陸進攻，把日不落帝國重重地拍到海岸線下麵。 1916年8月，凱末爾獲得“伊斯坦布爾的救星”的稱號，名揚全國，威震歐洲。其後被任命為第二軍團司令，晉升為將軍。
一戰之後凱末爾又率軍擊退來犯的希臘人，從此掌握了左右土耳其政局的絕對權利。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正式成立，凱末爾當選為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土耳其從此進入凱末爾時代。 凱末爾大權在握，立刻開始推行他籌謀已久的全盤西化政策，為此他迅速向昔日戰場上的敵人伸出橄欖枝。 當年他有關加裏波利的著名講話被篆刻在安紮克海灣旁的紀念碑上： “那些在加裏波利流血喪生的英雄們，你們現在躺在一個友好國家的土地上。請安息吧，約翰夫婦和穆罕默德夫婦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麽區別，他們並排躺在這裏。那些從遙遠的國家失去兒子的母親們，請擦幹您們的眼淚。您的兒子們現在安息在我們的懷抱中，寧靜安詳。在這片土地上喪生之後，他們也成為了我們的兒子。”
對凱末爾來說，加裏波利永遠是見證他輝煌戰績的榮耀之地。對於土耳其來說，它是壓垮腐爛的奧斯曼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將其分裂成不同的國家，並導致建立世俗的土耳其現代國家。在今天的加裏波利戰場遺址，土耳其建有自己的紀念碑和公墓，他們紀念這場戰役的主題思想，並不是簡單地炫耀自己的勝利和武功，而著重於在戰爭這個人類共同的悲劇中，普通士兵所體現的人性光芒。土耳其公墓中有一座雕塑，取材於加裏波利戰役中的真實事件：一名土耳其士兵在兩軍交火的無人地帶，救助一位受傷的澳大利亞上尉。凱末爾的眼界和胸懷的確不同凡響，這就是為什麽土耳其能夠成為穆斯林世界中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不過現在的土耳其當局開始從伊斯蘭教中尋求前進的動力，前景不免令人擔憂。
美國人至今尊崇他們的開國元勳 - 喬治·華盛頓和亞伯拉罕·林肯，而英國人則不遺餘力為自己的軍事英雄 - 納爾遜勳爵和惠靈頓公爵樹碑立傳。在沒有英雄崇拜情結的澳大利亞，平等的夥伴關係是民族特征的關鍵。澳大利亞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普通士兵，統稱之為“ANZAC”, 將他們的犧牲與民族的誕生聯係起來，作為自己國家和民族起源的敘事基礎。 星轉鬥移，時過境遷。加裏波利戰役已經過去100多年，世界和澳洲均已麵目全非，澳紐軍團節所紀念的對象，已經不僅僅局限在一戰時期犧牲的將士，而是這100多年來所有犧牲的國防軍人們。前輩們紀念按紮克日（ANZAC DAY）的初衷，和澳紐軍團的精神，依然凝聚和鼓舞著澳大利亞全國一代又一代的人，就如查爾斯在百年前所說：“ 澳紐軍團堅持和發揚不屈不撓的勇氣，這代表著事業，機智，忠誠，同誌心和持久力，這些都是永不失敗的。”這應該就是我們今天紀念澳紐軍團日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查爾斯於1915年拍攝的加裏波利戰役
悉尼澳紐軍團節遊行
遊行隊伍中的老退伍軍人
筆者所住小區的軍團節紀念儀式
自動自覺參加小區紀念儀式的普通居民。
位於土耳其安紮克海灣的紀念碑
位於土耳其加裏波利的澳紐軍人墓地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overview/77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