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溫度：一段被塵封的友誼和尊嚴——《我所認識的顧準》

編者按

 

顧準，作為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一位極具獨立精神和學術深度的思想者，雖然未必為大眾熟知，卻因其一生對理性、自由與真理的堅守，對後來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所認識的顧準》一書，通過徐方與顧準及其母親之間多年的深厚交往，生動還原了這位“孤獨思想者”的精神麵貌與人格魅力。

徐方與顧準的相識始於1969年在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盡管兩人年齡相差近四十歲，但在那個特殊曆史背景下，顧準以他過人的智慧和堅定信念，成為年輕一代的精神引路人。他不僅在思想上給予徐方以深刻啟發，更教會她如何在動蕩的年代中堅守理性與自我。正如他所言，“自學是一種非常好的方法”，這種自力求知、獨立思考的精神深刻影響了徐方及其身邊的學人。

本書不僅是作者對顧準的個人追憶，更是一幅呈現“文革”時期知識分子精神圖景的動人畫卷。尤其珍貴的是，書中大量細致記錄了作者母親與顧準在北京經濟所簡陋筒子樓中的思想交流——在每日電視播放時留下的片刻寂靜中，兩人持續探討哲學、經濟、曆史與宗教，亦師亦友，針鋒相對卻彼此尊重。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切磋中，顧準的才識、熱情與人格得以全景式地展現。

這種交往，不僅激發了作者母親對思想與知識的重新追求，也成為顧準學術生涯最後幾年極為重要的交流與輸出平台。他對西方經濟學的翻譯與介紹、對中國現實的深入分析、對未來走向的獨立判斷，以及對信仰與寬恕的理解，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在黑暗年代中保持清明的勇氣與良知。

今天，顧準早已離世，但他那種不妥協、不迎合、不放棄的精神，以及他在孤獨中堅持思考、在苦難中保持寬容的姿態，依然啟發著我們去重新思考學術、理性、信仰與自由的真正意義。

 

以下內容摘選自新書《我所認識的顧準》——

 

亦師亦友

 

1972 年 7 月，學部全體人員從幹校返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把房子退了，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 8 號樓二層。顧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這一層樓裏。

 

這是一個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本來跟他同住一室的還有經濟所李學曾。李在北京大概還有其他住處，多數時間都不在，故那個12 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是顧伯伯一個人住。自 1966 年“文革”開始他被隔離審查，到從幹校返回北京，這是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他的住室在八號樓二層西側最南端，離我家非常近，出門沿過道往北走， 經過幾個房門往東一拐就是我家。

 

這時運動重點是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那些“死老虎”。 顧準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 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那棟樓二層東側有個電視房，裏麵擺放著一台 14 寸黑白電視機。每天晚上 7 點，有人負責打開機櫃給大家放電視。這時全樓幾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裏，享受這一點點有限的娛樂，整個樓一下子變得異常寂靜。母親和顧準伯伯從來不去看電視，他們正好利用在這難得的寧靜來探討各種問題。

 

這段時間是母親與顧伯伯交往最多的階段，幾乎每天都與他長談。伯伯白天去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寫讀書筆記，晚上跟母親談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計劃、以及他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他說很喜歡這樣的談天，等於梳理思想。

 

顧準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往往驚世駭俗，卻有理有據，令人信服。母親常對他的一些精辟見解讚歎不已，稱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對他學問的評價：一是博，二是深。偶爾母親不同意他的某個觀點，於是兩人爭執不休，麵紅耳赤，甚至為某個字的讀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過，這些都是學術之爭，絲毫不會影響他們的友情。

 

一次，顧伯伯在談話中用了“飲鴆止渴”這個成語。他把“鴆”字讀成了 chén, 母親說：“你這個字讀錯了，應該讀 zhèn，結果兩人爭執起來，互不相讓。這時顧伯伯從書架上抽出剛剛在內部發行的《現代漢語詞典》， 查出“鴆”字果然讀 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說：“得，我認輸。過去上學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時間，顧伯伯完全沉浸在學問當中，已經達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閱讀，寫讀書筆記。每周讀的書能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不過，對於天才與勤奮的關係，他跟母親的觀點倒驚人地一致。談到愛迪生，他說：“盡管愛迪生把成功歸結為 99% 的汗水加 1% 的靈感，可若沒有那 1%，他也就什麽都不是了。”有人說顧準恃才傲物，這倒不冤枉他。一次談到“虛心使人進步， 驕傲使人落後”這句毛語錄時，他半開玩笑地說：“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驕傲使人進步，虛心使人落後。’”

 

顧伯伯在思想上頗受基督教某些教義的影響，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 皆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銘是：“寧可天下人負我，勿讓我負天下人”。正是本著這一原則，他對所有過去整過他、害過他的人，一律寬恕。母親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聖經》中的那句話：“別人打了你的左臉，伸出右臉也讓他打”是奴隸主義哲學，不足取。她說：“我的觀點針鋒相對，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顧伯伯則爭辯道：“人類社會正是因為有強烈的報複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才總是爭鬥不已。如果大家都懷有寬容仁愛之心，這個世界會好得多。”

 

對於他們的討論，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顧伯伯隨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對照的《聖經》（新約全書），建議我讀一讀。這本書是 1961年 2 月他在北京東安市場舊書攤兒上淘到的，是他寫《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的重要參考書，上麵有他的簽名。在他去世後遵照他的遺囑作為紀念品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顧準一生坎坷，受了很多罪，可還是以平常心對待他人。不像有些人受了欺負後， 以牙還牙， 用一種扭曲的心態對付他人；或自己挨過整，但整起人來也夠狠；還有些人是既挨整，又整人，即你虧了我，我就得去虧別人，用這種做法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像顧準這樣一輩子挨整，卻從未整過任何人，在當過領導幹部的人中實屬罕見。（趙人偉語）

 

顧準曾對孫冶方說：“我的手上沒有血。”他從不屈服於淫威，沒說過一句冤枉他人的假話。農業大學專案組曾找顧準調查譚震林的曆史問題，讓他確認譚是“叛徒”。抗戰期間，有一陣顧準在新四軍擔任《東進報》主編，未經請示擅自修改了譚震林（時任第六師師長）發表在報上的文章，結果被撤職。即便如此，顧準也沒有借機報複，他堅決否認專案組對譚震林的栽贓。 結果被外調人員痛毆。 打完再問，回答依舊，氣得對方大喊：“滾回去！”

 

顧準很注意跟上時代，站在學術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須提及當時經濟所圖書館館長宗井滔先生。宗先生過去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前身）就搞圖書管理，通曉英、德、法、日、俄等多種外語。他是個有心人，文革期間，其他單位圖書館大多陷於癱瘓，他卻敢於動用外匯，一直堅持購進國外最新圖書、期刊，當中隻斷過一、兩年。據我所知，顧伯伯最後兩年讀的書當中，曆史學文獻大部分來自北京圖書館；而經濟學文獻則大部分來自經濟所圖書館。宗先生不斷地進書，顧準不斷地讀書，這種情景在文革期間極為罕見。可以這樣說，顧準當年能夠及時了解並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學思想，宗井滔功不可沒。

 

顧準討論問題的主要對象是巫寶三。巫先生是哈佛經濟學博士，師從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識淵博、學貫中西。1957 年在反右運動中挨整，差點兒被劃成右派，失去了代理所長的職務。顧準對巫先生評價非常高，認為他很了解西方經濟學流派，有真學問。當時經濟所的人大多認為巫先生從不談經濟思想，可顧準卻跟吳敬璉叔叔說：“巫先生實際上一直跟蹤著世界經濟學的演變，對現代經濟學的源流十分清楚。隻是由於政治原因變得很謹慎，絕口不談西方經濟學，而隻談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如管子什麽的。”

 

巫寶三經常向顧準推薦一些新的經濟學著作和文章。在當時，凱恩斯主義受到二戰以來最嚴厲的挑戰，主流經濟學遇到了第二次危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嶄露頭角，顧準過去並不知道羅濱遜夫人（Joan Robinson）在經濟學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寶三討論了

之後，了解到她那篇《經濟學的第二次革命》意義之所在，於是翻譯了羅濱遜夫人的《濟論文集》。羅賓遜夫人是左翼凱恩斯主義學者，時稱“新劍橋學派”，她的學說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為當時鼎足而立的一大學派，對於那個時候的中國學者來說，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

 

顧準學術水平高，英文又好，經濟所一些勤奮好學的中年人在這期間常向他求教。他跟我們開玩笑說：“最近收了幾個學生”。“牛鬼蛇神”收學生，在文革期間可是個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學生有吳敬璉、趙人偉、周叔蓮、張曙光、林青鬆等，當然也包括我母親。他跟這些人討論問題，指導他們讀書、翻譯西方經濟學論文，對提高他們的學術水平起了重要作用。由於顧準的子女都不肯見他，所裏這些人經常向他求教，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安慰。

 

當時經濟所的這些研究人員由於與世界隔絕了幾十年，對西方經濟學幾乎完全不了解。1972 年從幹校回到北京後，在顧準伯伯的帶領下，所裏幾位中年研究人員開始如饑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理念。

 

一次， 顧準從宗井滔那裏拿來一本美國經濟學會的高級學 術 刊 物：《 美 國 經 濟 評 論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從中選出幾篇最新的探索性經濟學論文分給吳敬璉、趙人偉和我母親，讓他們拿去翻譯，翻好之後由他來批改。

 

母親中學時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這是兩所教會學校，英語教學質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開始讀《傲慢與偏見》等原版小說。可解放後國家一邊倒向蘇聯，同時政治運動不斷，她二十多年不用英語，有點兒生疏了。1971 年 7 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中美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告，宣布美國總統尼克鬆將於 1972 年 5月前訪華。這是個爆炸性新聞。當時還在幹校的母親，馬上意識到中美對峙了二十多年，關係終於出現了轉機。為了跟上時代變化，她決定重拾英語，找了些書開始複習。可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方的注意，連長靳某某在全所大會上不點名批判：“尼克鬆要訪華，有人就聞風而動學起英語來，她到底想做什麽？！”

 

母親有一次跟趙人偉談到顧準給她布置的翻譯作業。她說：“我的英文水平過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萊塢原版電影的，可老顧給我的論文卻怎麽也讀不懂。即便把每個字都查了詞典，仍不懂。可見不是英語水平問題，而是經濟學水平問題，我們對西方當代經濟學實在太隔膜了。”趙人偉說：“我也有同感。老顧從《美國經濟評論》中選了鮑爾丁的《作為道德科學的經濟學》一文，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你要學英文和經濟學，可以試著把它翻譯過來。’可我啃了一兩個禮拜都啃不下來。勉強譯了幾段拿給他看，他看了之後說：‘程度還是不夠’。”

 

聽趙人偉講，有一天他把翻譯好的論文交給顧準。本來那天顧是要去北京圖書館查資料的，可為了幫他改翻譯稿，放棄了去北圖，邊批改邊講解，整整花了七個小時，用紅筆在稿紙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 不但修改譯文的措辭， 還詳細解釋為什麽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其內涵是什麽，講得非常透徹。如：“mechanism”這個詞要翻譯成“機製”而不是“機構”，因為它指的是機體的運作方式。

 

顧準那段時間身體狀況已經很糟了，可隻要所裏這些中青年研究人員前來求教，他總是熱心相助。

 

趙人偉在向顧準請教的過程中，感到他作為一個學者非常了不起，知識麵極廣。他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古今中外，縱橫比較。不僅進行多學科的研究，而且從西方曆史和中國曆史的研究開始，再對未來進行考察。‘文革’前顧準就翻譯了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等著作。1974 年初，“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他從趙那裏借來《諸子集成》仔細閱讀，並談了感想。顧準說：“老趙，可惜時間都耽誤掉了，如果能夠靜下心來，我拿三個博士學位都沒有問題的。”趙好奇地問是哪三個博士？他說：“第一是經濟學博士；第二是曆史學博士；第三是數學博士”。 最使趙人偉好奇的是顧準的數學功底。顧準知道他的疑點所在，接著說道：“從 50 年代以來，我把數學係統地學了一遍—從初中代數、平麵幾何到高等數學，而且經常演算習題”。他還說：“我年輕的時候，在潘序倫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實際上用不到高等數學；真正搞高等數學，還是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我被罷官以後。從那時起，把高等數學差不多學了一遍。”趙人偉聽了很驚訝。一個當過“大官”被貶下來的人，居然還把高等數學弄會了！

 

顧準為了節省時間，從不自己做飯，而是去食堂打飯來吃。每到吃飯時間，總會看到他拿個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徑直朝食堂走去。學部食堂的大鍋飯營養倒是夠了，可味道實在不敢恭維。母親有時燒了比較可口的菜，如紅燒排骨什麽的，就會分出一些讓我給顧伯伯端過去。即便如此，她還是對顧伯伯的健康憂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駱耕漠說：“老顧身體這麽虛弱，卻整天埋頭讀書，缺少活動，咱們得想點兒辦法才好。”從那以後，母親、駱老，還有江明，會時不時拉顧伯伯去附近的小飯館兒吃飯，並借機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非常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