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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在漫長而動蕩的20世紀中葉，中國知識分子一次次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不是以一次性決斷劃定歸屬，而是在持續不斷的政治風暴中反複追問：何去？何從？
長篇小說《何去何從》由佘其創作，作者以自身經曆為根基，將一個虛構的“中夏大學”作為載體，描寫三代知識分子橫跨抗戰、建國直至“文革”的命運沉浮。作品不著力塑造英雄或悲劇人物，而是真實地呈現出“選擇”之困的常態化：身處夾縫，是堅守道義，還是趨利避禍？是沉默忍耐，還是勇於抗爭？每一個看似個人化的選擇，其實都深藏著對時代脈搏的回應。
以下書評即圍繞“選擇”這一主題展開，指出1949年的南下與否雖是一個焦點，但遠非全部。在反右、文革等一次次政治洗禮中，人物不斷陷入困惑、掙紮與失語，而這種精神迷失，正是“何去何從”的真正所在。文章同時指出，小說雖以特定曆史時期為背景，卻觸及了普遍性的精神命題——當製度與良知發生衝突，個人應如何自處？
這一問題，至今仍未過時。這是一次關於“選擇”的思考，也是對那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群體的深沉致敬。
談《何去何從》
一讀者
《何去何從》一書的故事始自抗戰年月，終於文革期間，曆時近半個世紀。以中夏大學的遭遇為主線，描繪了一群知識分子的命運浮沉。小說的情節錯綜複雜，出場人物眾多，性格各異。顯示出作者對這個曆史時期有著不同尋常的熟悉和認識。故事中人物的心聲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作者本人對這段不堪回首的歲月的反思和心得。
何去何從是一個從個人，到群體，乃至一個民族經常需要麵對的問題。我們在生活中會頻繁的麵臨選擇。隻不過這些選擇帶來的後果可以相差甚遠。小者無關痛癢，大者則可能影響一生。書中的眾多人物麵臨過許多次抉擇的痛苦。過程中往往伴隨現實和道德的糾結。但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選擇，莫過於1949年關於學校是否南下之爭。最終一些人跟隨當時的校長廖宗甫南下後渡海去了台灣。更多的人追隨俞正堂留在了解放區。此後，命運的分野已然形成，後續的選擇雖仍痛苦，卻已難以撼動大局。曆史的洪流終將淹沒所有掙紮與呼救。
這一抉擇的痛苦並非虛構，現實中也有無數知識分子曾在同樣的十字路口躊躇不前。胡適、梁實秋、傅斯年、陳寅恪、吳宓等人，皆在選擇的瞬間決定了自己的命運。書中中夏大學的兩批人，與這些曆史人物的結局何其相似。我想這或許也是作者寫下此書的主要用心所在：也許在不遠的將來，每一個中國人又會有一次何去何從的選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個人的選擇可以影響群體，群體的選擇也可以改變民族的走向。
本書的主人公俞正堂是一個正直而有勇氣之人。他幾十年與中夏大學不棄不離，始終致力維護道義良知。隨著他周圍的同事親友紛紛遭難，他卻一次次奇跡般地脫離險境，轉危為安。在那個黑暗無光的年代裏，這可能嗎？也許。但更可能的是作者有意給他加持的主角光環，總能逢凶化吉。讓人頓覺在一片灰暗之中有了些許亮色。甚至他最後遭遇的車禍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善終，因為那遠強於受辱於宵小而死。
小說未再提及廖宗甫、李亭凡等人的後續經曆。他們初抵台灣時處境艱難，彼時的台灣滿目瘡痍。但經曆一段困頓後，台灣逐漸轉型為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可以想象，廖王等人曆經苦難之後，生活中的希望愈發清晰，前路也愈加寬廣。有時會希望作者能打開上帝視角，在書中把這兩撥人的命運線索做一個交叉敘述。這種對比能讓本書的悲劇性顯現的更徹底，更完整。
讀完本書，讓我想起雨果為《悲慘世界》寫的自序。那段文字的精神很適用於本書描繪的那個年代。就讓我冒昧的把大師的文字略作改動，來為本文作結。
隻要因為政治製度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隻要那個浩劫年代留給中國社會的三個問題—社會的公義為謊言所掩蓋，人們的良心無從得到保護，曆史的真相不能被反思 — 還得不到解決。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 — 隻要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還需要在黑暗和光明之間作出選擇。那麽，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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