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兩本書的書中之問。
較近的一本是前蘇聯的小說,上世紀七十年代“文革”後半期進入中國,書名就是《你到底要什麽?》。當時國人看到的這部小說係內部出版物,封麵簡單至極,隻是黃紙黑字,人稱“黃皮書”。
再往前的那本書是《天命——1945至49年中國內戰的一個記錄》,作者是那一年代美國國務院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分析美國因何在中國失敗)的主要執筆者,那部書於1968年在加拿大出版時我們在中國大陸看不到。
《你到底要什麽?》雖然描寫西方人為外來者、為敵人,但也很生動地畫出等級泛濫思想枯燥的蘇聯社會中年輕一代的精神狀態。它或許不是《真理報》所能認可的宣傳作品。說到底,唱到底,小說作者到底沒預見到十幾年後蘇維埃公民們到底要什麽,也未預示蘇維埃製度將因失去競爭力又失去群眾而以垮台告終。
《天命》的一個主要觀點是:蔣委員長和他身邊的人不知道老百姓要的是什麽,而共產黨知道。我記得作者並進而寫了這樣一個意思:中共不惟知道老百姓要什麽,更厲害的一手是,它能使老百姓相信自己要什麽。但後來在書裏怎麽也找不到那樣一段。(我與該書作者 John Melby 有兩麵之交,後一次是八九年五月下旬在他保有終身教職處的政治學係辦公室,請教他如何預料當時北京形勢的發展,那時尚不知他的著作《天命》。)
公民—選民—社會—大眾到底要什麽,問一問,很簡單,回答起來,很亂。說來不免令人沮喪,正確而周延的答案對當世或者沒有什麽意義,也許它永遠隻能是曆史為前世給出的總結。
譬如,設想從後世反思當今,我們能不能說,中國正在證明的,是在專製製度下也能發展現代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從而得到群眾對製度的擁護? 如果說它曾經在七八十年前由納粹德國證明過一次,則這一次至少有一個可能造成區別的新特點,即其發生的國度人口將近二十倍於前一次。
是故,由此而來的反民主的反動也應大不同於幾十年前? 二戰期間,希特勒橫行歐洲,對內滅掉反對派如撚死螞蟻,但在英美兩國,民主製度下的普通人看著他可笑,無非一曆史小醜。堪歎而今矣,專製領導人——突出的是俄、中——不僅在國內盡享偶像風頭,即在西方許多地方也頗能收獲豔羨。當今民主大國美國正是這種地方之一。如《華夏文摘》等網壇所證,一個十足諷刺而又合乎邏輯的現象是,在美國,有些擁護創普的華人對他最大的讚美之點,正是他的公然反對並且破壞民主製度,以及他真奸假愣大放厥詞的風格,這其實正反映出這些華人自以為已經“融入”的“主流社會”與幾十年前對抗希特勒的前輩有了不同(希望是其仍有待自覺)。
“你到底要什麽?”擺在各國人民麵前,它仍然是每個人都有可能在某一時刻某一關頭需要想一想或者不得不做出回答的問題。
其實這事情有至少兩個角度評判,第一就是人類社會發展史形成的經驗,社會組織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因此任何能夠組織社會的模式都是有意義的,包括集權。
第二是馬斯洛的人類社會心理需求,不論民主還是獨裁,政府都需要取悅大眾,因此不能滿足社會心理需求就是不行的。而從第一知道不同社會發展時期有不同的社會需求,沒有永恒,那麽就不能說集權就比民主差,而是在某個階段的社會需求是否能被滿足。
這種事情上別看美國人的書,第一美國人曆史不及格,第二也沒有自己的曆史,更不願意理解其他人的曆史,因此容易陷入簡單化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