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之際有客來訪。客人小我一輪,工作身體兩皆優勝,精氣神足夠,自不待言。
原是想藏拙,少說自己,多聽他的,但總不免要找些話說。於是提到如今生活平淡,應該知足,憶得自己全程經過的毛時代的末尾即文革的最後幾年時,一家五口分處四地,心情灰暗低落,內心盼望隻是安定的——或如電視劇《渴望》中一句歌詞所唱——“真正的”生活,無非就是現在這樣了。客人想想那幾年,說:那我們倒沒有,那時候就是玩,打架什麽的,現在想起來還蠻高興的。我一算,對,文革結束那年他十四歲。
這使我悟到:對任何人的個人心路,有不同生活經曆的他人也許樂意聽聽,也許沒有興趣。像陳丹青和顧曉陽與兩位90後(或00後?)對談,年輕人還表示羨慕他們的“有經曆”,那就算談得不壞,不是如今人們說的尬聊,不錯啦,但陳丹青的語氣和神態中多少還是透出不被理解的落寞和無奈。
這樣的小事本無可寫。想寫的是由此想到的我和父母曾在同一時期心境大不相同的往事。那個時期是指1964到1966年即文革前。
先說我。那時是初中生,在學校裏不能算一切順利,主要是因為政治上“不開展”,不積極靠攏組織,不追求進步,慢慢覺察到自己已經被政治輔導員(也許還有班主任)劃到可被吸收入團的同學之外了。但是,“不開展”就是不開展,除了有些惶惑,並不知道努力改變,仍是隻注重學習。
回到家住的機關大院裏,我的生活是另外一個樣子。一群來自不同學校的中學生,自然由高中生領頭,從一起打籃球到形成了某種組織。起初是為了打球自己動手修整辦公樓旁的球場,結果把大人都震住了,像模像樣的球場成了一道風景,我們這一夥也漸漸參與機關幹部們的業餘活動。年節時在大食堂裏舉辦的遊藝活動中,我們不隻是玩,更參加服務。諸如此類,很顯示了自己在大院裏的存在。
文革初起,我們真正有了組織,成為機關“幹部子弟紅衛兵”。
1966年6月7日晚上,我們一夥有十幾個人,走出大院,走出胡同,沿長安街走到天安門廣場,鄭重其事地成立了這個組織。此後即參與機關的文革。其中有些人如我本人,幹脆借機脫離了學校的運動(怕受“黑幫子弟”身份之累),到下鄉時也沒有參加學校的分配,自己帶了戶口回鄉(父親的老家),因此之故,數十年後再跟本班同學電郵聯係,發現相互間既無怨,也無恩,像是重新相識而不像重聚。
話扯遠了,還是說回那個六月的夜晚。當我們走出院門時,有一位家長追來,是我媽媽。她靠近我,小聲但急切地連說“回去”,這使我覺得在同伴麵前很丟人,當然不聽。媽媽更急了,幾次說“你不懂……!”這讓我逆反更甚,終是不跟她走。那時媽媽的擔心一定是到了極點。姥爺和大舅在五七年都被劃成右派,離開北京,媽媽對這些比我知道得多,因為不願讓子女有思想負擔,她直到那時並未對我們說過以前政治運動中事情都是怎樣發生的。
那時我對政治運動隻有響應號召的自負熱血,真真是什麽也不懂。至遲自上了初二之後,學校裏那種氣氛就越來越濃。我在父親書桌上看到的一些文件同時也在學校聽到了大會傳達,什麽主席對體委徐寅生所做報告的批語,什麽主席跟毛遠新的談話,還有關於“四清”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二十三條”等等,我都聽了,甚至還讀了不隻一遍。但是,我懂嗎?不但我不懂,大人們都懂嗎?
我清楚記得,那一兩年父母常關起房門在臥室(與外間走廊隔兩道門)內談話,有時談完開門,我能聽到他們提到“老頭”,口氣是敬佩稱讚。起先我以為說的是我姥爺(離開北大後,右派帽子在“甄別”時“一風吹”了,但也沒回北京),後來才意識到說的是“主席”。但是,若隻是敬和讚,用得著關起門議論麽?
與父母的心路對照,文革前我的歲月雖然不能說是“光明浩瀚”(畢竟也還是有青春期的困惑折磨),但也可以說是晴朗,玩得高興,自己覺得充實,到初次參加政治運動時更是腦熱心顫,自以為身上有什麽責任似的。而父母那邊早已憂思暗侵,心頭是有烏雲的。他們當時想到過什麽,談論過什麽,我以後從未想起去問,一切經曆都該是被文革覆蓋和衝刷掉了。如今揣想,在父母晚年,假如我會想起那一段來探問,他們會怎樣回答呢?
有關父親,我記得一些事,也可算與以上問題有關聯的蛛絲馬跡。
一次是他已經不用再每天自己掛牌然後拿大掃帚去掃院子的時候,但我自“劃清界線”後跟他也很少說話。有一天收音機裏傳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播音員聲音高亢到有點岔氣兒,令我們爺倆吃驚地對視了一下,父親稍稍猶豫後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好?(那得)讓人家說。”
再一次是在他下放去“五七幹校”前,自忖前途難卜,說道(這次是對我):“共產黨(要是)不用了,我回家種地去。”我心裏動了一下但沒說出口:“你不是共產黨麽?”我知道他不滿十五歲就參軍時已經父母雙亡,土改時在老家早就無產無份。說種地,他大概隻是文革前夕在農村“四清”時幹過。
但也別說,父親後來作為“先遣隊”一員被發到安徽幹校墾田,身是北人,倒學會了駕水牛犁田,著實被當作壯勞力用過一陣。
縱橫比照,總有些可思可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