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
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與評論
10.4 中國體製與民主體製的比較與批判
現代社會的三大基本標準，穩定的社會，平等公平公正，有效治理。進入二十一世紀，自由民主及其民主體製都表現不如人意，非西方施行民主體製改革的社會在社會經濟發展與穩定方麵，客觀的說基本上不如中國。而在社會的有效治理方麵，包括西方在內的大多數施行民主體製的國家與地區也都不如中國，這些都是西方媒體與學者都普遍認可的事實。中國現行體製具有高效治理的優點，然而也同樣存在潛在的社會危機。由於體製的權力結構，引發社會危機最危險的爆發點，在內不在外，在上不在下，即潛在的危機不在國外，也不在體製外，而在體製之內，不在體製的中下層，而在高層。解決危機的方法就是一定的公開透明，與權力監督。
西方思想界對中國社會的批判也同樣認為威權體製在效率上高於多黨相互製衡的民主體製，然而民主體製是一種可持續的政治體製或模式，而專製或威權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專製體製或模式，這也不僅有著許多現實的事例，也形成對專製及威權體製最有力的質疑與批判。不可否認，可持續性無疑是所有專製與威權體製最致命的弱點。民主體製的可持續性主要表現在於，對許多社會矛盾或衝突，甚至是對政府及國家領導人或執政黨，以及重大社會政治爭議都可以通過民主選舉，替換政府而達成解決，如果不是徹底解決社會問題，至少可以達成社會矛盾與衝突的緩和。民主選舉輪流執政無疑讓社會弊病帶來的怨恨有了減緩社會壓力的閥門，也許治標不治本，仍然有利於緩解社會矛盾與衝突。在民主社會選民理論上也是政府行為的參與者，投票達成的選舉結果就是對政府行為的背書，選民也必須對政府施政結果概括承受，認賭服輸，如不滿意，再通過選舉更換執政黨，即輪流執政，從而達到社會治理與政府的進步。民主選舉輪流執政不僅成為社會泄氣閥與矛盾的緩解器，也是民主體製可持續性的保障與根本。然而隨著民粹意識的高漲，選民認賭並不服輸，對不認可的政府施政並不接受，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社會街頭抗爭就是選民拒絕政府施政，對民選政府的粗暴拒絕。這些暴力抗爭表明選民走向非理性，如果不影響民主體製的可持續性，也為社會理性參政與政府施政投下巨大陰影。以當今民主發展的社會現實而言，可以說民主體製是具有可持續性的。
而威權體製的的權力結構或本質使其存在其本身難於解決的弊病。體製缺乏透明，使政府與社會大眾之間存在隔閡，當社會出現問題，政府與社會大眾之間缺乏有效的，可以相互信任的溝通渠道，謠言就有可能成為社會風暴的起爆點，體製不透明與社會缺乏信任就是根本原因，這也是為什麽高壓成為威權治理社會的普遍或必然手段。體製權力的承接也可能使威權產生危機，不透明就可能產生不確定性，而製度化的權力替換可以極大避免發生問題。再有一種可能就是戈爾巴喬夫危機，即最高領袖的背叛，由於威權是一種縱向權力結構，缺乏權力之間的彼此平衡與製約，當權力中樞改變遊戲規則或進行重大結構變革而造成體製危機，無論是社會還是體製本身都是難於阻止的，蘇聯的解體就是最好例證。
關於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問題，這無疑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超越了西方經濟與社會學，政治學的教科書理論，或超越了西方的文化思想理論，現有西方思想理論不能解釋，也許不願解釋在中國發生的社會與經濟現象。生命的本質就是生存延續，而健康的成長就是生命自然可持續的最佳證明，作為生命衍生屬性群體，或為爭取最大利益而組成群體進而組成社會也同樣如此。中國社會超越其他經濟體的長期經濟繁榮就是可持續的最佳自我證明。對一個長期成長的經濟體的任何解釋都是對其發展模式的間接接受與肯定，對於施行民主體製而遭遇發展問題的經濟體，無疑是對民主體製否定的暗示與鼓勵，也是對西方文化思想的質疑，這是西方思想界不能接受的。然而經濟成長僅是社會的一個麵向，優於其他經濟體的成長並不等於沒有問題，不受監督的權力滋生腐敗，都是現行體製無以回避，也是社會穩定危險的起爆點。中國隻要解決體製本身潛在的弊端，就不存在可持續性的問題。
西方思想理論是基於西方社會發展與曆史文化而形成的社會思想理論，而社會文化是思想理論最根本的基礎，中國有著數千年的曆史文化，盡管近代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引導與影響，走上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道路，然而仍然是以中國文化為本為基礎的現代化之路，中國傳統文化仍是中國社會的文化基礎，中華文化是靈魂，西方思想與科技是工具，如果西方學者或思想界能了解中國文化與曆史，以及中國曆史的周期性與原因的本質，而不是簡單地套用西方思想理論批判在中國發生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現象，也許就能理解中國模式發生與持續的可能性。
民主體製另一個優點是突破體製固有思維或習慣思維。人的思想意識受物質環境影響，包括社會文化與思想，以及對個體思想與思維模式形成，都是環境的產物。長期處在同一環境的人們，由於接受基本相同的信息，思維模式與方向受共同環境誘導或限製，思想都會趨同化與同質化，甚至被固化，傳統文化思想對社會思想的影響就是例子，用一個通俗的貶義詞就是洗腦，被環境洗腦。被環境洗腦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普遍現象，而不是特殊現象，這也符合唯物主義物質決定意識的觀點。一個共同與普遍的現象是許多人無法理解量子力學中粒子所表現的特殊物理現象，其真正的原因或本質就是人類所生活並習以為常的環境是一個宏觀的經典力學的時空或世界，在這個經典力學環境中所形成的對時空的認識成為正確與習慣的知識與思維模式，也即是所謂常識。將這種習慣的思維模式帶入量子力學的粒子時空，自然無法理解量子時空中的物理現象，也即是人們被經典力學的時空現象或曰經驗所洗腦，有了先驗的對錯常識觀念，這些原有的知識與思維模式無法解釋新現象，也就產生不理解。
在社會人文領域同樣存在被環境洗腦而拒絕新思想或不同的思維方向的現象。舉例而言，長期在同一環境的人們由於資訊的同源與同質，以及彼此的相互影響，就會形成類似的共同思維模式或思想，從而難於產生不同思想性方向與成果的突破，在社會經濟文化，以及政治領域都存在這樣的現象。這也是曆史上許多舊體製無法走向改革而走向崩潰的原因之一，除了既得利益的糾結，舊體製的官僚無法走出既有相關的思維模式也是重要原因。民主體製通過選舉產生的體製外政治人物，從而帶來體製外或建製外思維，打破體製慣性思維，這是體製內成員受體製環境長期洗腦難於產生的，將社會上體製外的反思帶到體製之內。這是威權體製不具備的優點。
從不同角度重新觀察與思考社會的重大議題，跳出原有體製思維模式，以不同視角的觀察與思考未必就能解決問題，然而卻給社會在慣性的運行中創造一個停頓與換位思考的機會。在美國民主體製的運行中就應該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卡特總統與特朗普總統就是這樣的例子。這兩位總統都不是政界中人，卡特是農場主，特朗普是商人，也就沒有長期在政界浸淫的政治人物的固有思想與思維模式，在社會大眾對政界產生質疑與厭倦政界老麵孔的情緒下，當選為美國總統，兩人都隻任一界，無論其在任期所推行的政策是否為繼任者所延續，都對政府與社會產生了原體製政治人物難於產生的影響。體製外人物當選政府領導無疑有兩個好處，一個是給在慣性中運行的體製一個暫停，有一個重新思考方向的機會，另一個是帶來體製外的思維模式與思想，打破舊思想的迷思。美國建國兩百多年，應該有不少這樣的事例，然而對權威體製而言，政治領袖必然產生於體製內，難於產生跳出體製思維與吸收體製外思想的動因，這是權威體製在思想上的不足。
也許蘇聯戈爾巴喬夫與中國的經濟改革都可以看成是突破原有體製思維模式的改革，兩者都是在原有經濟模式遭遇困境的變革自救，都是在不改革就發生危機的特殊環境下的變革求生，改革的模式也都是跳出原有思維模式或打破體製習慣思維模式，然而都屬特例，在一般情況下，威權體製是很難做出跳出原有思維模式的改革的。這兩個特例的結果是蘇聯由於缺乏政治智慧且受外部誘導走上自殺式改革，走向滅亡之路，中國經濟改革則是權威強力引導的改革，承受內外衝擊，卻取得了成功。兩者都屬特例，卻反映了威權體製初期與末期存在的普遍特點。威權前期，建國領袖仍在，不僅具有創新與求生的靈活，也有當仁不讓的政治擔當與智慧，對體製與社會也有足夠的理解與掌握，敢於承擔責任與風險，而後期領導者不再具有草創領袖的政治威望與資曆，政治領袖幾經迭代，領導者更多是具有行政經驗的技術官僚，而不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領袖，更缺乏為曆史擔當的政治勇氣。一般情況下，威權體製難於跳出習慣模式是普遍現象，民主體製由於選舉的機製，具有更多為體製引進體製外思維的機會。
民主體製的這些優點是中國現行體製所不具備的，對於重大社會問題引發的政府信任危機，現行體製缺乏解決或緩解危機的變通之道，高壓手段也必然成為解決社會問題與危機的不二法門，這一方麵滋生官員以高壓解決社會矛盾的習性，也更進一步累積社會彼此的不信任，這些不信任也是中國社會滋生謠言的土壤。由於社會曆史與文化，中國社會缺乏對權力監督的群體意識，即使現代文化思想的傳播，社會大眾也出現要求權力公開透明的意識，這樣的意識在現實中也難以此形成對權力影響的壓力，權力尋租腐敗層出不窮，即有文化的原因，也有製度的原因，而權力的透明公開，是減少或消除權力腐敗唯一方法。權力不透明不僅滋生腐敗，同時也是許多社會群體事件的溫床，而社會謠言是群體事件的催化劑，偏信與傳播謠言既有社會文化的原因，也與權力不透明與缺乏監督有關，這些都是中國現行體製潛在的隱患，也都是中國體製可持續性疑問所在。此外不確定性可能是威權體製最大的危機，威權共同點就是縱向權力結構，缺乏橫向關聯與製衡。當一個權力節點出現問題，節點以下權力機構就可能失去相應功能，中國社會官員腐敗的窩案，整個部門腐敗就是例證。更有甚者，蘇聯戈爾巴喬夫的來自頂層的自殺式改革，就是最高權力節點的權力背叛，使國家與社會陷入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