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
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與評論
8.14 新中國的法律基礎
中共贏得國共內戰的勝利，毫無疑問奠定了新中國遵循古老法則成為古老中國繼承者的文化基礎，這個基礎就是暴力基礎，也是中國幾千年所有新政權新皇朝建立的共同基礎。新政權底定，跟著英雄走，跟著贏家走，這也是中國曆史傳統與社會大眾最普遍的文化心理，這種契合民族文化與曆史傳統的文化心理就是是新政權最根本最堅實的社會基礎。新中國的建立，為累經戰亂摧殘的華夏迎來和平建設的機會，然而中國不再是封閉的自立於世界之外的世外桃源，新中國又被拖進戰爭，朝鮮戰爭。追究戰爭的起因已毫無意義，以當時的國際格局與敵對雙方意識形態的對立與猜忌，新中國並不存在第二種可能的選擇。中美雙方的對決與結果，對新中國而言無疑遠遠利大於弊，與世界第一強國的對決，對等和談就是勝利。
朝鮮戰爭不僅為中國迎來幾十年的國際和平環境，對飽受列強百年欺淩，民族文化與以及以文化為基礎的民族自信無疑都遭到極大摧殘的中國，抗美援朝的勝利對社會大眾心理無疑是極大的鼓舞。戰爭的勝利表麵上看是意識形態對決的勝利，而實質上是中華傳統文化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價值的激發與再現，所謂英雄主義就是無畏犧牲與集體協作，這都是中華傳統農耕文化最珍貴的人文價值，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這種珍貴的人文價值的激發，使中國誌願軍成為人類曆史上最優秀最強大的軍隊。有關軍隊的素質與戰鬥力，不外乎三個方麵要素，武器裝備，將士作戰技能，犧牲精神。毫無疑問曆經抗戰與國共內戰，誌願軍的作戰技能與犧牲精神遠在美軍之上，而武器裝備遠不如美軍，誌願軍所憑靠的就作戰技能與犧牲精神，如果裝備相當，結局可知。中華傳統人文這些珍貴價值，英雄主義與集體主義精神蘊藏於傳統集體人文的價值之中，而集體主義精神的發揮又賴以領袖的能力與魅力，這也為中華文化與曆史埋下周期性起伏的根源。沒有新體製與領袖所激發的，蘊藏於中華傳統文化之中的英雄主義與集體主義，就不會有朝鮮戰爭的勝利。朝鮮戰爭的勝利使中共成為不容置疑眾望所歸的國家領袖，也在文化上更加夯實了新中國作為曆史中國與中華文化與社會絕對合法的繼承者，這個法就是先天的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沉澱，即民族文化的傳承記憶與民族性格，而其他法則或所謂成文法條或程序不過是後天對勝利者的追加。
8.15 意識形態理想的悲歌
在和平建設時期，意識形態不再僅是變革的旗幟，而是成為經濟建設的指導。建立新中國，並抗擊可能的外來軍事顛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無疑奠定了作為國家領導者的社會與文化基礎。所有這些勝利都是在救國救民以及意識形態的旗幟下，凝聚社會力量，傳播理想，也必然成為執政黨的核心價值。革命成功與新政權的建立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以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改造社會，建立一個以意識形態理論為基礎的理想社會。隨著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完成與第一個五年計劃圓滿達成，中國社會由上至下一掃百年來的萎靡，處處朝氣蓬勃，力爭上遊，似乎這一切都是意識形態理想所賜，全國人民團結在意識形態的旗幟，隻要萬眾一心，沒有達不成的目標，無論是受新社會的感染，還是受環境所迫，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努力方向，也成為戰無不勝的思想工具，勝利培育自信，自信走向脫離社會現實。
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爭取在15年或者更短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這無疑使屬於社會自然的物質生產活動成為一種有目的的政治運動，這就產生了脫離或忽略社會經濟活動所具有的自然屬性，社會自然經濟活動成為權威與權力意誌的附庸，全國各地各行各業也進入生產“大躍進”的高潮，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時期，最終走向災難性的結果。這個結果有眾多的原因，首先是意識形態理論的原因，對意識形態理想的盲目執著與自信，忽略社會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社會主義經濟計劃，農村的集體所有與生產計劃超越曆史條件，卻有著意識形態理論基礎。曆史的原因，走過革命或戰爭時期，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是中共發展壯大並取得勝利的法寶，自然對群眾運動有著天然的迷戀與信任，隻要發動群眾，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忽略了權力驅動與理想鞭策的不同，理想的驅動以民眾的理解與配合為基礎，而以政府權力為基礎的發動已演變成為政治高壓與強迫性的群眾運動，農村的農業合作也從自願成為實質性的強迫，而強大的社會動員力，使黨與政府過度自信與盲目計劃，對社會反饋的麻木，強迫性的群眾運動也成為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根源。對領袖個人的迷信，惟上及受權力的強迫的屈從，都有著傳統文化的因素。所有這些原因都醞釀一個危險的共同結果，一個失去或無法接受底層以及外界信息與反饋的權力係統，一個失去外界反饋的係統必然是盲人瞎馬，走向危險的懸崖。
社會主義思想改造。而所有這些由於脫離社會實際，在物質生產中帶來的問題或危機，已經造成執政黨與社會現實的脫節，意識形態思想的社會輿論高壓，使社會禁言，而現實問題產生社會對意識形態信仰的懷疑，都可以追溯到社會文化的因素。任何社會都是文化的社會，任何落後的或健康的社會習俗都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而社會文化與社會生產無疑即是相輔相成又是相虧相損的，即相互製約又相互促進，這決定於兩者的相互關係。當生產關係，或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建立之後，而這種生產關係並非物質生產發展自然演化形成，而是生產之外的政治力量強力幹預的結果，源自或習慣於舊有生產關係的原有社會文化必將成為新生產關係的阻力，最明顯的是社會大眾的生產積極性，以及社會或生產管理者與生產者的關係，都不符合意識形態理論的設想，這些負麵因素都會影響新生產關係的成長，並最終挑戰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與理想。要促進或維護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這種以意識形態思想理論及政治力量幹預產生的的生產關係，由於不可能在社會自然生產或生產力中獲得助益，社會文化思想的改造成為必然，成為維護新生社會生產關係的唯一手段。而社會文化是一種群體記憶，群體記憶存在於所有個體的記憶或思想意識之中，是所有個體思想的總和，改造社會文化就是改造每個社會個體的思想意識，使之不僅適應甚至成為社會新文化以及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驅動力與基礎，這也是社會文化改造，以及建國以後政治運動不斷的原因，這應該是文化革命的思想基礎。不管這種思想改造運動的思想是源於政治領袖還是政黨，都有著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必然根源。
8.16 文化革命的意識形態思想根源
權力與利益是社會腐敗的溫床。任何社會的正常運行，離不開社會權力機構或政府的運作，政府即是社會的穩定力量，也是社會的保守力量，穩定與保守在許多方麵是同義的。而任何社會機構機體，甚至生物肌體都不具備自我改良或進化的動因，所有改良或進化都是外部不斷刺激，甚至是對生存的挑戰的回應，社會組織也是如此。就如同毛成為黨的領袖與其說是曆史的必然選擇，實質是黨麵對生存無奈的選擇，至少對曾經控製黨領導核心的反對者或意識形態基本教義派而言是如此。革命黨成為執政黨就必然掌握國家與社會的資源，成為社會資源與利益的集散地，社會精英之所趨，而權力與利益也必然帶來惰性與腐敗，為對抗黨與政府機體的惰性與腐敗，甚至所謂修正主義，來自體製外或社會基層的監督與批判無疑是必要的，然而掌握權力的黨與政府機構無疑永遠是所有社會政治活動的主導者，這就決定了任何對權力機體的批判與監督都可能最終流於形式或被壓製。要真正觸動掌握權力的社會機體，清除惰性與腐敗，維護黨意識形態政治理想的純潔，而體製外流於形式的監督也難於觸及官僚體製的積弊，激烈的社會革命就是必要的手段，既是革命政黨革自己命，甚至是暴力革命，繼續革命，以維護執政黨的革命與社會純潔性與先進性，文化革命或有著社會現實的偶然，卻存在著意識形態理論的思想基礎。
革命是非常的社會變革手段。任何反複出現或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都必然有社會文化的根源，都是社會文化的反映或表現，甚至有著人性或生命本質的根源，社會權力的惰性與腐敗就是如此，這將是一個與人類社會同在的社會現象。而革命屬於人類社會的特殊曆史時期，屬於社會不同階層或利益團體出現利益衝突，並且無法妥協的時期。革命的爆發，就有如外科手術，暴力摘除革命一方認為不適應的社會機體。無論革命成功與否，手段的本身決定它的社會功能，即是極端與特殊的，僅屬於社會的特殊曆史時期，絕不是社會的常態。而社會文化，無論是進步健康保守落後，都有一個形成的過程，這一過程使相應社會文化成為屬於一定社會時期的常態，屬於社會正常運行的一部分，並且與相應的社會物質基礎相適應，而社會物質基礎的改變是漸進與緩慢的，這就意味著社會思想的改變也是漸進與緩慢的，這也包括社會的舊習俗。這也是社會革命或變革推翻舊政權與改造了舊體製，相應的社會文化與習俗隨之改變，然而假以時日，被社會變革壓抑的舊文化習俗又死灰複燃。革命手段解決文化問題就有如外科手術去改變一個生命個體的思想或性格，這完全違背了社會思想與文化屬於社會群體生命意識，它即有依賴於社會物質又超脫於物質物質的特殊性，革命時代改造社會文化本身就是過激的不恰當的。而革命僅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變革手段，並且屬於特定的社會曆史時期，革命的目標也僅能是對特定的社會機體，如掌握社會權力並妨礙社會變革的社會階層群體，這就決定了革命存在一個有形的社會實體作為目標，而社會文化與思想卻是無形的社會群體意識，即將無形的社會群體意識，特別是屬於社會大眾的文化思想意識作為革命的目標，這就決定了文化革命從一開始就走向失敗的命運。
繼續革命是手段的目的化，是走向極端的開始。當革命以社會思想與文化作為革命的目標，革命可能將走向兩個極端，一個是革命成功之後，將消滅敵對集團個體的生命作為鏟除特定社會思想文化的手段，革命走向殘酷與非人道，另一個是對於屬於或存在於社會大眾群體的舊有思想文化，不可能采取肉體消滅的方式，就會采取長期化的政治壓抑，使革命長期化，也就是不斷革命，繼續革命，這應該是文化革命中繼續革命的思想根源。任何社會文化思想都以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為依據，也即是社會物質存在決定相應社會的意識，也就社會文化思想。
而社會革命則是以一定思想意識為基礎的社會變革，如果這種社會變革與社會物質變革相互呼應，相輔相成，這種社會變革或革命對舊文化思想的改造就可能建立起新的社會文化思想，成為社會新文明的基礎，因為舊文化思想的社會基礎正在消減，否則這種變革或革命隻會成為鏡花水月，曇花一現，然而社會變革對舊文化思想的改造蔣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社會文化思想僅是社會物質的表現或現象，社會物質存在才是現象背後的本質，社會革命或改革僅是更好地適應物質存在，無法改變社會物質存在，蘇聯的解體是就好例證。
意識形態社會改造的必然與惡果。然而意識形態思想價值僅是一種基於對社會現實不平等的分析與批判，並以此為基礎建立的未來理想社會之理論學說，判斷與理論推想，並且是對未來社會的推想。這些分析判斷與推想的一個重要基礎是將每個特別的單一的社會個體抽象化為同一的，至少可以通過教育使之成為具有同一生命思想特質的個體，即有共同人生目標與社會理想的同一個體，這種設想並不符合社會現實，或不符合人類生命最基本的人性，追求最大利益的生命本質。然而基礎設想是所有人文理論的根本，人文理論與自然科學理論最大的不同在於，理論都需要一定的基礎，理論基礎都建立在經驗之上，人文隻能依靠已發生並難於重複驗證的經驗為基礎，作為人文研究對象的人類個體由於能力與經曆的不同，每個個體都是單一（uniqu ）與獨特的，這與自然科學所研究同一對象的等同劃一有著本質區別，比如A電子與B電子本質與表現是一致的，而作為不同個體的人表現卻可能不一致，也即是自然科學以可重複驗證的經驗為基礎，人文理論的演推過程卻可能包含許多無法重複驗證的設想作為鋪陳，無法重複驗證的設想與可驗證的經驗是人文理論與自然科學理論的最大不同，然而理論都需要基礎設想，這也是許多人文理論走向烏托邦的根本原因。
對於中國的極左時期，也許可以假設所有意識形態產生的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尚未進入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所要求的社會大生產，沒有相應的社會大生產與其帶來的龐大的社會產業工人，以及與其相應社會文化與思想，在這樣的社會生產條件下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公有製的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也超越了社會的物質生產基礎。如果通過強製的社會公權力進行相應的社會生產與文化思想改造，就能建立一個新社會，這就無疑否定了社會上層建築需要相應的社會物質生產基礎，即社會上層建築可以脫離社會物質生產基礎，而僅依據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設想以及政治權力建立起來，這也是蘇聯與中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這種超越社會物質生產實際的社會改造道路，帶來兩個極端，即社會公有與集權帶來的物質生產短時期的飛躍式提升，極其後來的強迫性與盲目性計劃帶來的生產的破壞，或社會大眾生產積極性的喪失所帶來的社會生產的萎縮不前，另一個更嚴重的是由於強迫的社會生產改造帶來新的社會問題。那些源於強迫改造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不可能在社會自然生產過程中得到糾正，就必然僅能通過強迫的手段加於解決，權威或公權力再次成為必要手段，這既有社會革命的曆史與傳統承續性，也是現實的無奈。意識形態思想強迫性帶來問題的無解，而執政黨內也很難於以民主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革命的執政黨本質上不具有民主的文化基因，發生暴力革命的社會也往往缺乏社會的民主文化，也隻能依循暴力或權力意誌，以及意識形態思想理論解決問題，結果盲人瞎馬，社會高壓成為普遍與必要的手段，最終導致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危機。二十世紀以革命暴力為手段的社會主義運動是強迫與早熟的社會改造運動。
大躍進與文化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惡果與傷害，總結與吸取經驗教訓是社會進步的台階，無論如何解析兩者的原因，意識形態理論無疑是具有最根本性的誘導因素，都離不開意識形態最根本的革命基因。大躍進是經濟革命的必然，發動民眾以革命手段趕超先進國家，解決社會經濟落後的社會問題，文化革命同樣是以革命手段解決不適應或不利於新社會生產關係的社會舊文化舊思想，革舊文化的命，樹新文化之風，前者是以社會公權力強迫進行社會生產基礎改造，建立經濟發展的物質環境，後者則如同用外科手術解決社會思想問題，表麵看是體製與政治領袖的原因，而根子卻是意識形態理想與理論的革命基因。大躍進與文化革命，兩者都不僅不具備相應的社會物質基礎，其發軔更是意識形態思想與理想激情交互震蕩的空想。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革命基因與激情，不走向終極與失敗是不會回頭的。大躍進與文革有著意識形態，社會文化，以及領導的因素，最根本的是意識形態思想理論與社會文化的基礎。一個依靠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為旗幟獲得政權的政黨與政府，也必然沿著意識形態理論的道路走下去，而公有製或國有化也必然是社會改造的必經之路。
8.17 改革開放 對利益與生命本質的回歸
改革開放是對利益的回歸，對生命本質的回歸。“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馬克思主義原教旨的失敗，使中共選擇接受毛澤東或毛澤東思想，走上農村包圍城市，農民革命的道路，馬克思主義原教旨的僵硬的計劃經濟再次失敗，使中國走上開放改革的道路。無論曆史如何評說改革的動因或理論，其本質仍然是利益的選擇，生命本質的選擇就是追求最大利益。如果社會主義帶來社會利益或大眾利益不如資本主義，那麽社會主義就是失敗的思想理論或意識形態。生命的本質就是追求利益，任何人類社會文化思想理論價值或意識形態理想，都不過是生命追求利益的本質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文化思想表現。社會文化價值是以相應社會倫理道德或物質生產為基礎的，而意識形態價值是建立在以批判相應社會現實為基礎，以及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之上，這就可能包含過於想當然或超越現實的理想，因為是屬於未來的並未經受實踐之檢驗，所能接受的是思想的批判，而走入社會實踐之前的思想批判，可能是社會成本最低的最有效益的社會思想實踐，其產品就是思想成果。然而當意識形態價值成為理想或政治正確，意識形態不再接受思想的批判，批判也意味著成為社會公敵，這在東西方社會都是不允許的。意識形態最終成為不可挑戰的世俗宗教，這是意識形態理論危機或死亡的開始。思想理論的生命在於批判，任何脫離思想批判的理論都將走向死亡，實踐的檢驗不過是思想批判的現實佐證，卻可能是社會代價高昂的佐證，大躍進與文革就是現實例子。社會大眾對利益的回歸，追求生命的本質，就是對強勢的意識形態價值或理論的糾正，如果做不到利益的回歸，社會將走向窒息。中國改革開放本質就是對利益的回歸，鄧小平的話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而解放生產力就是追求社會最大利益。中國改革開放就是追求最大利益的人性本質回歸。
8.18 中國改革開放成功之謎？
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巨大的，終於實現了中國延宕百年之久而不得的社會工業化，為中華民族複興之夢夯實經濟物質基礎，然而在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卻有著同樣實行經濟改革的國家與地區，卻乏善可陳，或改革失敗，甚至折戟沉沙，社會崩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也必然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中國為什麽可以取得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對其他經濟體是否有可借鑒之處，中國經濟奇跡的本質或基礎是什麽，如果不是偏見，中國經驗必將成為失敗者與後來者學習與借鑒的榜樣。而中國改革成功的基礎或經驗可歸為以下幾點。
首先是穩定的社會環境，穩定的社會環境是一切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穩定的社會環境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長期的政治教育宣導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使民眾對政府有著穩定的向心力，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另一方麵中華傳統文化的集體主義價值，社會各階層與群體與政府的關係是主動配合，妥協與互利，而非質疑與抗拒，更別說挑戰，雖然存在對體製與社會的批判，終不成社會思想主流。西方思想將政府比為必要之惡（英美），或政府是集體（民眾）智慧（德國），而中國社會傳統習俗將政府比擬為父母官，社會與政府的關係有如家庭合作而不是挑戰，這是社會穩定的文化基礎，這使黨與政府具有強大的社會管控與危機處理能力，使社會不會因為意外的社會事件而失控。
其次，以經濟為中心，解放思想，排除一切對經濟建設不利的思想因素，包括意識形態的教條或原教旨的影響，使意識形態成為一麵旗幟，也僅是一麵標誌性符號，不影響具體工作政策的決定與改革。及時調整經濟政策，對保持社會經濟活力極為重要，肯定私營企業對社會經濟活動的積極作用，對超越或不適合社會實際的社會生產結構進行調整，使經濟維持持續增長的基礎。
再者，打開國門，使社會經濟逐步融入國際經濟體係，即學習吸收國際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管理經驗，也接受外部新文化新思想，特別是西方思想文化與社會經濟結構，促進社會文化與思想的轉變。從改革之初，由於缺乏對外部的了解而盲目崇信，及自我否定，到能夠從容客觀地看待比較國內外社會的不足，這歸功於打開國門積極對外的文化思想與社會交流，這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
第四，政府征集社會各方意見，統籌實行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及集中力量解決社會經濟發展瓶頸問題，為經濟發展提供前瞻與助力，這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一黨體製與集體主義的傳統文化無疑是重要基礎，這也是民主選舉輪流執政，相互監督與製約的社會政治體製無法做到的。
第五，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雖然落後，然而中國社會大眾或農民工受教育與識字率相當高，這是許多落後國家所不具備的，而且農民工吃苦耐勞，守紀律，不僅能在短期訓練即可成為產業工人，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並且在學習與快速掌握新技能方麵，甚至是經濟發達西方社會產業工人都不能比擬，這是中國經濟崛起最堅實的物質底氣，應歸功於儒家傳統文化的奠定的社會人文基礎。守紀律，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的社會勞工，這是東亞儒家思想文化圈獨有的普遍存在，而中國社會最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