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
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與評論
正文
第八章 近代中國之道路
8.1 中國道路1840-1911
中國傳統社會無法靠自身文化力量走上工業化之路，當西方列強遠渡重洋來到東方，中國就必然遭受西方工業化列強欺壓擄掠，不僅在堅船利炮之下成為列強的市場與原料產地，隨之淪為半殖民地，遭受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近代史即是一部中華民族血淚史也是救亡圖存的曆史，而中國之所以淪為西方列強的魚肉就是技不如人，沒有先進的物質生產技術與產業，引進與學習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機器，引進現代知識，實現工業化，是中國免於淪為殖民地及亡國的唯一道路。然而中國追求工業化的道路遭遇許多挫折，工業化的進程又落後於日本，最終使古老中國不僅麵對西方的掠奪，還加上倭寇的血腥屠掠，古老中國之命運更是雪上加霜。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一部追求工業化不得，備受列強壓迫，曆經危亡，充滿羞辱與血腥的曆史。
8.2 中國近代史至清亡大事件
鴉片戰爭打破傳統中國與外界的自我封閉。兩次鴉片戰爭迫使古老中國不得不重新認識外部世界，自翊的天國與外部的碰撞，竟然如此虛弱不堪，外部的蠻夷並非愚昧之邦，中國的閉關與拒絕交流無疑是作繭自縛，終落後於時代，為人魚肉。列強的逼迫與貪婪迫使清廷及中國社會不得不引進學習西方知識與技術，以自保圖存，開始洋務運動，同一時期的日本已開始明治維新。
1840-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鴉片戰爭向中國朝野上下全社會揭示了蠻夷不在隻是來華從事貿易或傳教的化外夷人，而是以堅船利炮強大軍事力量為後盾，隨時可能顛覆中國的化外之邦，也即是中國麵臨危亡。無論願意與否，整個中國社會從渾沌的中世紀農業社會作為殖民地被拖進屬於工業化的近代社會，與西方對比，清廷統治者的夜郎自大，文化思想落後無知，傳統社會的懦弱愚昧曝露無遺，傳統思想文化受到重大衝擊，社會知識精英，萌發向西方學習，師外夷之技以禦夷，注目外部世界，探求新知，尋求強國禦侮之道，可以說是中國走工業化的社會文化思想的鋪陳。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60）處太平天國中期，英法聯軍趁中國太平天國內亂發動戰爭，擴大在華權益，俄國掠奪土地，英法聯軍攻占京城，火燒圓明園，對中國社會朝野從文化和心理都造成了沉重打擊，給中國社會與文化留下巨大陰影，影響深遠。戰爭失敗，割地賠款，痛定思痛，學習先進技術知識，“師夷長技以製夷”，開始“洋務運動”（1860-90），即使是被迫，亦是迫在眉睫，這既是曆史上的同治中興，而地方上的中興重臣則是因鎮壓太平天國而崛起的地方官僚或軍事領袖。社會事件往往是矛盾的，太平天國事變一方麵拆解清廷皇權基礎，另一方麵也製造了給清廷體製或社會管理體係提供營造新血的契機。中國社會或清廷並非沒有人才，然而陳腐權力機製已嚴重阻礙社會新血進入權力中樞，社會動亂一方麵給社會與國家帶來巨大成本，另一方麵又衝擊原有國家機器，使許多社會才智之士在動蕩中崛起，為國家管理遞補新血帶來機會，使清廷得於延續，這是社會與文化的悲哀。以中國曆史的皇朝周期律而言，清廷已入垂暮之年，而同一時期的日本也開始明治維新。
太平天國（1851-64）事變是中國近代史大事件，卻是一個無關社會近代化或工業化的大事件，無關是指整個事件的發生與過程及其影響，與中國曆史上所有社會動亂與民間造反，皇朝興替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曆史上的動亂造反，成敗皆有，以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與清廷以天朝自居的驕矜自大，如果沒有外部列強的壓力，太平天國發生與否應該不會影響當時中國社會對學習西方文化思想與知識的認知，就社會或曆史而言太平天國是一次失敗的農民革命，也許農民暴亂更為恰當，暴亂事件並無任何社會工業化的影響與意義。然而太平天國畢竟撼動了清皇朝的統治，鬆動了清皇朝對中國社會的專製統治。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出現的地方軍事集團無疑也使清廷對社會的統治不在鐵板一塊，皇權專製的任何鬆動無疑都有利於社會各方麵文化思想與經濟的變革，以及對西方文化知識的引進與學習。
清軍收複新疆（1876-77），左宗棠為最高統帥，率兵消滅了入侵新疆的浩罕汗國將領阿古柏，收複新疆大部分地區，結束了同治新疆回亂。
中法戰爭（1883-85），法國侵略中國和越南而引發的戰爭，戰場在越南北部，擴大至中國東南沿海，中法各有勝負，中方“不敗而敗”，簽訂《中法新約》，為後人詬病，清廷承認法國對法屬印度支那諸殖民地的宗主權。
北洋水師建立（1988），受中法戰爭戰敗的影響，清廷大力推展現代化防務及新政，1988年籌建北洋水師。
甲午海戰（1894），1894年（光緒二十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甲午戰爭開始，由於日本蓄謀已久，而清朝倉皇迎戰，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1895年4月17日簽訂了《馬關條約》。甲午戰爭的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麵則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為其躋身列強奠定了重要基礎。標誌著洋務運動的破產，檢驗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維新兩國改革成果的，中國社會管理或權力機構阻礙社會的變革，需要全麵換血，唯一的道路就是推翻滿清，再現中樞皇朝興替的命運，無關皇朝族裔。
戊戌變法（1898），清廷迫於內外壓力進行政治改革運動，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挽救危局。由於對改革目標的疑懼以及對皇權的爭鬥，以政變手段鎮壓維新派，戊戌變法僅經曆103日就告終。變法失敗使清廷內部，清廷對列強，與社會各方麵，相互疑慮加深，中國社會通過改革從而加速工業化的可能性更是雪上加霜，社會革命不可避免。
義和團運動（1900），由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社會的壓迫與入侵，激發社會底層的武裝排外運動，清廷出於內部權力鬥爭與利用義和團作為排除外國勢力的工具，召義和團入京，默認與允許激烈的排外行為，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衝突，列強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事件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能力，社會統治威信下降，也推動改革庚子新政，俄日進一步在中國的擴張，加速清廷的滅亡。
辛亥革命（1911），1911年10月10日夜爆發武昌推翻清朝專製帝製，旨在建立共和製的革命起義，全國響應革命，1912年袁世凱脅迫清宣統帝退位，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統治。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具有曆史標識的重大事件，將中國近代史一分為二，在此之前的以清廷及其官僚為主體的洋務圖存運動，及其之後的以暴力為主要手段的，打破舊體製，鏟除舊文化的社會革命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進入現代史時期。
8.3 洋務運動失敗的文化必然
洋務運動迫於外來壓力的自我救贖。中國近代的工業化並非來自社會自身的生產發展或社會需求，即使存在這樣的社會發展與需求，中國社會基於暴力的皇權，以及的傳統文化與思想，都能輕而易舉地將其抹滅，使中國社會仍然依據舊有數千年的軌道繼續墜落沉淪。從某些方麵而言，中國的工業化需要完全是出於對外部壓力的回應，西方的堅船利炮打破東方古國自我封閉的壁壘，古老中國不得不麵對人類曆史三千年之變局，要麽被列強瓜分，成為西方的殖民地與市場，要麽奮發圖強，精曆圖治，學習西方實現工業化，然而西方文化的人文思想與政體相對於東方傳統文化思想有著根本的差異，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如果不顛覆中國傳統的皇權社會，至少會將皇權套上法律或憲政的轡頭，這不僅使傳統的皇權不能再為所欲為，而且所作所為也必須以法律為依據，並受法律的監督，這對皇權獨大的傳統文化是難以接受的，更有甚者在中國社會做為少數民族的滿清統治者，更是疑慮隨著社會工業化的進程，新思想新文化將徹底動搖滿清的皇權統治，最終顛覆滿清皇朝。
簡而言之，工業化所帶來的社會變化，是滿清所不願見的，對工業化有著根本的抵觸，此外工業化與西方思想文化同樣對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造成衝擊，對工業化與以及西方思想文化充滿疑慮不僅是落後意識的的皇權，還有以中國傳統文化為瑰寶並鄙視西方為蠻夷的社會各階層。不走工業化，難免列強的外部壓迫與瓜分，國內社會各階層對列強外部壓迫的回應，都使中國社會與清廷無法回避走工業化圖存的改革之路。如何在引進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同時維護中華傳統文化，使之不被西方異端邪說所顛覆，成為中國社會在工業化之初所麵臨的問題，這也說明對非社會自生的工業化要求或進程，社會文化衝突不可避免。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洋務派思想與實踐，就是對受迫於外來壓力，以工業化救亡圖存，同時維護原有社會體係與文化的回應。
社會的工業化絕不僅僅是的生產模式和技術的學習和改變，而是整個社會的思想與文化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改變而不斷相互適應，及社會上層建築與社會生產的相互匹配與調適，然而以中華傳統文化與思想的在本質上與工業化的新思想新文化，如果不是抗衡與不相容的，至少也有各種人文價值與利益的矛盾衝突，需要對社會上層建築做出相應調整，這種調整會影響傳統社會權力與結構的運作，如果不是對皇權做出相應限製，至少皇權也需要做出相應調適，即出現現代社會的君主立憲。這就是傳統舊有的社會權力結構，皇權與依附其上社會統治集團，滿清官僚體係在先天上與社會工業化的思想與文化是根本對立的，而掌握社會權利或暴力的皇權與統治集團對工業化是充滿疑慮的，這是近代中國工業化遇到的第一個強大的社會內部障礙。
8.4 軍事勝利是一切勝利的基礎
時處亂世危局，戰爭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與社會管理能力的標準，清廷已失去對中國社會的有效管理。收複新疆是清廷末期唯一一次對外戰爭的全麵勝利，中法戰爭雖互有勝負，但清廷內部舉棋不定，延誤戰機，主戰與主和的分歧，這都是統治集團與外界脫節的必然結果，最終仍以簽定不平等條約以停戰。甲午戰爭更無疑是決定清廷命運的關鍵一戰，即檢驗中國洋務運動的成果，也檢驗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而中國戰敗，日本一戰而奠定東亞強國地位，並借由戰爭成果順利進入工業國行列，成為近代史列強加害中華民族最凶惡一員。
人類社會在利益分歧無法達成共識與妥協的情況下，武力或戰爭任何時候都是解決利益分歧的最後手段，人類近代史有許多戰爭事例證明這點。而進入近代的中國更是由於積弱與西方列強資本經濟與國家利益擴張的需要，累累受戰爭脅迫或被拖入戰爭，戰爭也成為列強脅迫中國與攫取在華利益最有效的手段，戰爭失敗賠償也成為拖垮清皇朝的沉重負擔。收複新疆的戰爭無疑是清廷下葉一係列涉外戰爭中唯一獲得全麵勝利的例外。戰爭即是敵對雙方軍事力量較量，也往往是軍事領袖個人意誌與能力的較量，作為收複新疆戰爭推動者的左宗棠無疑是中國取得戰爭勝利的關鍵。千軍常有而一將難求，收複新疆戰爭的勝利是左宗棠個人能力與氣魄的勝利。戰爭從提出，獲得清廷同意，到籌備及一係列的謀劃到戰爭結束，其過程不乏許多艱巨困難與清廷內部雜音，都是左宗棠一人鼎力為之，精細謀劃，全力以赴，整個過程都帶有明顯左宗棠的個人因素，雖有上下眾多將士的浴血與社會眾多的襄助，而左宗棠個人始終是係成敗不可或缺之關鍵因素，無左宗棠即無中國收複新疆之曆史。
收複新疆的事例說明中國雖然積弱，然而並非事事不可為，而是事在人為，這也是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弱點，也是特點與迷人之處。中國傳統農耕文化最珍貴的人文價值就是共同麵對災難時的集體主義精神價值，而集體主義價值力量的有效發揮又係與領袖的能力與魅力。收複新疆戰爭需要相關的社會環境，清廷的認可，軍費的籌劃，社會各界的襄助，將士上下用命等等都是必要的條件，然而這些諸多必要條件都發生了，也就說明當時它的社會必然存在，所謂必然社會存在就是指不管人們利用或意識到這些條件的存在與否，這些條件都是存在的，而惟有左宗棠個人的出現卻是曆史的偶然，沒有左宗棠就不會又收複新疆的戰爭，與之相關諸多社會條件的存在與否都毫無意義，這就是曆史與文化的吊詭與迷人之處。曆史的個人因素太過明顯，彰顯社會文化的極端短板，決定是非成敗的是曆史某一個體，而不是社會體製。收複新疆的戰爭勝利說明，中國非人力物力不可為，對諸多社會危機是權力爭鬥，以及清朝當權者猜忌即權力中樞使之不可為。社會可為之事，往往由於皇權的介入而成為不可為，這是曆代皇朝末年常有現象，皇權與社會脫節的必然。不推翻清廷，中國社會變革就跟不上時代的變遷。
中法戰爭卻是另外一種事例，與收複新疆不同，中方沒有一個有效的戰爭統一指揮機構，清廷雖是中方最高機構，主和與妥協的李鴻章卻掌握清政府外交、軍事實權，這是中法戰爭與收複新疆最根本的不同，或者說從戰爭之開局已決定戰爭之結果。中方沒有一個像收複新疆戰爭一樣的統一指揮者，各戰場不僅遠在千裏且各自為戰，勝不能及時擴大戰果，敗卻往往給清廷與社會帶來恐懼與負麵心理壓力，對清廷與李鴻章而言，不是大敗已是萬幸。未敗而議和，喪失宗主權，左宗棠憤言“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然而，縱觀中華文化與曆史，李鴻章所作所為乃官場普遍現象，更是皇朝末期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之必然，而左宗棠為家國蒼生不惜抬棺出征，實為異數，“不計生前死後名，一肩扛起天下憂”，乃華夏千古真英雄，民族之幸。而中法戰爭中的清廷及官員作為，使日本看出清廷的無能與分裂，步西方列強後塵加入瓜分中國的行列。
甲午戰爭是清廷末年與中國近代史重大事件，戰爭是對洋務運動成果的檢驗，戰爭失敗有如宣告企圖以洋務運動挽救清皇朝頹勢的破產，表麵看是清皇朝命運的分水嶺，實質上清皇朝已步入曆代皇朝末期的命運，早已病入膏肓，僅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苟延殘喘，清皇朝官場的腐朽與官員萎靡已決定洋務運動必以失敗告終。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文章(2014年08月07日)分析，列出戰敗幾大原因，指揮人才缺失，建校起步晚，教學體係不科學，高級指揮人員不懂海軍建設，軍人戰鬥精神缺失。武器裝備落後，參戰艦艇總體實力弱於日艦，船齡相對老化，老舊武器裝備未能及時更新。作戰準備不足是海戰失利的重要原因，思想準備不足，參戰彈藥攜備不足，實戰訓練不足等等。這些都是表麵的原因與現象，現象背後就是清廷對列強欺淩時過境遷的遺忘，好了傷疤忘了疼，以至對海防的懈怠與麻木，雖有丁汝昌訪問日本，鑒於日本海軍的發展，陳請清政府再購新艦，增強北洋海軍實力，以防外患，未被清廷采納。其實進入末期的清皇朝不僅與社會脫節，也從未融入或理解當時國際環境，清皇朝猶如一老財主，視國防軍隊如看家護院之家奴，而並非國家防衛根本，對國防的投入及洋務運動，並非出於對國家社會發展與對先進工業生產知識的求知需要，而是出於挨打的被動的不得已，如果不再危機迫在眉睫，是不願意投入國防與改革的。其內在根本原因是皇權中樞對於社會與時事之脫節，對宮牆外之一切充滿疑慮，防民眾與官員甚於防賊寇，管理社會失敗的必然結果，天下大事最終集於權力頂端幾個不黯時勢且猶如家奴之權臣，這也是傳統文化帶來周期性命運之必然。簡言蔽之，中國社會曆經清廷兩百餘年已進入皇朝周期之末年，走過所謂盛世，太平與繁華，官場貪瀆懶政叢生，朝廷中除少數官員，大都不知不懂國際時勢，更不知中國及清廷危在旦夕，從朝廷到民間精神萎靡，官吏到軍人，貪圖享受，輕實幹，更無精曆圖治發憤向前之精神。官員乃社會社稷之提手，提手麻痹腐朽，必不堪尊彝之重托，提手崩斷尊彝失落而崩毀乃必然，社會國家亦然。甲午之戰敗以及清末一係列之戰敗乃文化周期之必然，收複新疆之勝實乃曆史異數，左宗棠一人獨創之曆史。中國屢戰屢敗非國家民族或社會力量之不可為，時不再也。中國傳統文化多源於道教基因，篤信天時地利人和，而中國社會正處在皇朝末期，文化周期之低穀，文化命運使然，天時不利，絕非一個大事件，幾個官場新人新政所能改變。
8.5 日本何以順利實現工業化
弱肉強食是生物叢林法則，同為物質生命之人類本質亦不例外。同屬東亞文化，長期以中華為師，吸取文化養分的日本民族，搶先工業化，對中華文化無疑有著強烈的對比批判與借鑒，而其對中華民族的荼毒更甚於西方列強百倍，中華民族被推到危亡邊緣，這是為什麽？這是偶然的曆史現象，還是存在著根本的社會文化原因？
表麵上看，搶先工業化的日本狼子野心膨脹，為與西方列強搶占中國資源與市場，必然發動戰爭。中國積弱也必然成為列強魚肉，然而這些都是外因，而根本的問題在於，中國傳統社會由於文化原因失去工業化先機，在列強艦船利炮打開國門之後，西方文化思想也隨之來到華夏古老土地，中國在工業化先失於西方乃傳統文化的原因，而後又失於日本的原因又是什麽。日本民族從中華文化吸取養分之深，對中華民族戕害之烈，無人能出其右。日本對中國的傷害之烈不僅使中國人刻骨銘心，也留下曆史的文化陰影，找出其中原因有益於中國社會認識自身文化的不足，補拙自強以奮進。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傳承與記憶，自然也是民族性格的載體，也同樣包含著一個民族命運的密碼，日本先於中國實現工業化有著自身的社會現實環境與文化條件。
日本明治維新取得成功，革新派軍事勝利是關鍵。日本明治維新之前雖是經曆幕府數百年統治，卻保留天皇作為國家象征及正統的尊重，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幕府雖是挾天皇的共主，而日本是封建製，各藩有著相當獨立的自治，幕府統治猶如一種各地領主聯盟的集團，中央與地方領主的關係也隨相互力量的的變化而變化，即使是幕府勢力最強盛時也無法達到像中國傳統社會那樣朝廷對地方的專製統治，也與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又有很大區別，幕府統治下的日本社會與皇權統治的中國傳統社會有著根本的差別，前者是弱化的非中央集權政府與封建主相對獨立的分治，後者是皇權暴力與中央集權的鐵板一塊，這就從一開始就預示了中日兩國維新的可能結果。
日本社會由於各藩的相對獨立，也帶來各自發展的不同。十九世紀中期，即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對外及內部矛盾的激化，對幕府的不滿，常發生強藩挑戰幕府的戰爭，幕府力有不逮，強藩與幕府的分治隔離與抗衡已成常態。而強藩更願意於學習與引進西方先進生產與軍事技術與武器裝備，強藩組成的倒幕陣營及領袖都是積極支持日本社會改革的推動者，熟悉國家與日本社會的脈動。戰爭開始之時，倒幕軍人數雖屬劣勢，卻是有備而來，在裝備訓練與組成人員屬於新軍事集團，而幕府軍隊也進行裝備與訓練的改變，但並不徹底，軍官始終由世襲的武士擔任，使得幕府的軍事改革仍未脫出舊軍隊的窠臼，屬舊軍事集團。最高軍事指揮方麵，雙方更是立見端倪，倒幕軍上下士氣高昂，求戰求勝心切，幕府軍應對遲鈍，未能有效利用開局兵力上的優勢，致使首戰敗落，效忠幕府的各藩紛紛倒戈，幕府最終敗落退出曆史。新舊力量在士氣毅力的較量與準備都決定倒幕軍戰爭的結局。
在十九世紀，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這樣的傳統社會，軍事勝利對重大社會改革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基礎。倒幕軍事勝利不僅推翻落後的幕府封建統治，更重要的是從政府體製與社會文化上擁抱有利於工業化現代化的新思想新文化，為社會變革注入新血，為日本成為近代化國家的開局奠定基礎。日本統治階層對日本國家與社會的了解是清晰的，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目標是明確的，這也是維新得以順利推行的基礎。誠然，國家與社會改革絕非一場戰爭勝利就能夠一蹴而就，此後日本社會中央政府與地方為其各自利益也發生衝突與戰爭，然而倒幕戰爭的勝利無疑是良好的開端，是維新成功的一半。戰爭之後，日本明治政府采取頒布憲法等一係列措施推動日本社會轉型，倒幕戰爭勝利無疑為這一係列社會改革措施掃除障礙，沒有倒幕戰爭的勝利，日本後來的工業化絕對不會如此順利。
簡而言之，日本具有一係列中國不具備的有利於維新的社會環境，相對獨立的各藩有利於打破幕府統治，倒幕戰爭的勝利促成日本社會由上至下的順利重組，將原有封建舊勢力對維新的幹擾排除於權力中樞之外，改革維新派長期掌握中樞權力，使一係列發展經濟及軍備的長期政策得以順利進行。在國家財政無法追加軍費預算擴充海軍，明治天皇從皇室經費中撥出30萬日元，充作造艦費，而各界響應，這都在為維新鋪陳良好社會環境。
而清末中國仍是鐵板一塊的皇權暴力統治，官場無處不在皇權暴力陰影之下，清廷即使是對鎮壓太平天國有功之官員亦不例外，口惠而實不至，甚至出爾反爾，食言自肥，社會精英也必然瞻前顧後。權力中樞不僅與社會各界，即使是地方大員也多有隔閡，相互猜忌，防官防民甚於防賊寇，諸多改革措施不是受清廷懷疑而擱置，就是無疾而終，從未見日本維新社會朝野雷厲風行之效。此外，清廷皇權處處以私利為先，不顧國家財政，使洋務運動及國防建設遭受諸多製肘。戊戌政變不僅是中國社會精英不切實際，空談誤國，陷於黨爭，也是高層權鬥，不顧國家整體利益的血腥報複，這些含有明顯的中華文化基因與的沉重文化曆史包袱的必然結果。就社會環境而言，日本社會尤其上層風氣與思想已進入近代社會，或以進入近代社會為目標，而中國社會仍停留在傳統文化與思想的泥淖之中，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都是社會環境使然，也自然包含民族文化之必然因素。
與中國社會不同的是，日本朝野基本上是全力接受與擁抱，並從上至下以及從法律的層麵推動日本的快速工業化，在權力結構以及社會文化與組織諸多方麵，日本社會都比中國社會簡單許多。日本無疑有兩個優勢，權力中樞掌握在改革者手中，以及社會小船好掉頭的優勢，而中國社會由於文化的固步自封，中樞權力對社會的猜忌，致使工業化的踟躕不前，使中華民族終於難以逃脫災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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