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
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與評論
7.4 道教與巫術文化的思想本質是一致的
儒釋道思想學說形成與固化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思維模式，在早期以社會曆史思想延續而言，道家或巫術文化的就是主要的思維方式，而許多巫文化的思維模式也殘留於傳統文化之中。
由於人類社會相當長時期處於原始或亞文明的時期，巫文化對事物的解釋與理解也必然成為相應人類社會的文化與思想模式，這種思想模式的具體特征，就是對不同事物表像之間關係的關聯臆想，這些關聯是臆想的結果，並不需要存在真實的因果關聯，隻要不可以證實也不可以證偽，就有可能成為對事物的理解與知識。隻注重事物的表象，並主觀解釋表象之間的關聯，忽略表象之間內在的因果或必然關聯，而具體的社會表現就是不重實證。輕信謠言，造謠傳謠，特殊當普遍，個別作為一般，欺人以至最終自欺，這都是中國社會常見的現象，也都是巫文化殘餘的表現。由於不能證實或證偽，信也就成為巫文化最根本的基礎。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中國人普遍接受的食補觀念的食型補型，就是表象關聯的移情想象。再則，心誠則靈，信則有不信則無，是中國社會許多民眾常有的觀念，就是巫文化觀念的殘餘，而鄉村存在的驅鬼更是巫文化最明顯的特征。
巫文化或多神教的思維或思想模式是一種類比思維的模式，就是在具有同類表象的不同事物之間進行分析比較，從一類事物的表象及相應規律推斷另一類具有類似表象的事物也具有相似的規律，即不需要建立在對大量特殊事物或個案分析研究，也不需要追究事物的因果。類比思維可以在歸納與演繹無能為力的一些領域中發揮獨特的作用，在缺乏知識積累以及有效觀察研究手段的時期，尤其是在對觀察事物缺乏足夠例證的環境下，即無法證實也不能證偽，通過類比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這種分析的方法不僅靈活有效，也簡單易行，對於思想方法及實驗手段都相對落後原始的社會曆史時期不抵是重要及行之有效的，然而類比的思維不注重事物的本質及嚴謹的因果推斷，也就無法建立起嚴謹的學科做為後繼研究的基礎，類比方法的成果也僅能做為孤例而存在，未能對後繼開拓與研究起到推動的作用。類比思維成為巫術文化即多神教原始文化最普遍的思維模式，這也許是長期禁錮於類比思想方法的中華文化在人文及科學技術無法進步的思想根源。
中國傳統的多神教思想模式不利於產生嚴謹的係統性的思想體係，也無法形成積極的社會力量。道教思想體係或思維模式不僅是原始中華文化思想模式的起源，也限定了中華文化思想的框框。道教的思想模式就是類比的思維模式。
在社會文化影響上，巫術與多神教有兩個非常嚴重的缺憾，一是思想上缺乏嚴謹係統的思想體係。這與其產生的社會背景，原始的知識積累，社會的愚昧與無知相關。無論遂願有否總有可以接受的解釋，這就帶來思想的隨意性，思維方式的自我欺騙性，不必對相關行為做嚴謹的分析與推斷，這就使巫術與多神教的信仰以現實功利為目的，盲目迷信為手段，在思想與方法上都無法自我超越，其社會功能隻能是現實功利與自欺欺人，迷醉社會信徒。
二是無法形成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規範作為社會向前演化的平台。明顯的功利性，眾多偶像的可供選擇，使巫術與多神教僅能處於相對低層次社會思想狀態。眾多神靈或偶像的存在或可供選擇，對信徒無法形成像一神教一樣的社會共同追求或社會廣泛認同道德倫理標準。巫術與多神教的基礎就是原始愚昧，對環境認知常識的缺乏，以現實功利為目的，對信仰與環境和事物的選擇性認知，簡單的例子就是信徒求神問卦，遂願則心誠所致或神祈靈驗，否則是心不誠或神祈不對，由於目的多是出於功利目的，有眾多偶像可供崇拜，換個神祈祈禱，短視功利與不穩定是巫文化與多神教社會的普遍現象。
眾多的神靈，不同的神靈的信仰就可能形成不同道德倫理的差異，對整個社會無法都形成一致或普遍認可的社會道德規範，即使是上層統治集團，以及不同社會團體內部，也無法形成統一的社會共同目標或道德標準，由此實質產生出信徒之間以宗教信仰產生的現實利益的敵對。巫術可以是小眾化的，群體的，甚至是個人信仰或迷信，而多神教眾多神靈與偶像使信徒的社會力量碎片化，無法形成堅實穩定的宗教社會力量，甚至不同的偶像崇拜也相互敵對，無法形成像一神教具有穩定一致的宗教思想與目標崇拜所產生的社會共力，一個長期穩定的對社會具有規範引導的宗教力量與世俗倫理的抗衡，有利於形成社會力量及思想的多元，這是有利於社會思想進步的。
而中國宗教思想長期停留在巫術文化及多神教混合期，對中國古代思想進步無疑是一大傷害，也說明中華文化的兩大問題。中華文化的某些元素束縛了思想的發展，使其停留在巫術及多神教思想狀態，這些可能的文化思想元素，一是與中華文明相關的社會物質生產或農耕文明，二做為中華社會倫理道德文化思想基礎的儒家學說，三是以巫術與多神教為基礎的宗教文化。對於任何進入現代社會的人類社會而言，社會主流文化思想以及宗教思想是相應社會的哲學思想的表現，也就是世界觀的表現。中華文化這三種基本元素都是不利於獨立嚴謹的思想學說的發展。
中華文化在思想內容與精神上帶有明顯的巫術文化印記，表現為社會精英及民眾好玄虛與奇思妙想，不重實證，所謂信則有，心誠則靈，都是巫文化的特征，傳信謠言而不問證據，缺乏利用常識對事物的判斷，即使是受教育的知識分子也缺乏嚴謹的邏輯思維，也成為社會普遍現象，這也在思想上妨害中華文化思想形成一個重實證，惟理求真的社會文化，實證惟理求真是科學與工業化的前提。
毫無疑問，在人類社會進入科技產業革命的時代，總體而言，做為多神教的道教與佛教已成為民族整體文化的負資產，與現代工業化文明的進步毫無關聯，卻可以做為一種借鑒，與西方文化思想的相互比較，從中一窺中華文明與工業化失之交臂的緣由。
7.5 巫文化與多神教是中華文化思想硬傷
中華文化幾千年未能走出巫術與多神教，這是中華文明之殤。巫術文化的本質就是原始人對環境認識的有限，從而認為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以及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任何人類族群及社會，文明的程度愈高或愈文明，巫術文化的成分或含量最愈少，巫術也代表著一個社會文化所含有的人類原始印記。
巫術文化產生於原始人知識的有限，也是原始人理解及解釋環境的一種努力，這種努力也無疑在現實與思想上對推動社會的知識與生產進步有著積極作用。隨著社會生產與思想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不同部落氏族融合帶來的文化融合，人類也必然逐步由巫術文化進入到多神教的時期，無論是巫術還是多神教都曾經是人類思想文化的進步，然而以人類進化文明的曆史長河而言，巫術與多神教隻是人類思想的發軔與起點，雖然原始人類對事物的理解與解釋隻能是表象片麵零碎，或愚昧與無知，然而仍不失為人類對解釋環境做出的探索與努力。隨著人類思想的進一步成熟與發展，知識的不斷積累，巫文化與多神教的愚昧與缺陷日益顯現，也必然會被更具文化內涵及客觀說服力的思想所取代，社會也需要更具有社會凝聚力與鑄造共同信仰的思想體係，人類思想文化逐步進入到一神教時期。以一神教宗教思想係統地規範社會的思想與道德倫理，通過宗教信仰形成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基礎，使人類文明確立新的起點，隨著社會生產與思想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人文與自然科學思想的建立與成熟，人類社會逐步打破一神教宗教神學對社會思想的絕對控製與價值觀，社會思想就進入以思想意識形態理想為代表的世俗價值時代，這也是工業革命的基礎。
人類思想文化由巫術多神教進入一神教進而世俗意識形態，應該是人類應有的正常的思想進步軌跡，其本質是人類追求正確思想模式的進步，是生命群體追求最大利益的結果。
當一個社會或文明長期沉溺於巫術文化與多神教宗教思想的社會文化，社會思想無法向前跨越，或無法進入到一個更具客觀事實說服力，更係統化的思想體係，或進入到一神教這種更具社會凝聚力的宗教信仰，也不可能跳躍到世俗的意識形態思想，這就表明相應的社會文化文明從其本身內部，在思想文化上已無法突破巫術與多神教的思想瓶頸，或其相應社會結構的上層建築已影響與禁錮社會思想進步與發展。社會思想文化一方麵無法擺脫上層建築對思想的控製，另一方麵社會思想本身也失去自我提高與進化的驅動力。同為古老文明的印度文明及中華文明都遇到這樣的問題，長期阻滯於巫文化及多神教宗教思想，無法進入到一神教及世俗意識形態時代，更無法靠內部內在思想文化的驅動力進入到新的思想文化時期，進而進入工業革命時代。
人類社會的進化文明與進步靠兩個最基本的力量或軌道，那就是社會的物質生產的進步與新文化思想的牽引，缺一不可。物質生產是社會進步的基礎與知識積累，沒有這個基礎與積累，社會進步是無源之水。而文化思想是社會進步的燈塔，沒有思想的探索，社會進步將失去方向。新思想的產生需要社會物質生產的基礎，而一定的社會人文環境也是必不可少的，源自於古希臘的哲學思想孕育了產生新思想的的人文思想環境與基礎，這也是西方走向工業化的文化思想基礎。
7.6 儒學繼承與固化了道教類比思維模式
盡管巫術文化及道教文化是中國主要的宗教思想，由於農耕文化為基礎形成的氏族紐帶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巫術文化及道教思想並不能助益於形成強大的社會倫理規範，而儒家思想無疑填補及起到了這方麵的社會作用，成為傳統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然而儒家思想注重於社會秩序的恢複與倫理道德重建，無關社會的物質生產以及社會文化的其他方麵，而長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也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思想環境與體係的狹隘。由於受中華傳統巫術與道教宗教思想及思維模式的影響，儒家學說的思維模式在本質上也是類比思維，有意無意地使用許多類比思維的比擬模式，從許多儒家經典中俯拾皆是，這無疑更加強化了中華文化受道教思想普遍偏好類比思維的思想習性，這對於建立以嚴謹的思想模式體係為基礎的各種現代學科無疑是毫無助益，這也是為什麽曆經幾千年的演化，中華文明無法建立起分門別類的人文及自然知識學科，更缺乏關於社會人文與自然科學方麵的哲學思想理論的研究與探討，而對社會人文與自然環境的本質追問是現代文明的最基本的思想基礎。在思想模式的淵源上，中華文化缺乏現代工業化所要求的嚴謹思維模式。
中國人常說坐而論道，而實質上卻是坐而論術，偏好於表象的類比思維與運用，成為普遍思維模式與現象，不是追究事物本質的邏輯思維，這種思維習性最終成為文化思想陷阱。由於在思維模式上對類比思維的偏好，也必然會影響社會人文思想研究的方式與結果。中國人常說坐而論道，這個“道”本義應該是事物的本質本源根本，然而由於道教思想與經典對“道”有意無意“玄之又玄”的描述與渲染，使後人對“道”的理解也落入虛無縹緲的之中，似乎真實的看得見摸得著說得透的就不是“道”，對道的理解應該是隻能意會，不可言傳，越是玄虛含混的意會，似乎越是接近於道，這無疑使論道的思辨或思想活動失去對“道”本質認識的探究，而停留在意會的層麵。這種“隻求意會，不求言傳”的思維模式或思想結果也必然影響了後人研究及思想的方法，這也許是中華傳統人文思想與教育強調“悟”的根源，與古希臘思想的思與辨無疑南轅北轍。這也許是兩千多年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以來，中華文化的人文發展並沒有產生任何嚴謹的係統性的學說體係的根源，這無疑與中華宗教思想與儒家學說所形成的思想方法與研究目的有著極大關聯。
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是有目的性的，而目的的背後就是利益，也即是所謂人是經濟動物。論道的目的性就是對事物的理解有利於現實利益的追求。對道本質的模糊意會理解，道的不可明言，無疑模糊與妨礙了以道為本，立學以致用的現實目的性，虛無縹緲模糊的意會也許可以立教，如道教虛無縹緲的教義，然而卻是無法立學的。學說必需建立在實在的對事物本質理解的基礎上，對於自然事物，這種理解既是經驗的累積，也是可以通過驗證的手段或方法再現的，對於人文，則可以通過嚴謹的詰問與思辨，窮其理而辨真偽，中華傳統的道家思想與儒家學說無疑都不具備建立與發展嚴謹及係統學說的思想方法。
不能立學以致用，隻能意會而致用，其結果必然是對具有道相關事物表象的比較與模仿。道的比較與模仿就是仿其行或形，以循其道（徑），最終是模仿以致用。模仿也可以達到致用的目的，卻難於達到對事物本質的認知，不能得出事物的本質，而學術的正常模式應該是找出所觀察事物的本質，建立相關學說理論（學），在理論（學）基礎上產生相關的技術（術）運用。即論道以追求事物的本質，建立以對事物本質理解為基礎的理論，在本質理論的基礎上探討對道（事物本質）的運用，也即是論術，道與術的結合就是理論的建立（道）與運用（術）。習慣的類比思維使中華文化忽略對事物本質（道）追根問底的探討，因為道是不可言明的或甚至不可知的，而僅注重於道的類比與運用，坐而論道終成坐而論術，論道成為論術。
中國許多傳統經典，與其說是論道，實質是在論術，也許這是類比思維成為中國最普遍及主要思維模式的根本原因。類比思維僅注重事物表象的關聯，忽略本質，仿道以致用，使思想落入明顯的功利性，狹隘性，而不是解道以成學，以學為基礎，學以致用，用而成術。不追究事物的本質，就不可能成學，而致用成術，這種術的運用是不牢靠，也走不遠不深，結果最終走向對“道”的根本理解，即“玄之又玄”，自以為高深玄妙，結果是畫地為牢，不求突破，作繭自縛，無法產生嚴謹的人文學科，術的運用終成無本之木。沒有新學的積累，也就無法突破巫術及道教類比思維的模式，中華文化思想幾千年仍走不出巫術與道教的表象類比思維的窠臼，也就無法形成工業化是必需的嚴謹思想模式，也更不可能建立分門別類的學科。
生命的本質就是追求最大利益，求道最起始的目的就是為了利益或求道以致用。求道的過程與方法，對事物的觀察與思辨或思想就是生命追求利益功能性的本質表現。然而忽略物質形式背後的本質，對事物理解與認知所帶來的致用或可用性，僅是事物表象或本質的一部分，隻注重事物致用的表象，就會忽略其他表象與本質，忽略對事物更為全麵及完整的認知，以及對事物本質的追究，思想受致用性的引導，就會落入狹隘與膚淺，這是類比思維的最大缺陷，這種思想方法無法建立起嚴謹紮實的人文思想學說。
思想不僅是人類生命現象的高級表現，也是生命進化過程大自然給予人類生命進化最為珍貴的禮物，它可以用抽象的概念構建思想的大夏，然而任何脫離物質現實的概念或思想都會成為空中樓閣，最終坍塌，即使不坍塌也不過是毫無一用的海市蜃樓。思想隻能建立在物質存在的基礎即本質之上，並與嚴謹的係統的思辨相結合才能結出豐碩的成果，然而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缺乏這種係統嚴禁唯實的思想基因，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致命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