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
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與評論
7.11 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無疑是中華民族近代史最悲壯的曆史，也是中國近代史最可歌可泣的全民族對外的戰爭。日寇狼子野心對中華民族的戕害，炎黃子孫當銘記於心。抗戰是中華民族近代史唯一一次全民族動員，團結一致對外，為民族存亡抗擊侵略者的戰爭。日寇之殘忍罄竹難書，抗戰之艱難卓絕與英勇犧牲，國共兩黨共同領導了抗戰，為中華民族迎來了勝利。蔣介石對抗戰的勝利有著很大功勞，就抗戰而言，就像許多在戰場犧牲的將士，以及眾多國共抗戰的領導者，民族英雄之稱號並不為過。作為中央政府領袖，堅持抗戰，拒絕對日妥協，使中國不至於失去一個中央政府，中國也不至於陷入明末清兵入關，由於沒有一個頑強有效的中央政府，抗清力量終被各個擊破。不論抗戰過程蔣實行的政策如何，以及具體戰場戰役的戰果成敗如何，情況是多麽危急和困難，一個堅持抗戰到底的政府，直到抗戰勝利，就憑這一點，蔣有很大功勞。中共領導的日占區敵後對日抗戰也是同樣的重要，將敵占區的人民組織起來，不僅使人力物力不被日寇所利用，更讓人民看到勝利的希望，堅持抗戰，直到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對日作戰，國共兩黨都已盡力。國共兩黨堅持持久戰，拖垮日寇也對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做出極大犧牲與貢獻。至於有評論認為蔣介石國民黨為保存實力，不積極抗戰，或共產黨軍隊遊而不擊，都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無知，人雲亦雲，成為黨爭輿論之工具，就是被洗腦的白癡。回想當日寇大舉入侵之時，以中國社會當時之人力物力與社會動員能力，以及國民之素質，以中國之國力抗擊已經工業化的日本，幾乎沒有勝算。與全國高漲之抗日輿論相對，也有妥協投降之聲甚囂塵上，出現所謂‘低調俱樂部’，成員有蔣身邊國民黨軍政要員，也有社會精英如胡適等，都是一時之選，戰必敗並非個人貪生怕死與懼敵，而是許多現實條件的考量，可見抗戰之難之艱困，抗戰所需準備之犧牲與意誌之堅強。然而戰爭不僅是雙方物質力量的較量，也是意誌力的較量。中國所堅持實行的持久戰戰略，並非某個戰略家異想天開或領袖個人設想，而是根據中國國情的無奈之舉，以中國農業社會之有限物力，對峙日本工業社會之雄厚物質生產力，惟有避免直接戰場碰撞，減少社會物力消耗，以中國廣大空間換取時間，持久戰拖垮日本國力。持久戰將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戰爭，而拖延時日的戰爭對於處於被入侵占領與弱勢的一方，其被占領區的民眾，以及在占領區堅持抗戰的民眾，都將成為侵略者刀鋸下的魚肉。
中國幅員廣闊，以空間換取時間，以空間與時間消耗日寇戰力與國力資源，以時間拖垮日本經濟，也一方麵等待國際時勢的變化，最後打敗日寇。堅持持久戰，無論多大代價與犧牲，堅持就是勝利，這也中國唯一可以取勝之道路。平心而論，抗戰過程中出於各自利益，國共雙方之間有許多摩擦與爭鬥，兵戎相見，可謂親痛仇快。然而就對日作戰而言，公允地說，國共雙方都做到國家為重，盡責盡力，也因國共所處之地位不同，其對日寇之作戰之行為也必然不同。作為中央政府，蔣介石國民黨掌握國家資源，軍隊與社會人力物力，也必然成為日寇主要攻擊目標。在日寇看來，打垮中國軍隊政府，就可以打垮中國的抗日意誌，即使不能打敗中國也能可以把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拖上談判桌，以結束戰爭，國民黨軍隊也承受主要來自正麵戰場的攻擊。而國民黨軍隊也盡量避戰或絕不主動發動戰役，這是由兩國國力所決定的，國力決定中國要的不是打垮日軍，而是不被日軍打垮，並最後拖垮日本，這也是持久戰的戰略目的。那些認為國民黨擁有龐大正規軍，而不去積極對日作戰，甚至避戰的觀點是不客觀不公正的，道理非常簡單，如果中國軍隊能夠組織正麵作戰並取勝，中國就不需要實施長期持久戰的戰略。
而中共方麵由於所處環境的不同，其對日寇作戰之應對必然與國民黨軍隊完全不同。首先中共的根據地都是廣大山區與鄉村，不具戰略價值，日軍難於找到有戰略價值攻擊點。其次由於沒有後方，更不用說支撐戰爭之工業及經濟，中共軍隊比國民黨軍隊更困難，就共軍掌握的物力資源與武器彈藥而言，很難組織持久的正麵作戰，也不符合持久戰的原則。共軍所組織的百團大戰後，根據地民眾與抗日力量遭受日寇的及其野蠻的摧殘與屠殺，日軍大掃蕩導致八路軍極端困難，八路軍主力幾乎全麵撤出山西。簡而言之，遊擊戰，隱蔽力量與發動組織群眾以作長期抗戰是最好戰略。那些攻擊共軍遊而不擊的觀點不是無知，就是偏見。以中國之國力，國共對日作戰之策略是拖垮敵人，而不是打垮敵人，中國不具備打垮日軍的國力，這也是持久戰之戰略目的。無論如何，國共雙方由於所處的境遇不同，擁有的資源不同，對日作戰的策略有必然不同，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最好的策略首先就是保護自己，發動民眾，堅持發展，兼顧消滅敵人。如果出現被打垮的國民政府或沒有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陣線，中國的對日抗戰將無比困難。即便在抗戰後期，國民政府有美國的外援，共軍力量也增長，作戰形勢及中國戰力亦有增強，然而這些戰力是外援（國軍）及戰場繳獲（共軍）的結果，並非國力生產，是經不起戰場消耗的，國共雙方采取的避免大型戰役的保守戰略是由客觀國力決定的。曆史應該對國共雙方領導中國人民對日抗戰，保家衛國做出客觀評價，蔣堅持抗戰，共產黨領導的抗戰輿論及敵後根據地都功不可沒。褒揚一方而貶低一方都是不應該的，都是偏見與黨爭作祟。
7.12 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是傳統文化的必然。中國以微薄國力對抗工業化軍國主義的日本，堅持艱苦卓絕的對日作戰，做出巨大犧牲，以空間換時間，以拖待變，終於迎來抗戰的勝利。然而中國並未迎來和平，迎來和平建國的新時期，而是重新進入戰爭，讓人不僅哀歎中華國運之乖舛，然而細想，卻有著中華文化之必然。中華幾千年的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是文化的必然，無論是分還是合，都離不開傳統戰爭暴力文化的牽引，分是因為暴力無法再統合，合是暴力的碾壓與強迫。中國曆史從來就沒有和平的統一，如果是非暴力的統一，至少也是兵臨城下的統一，暴力是一直是中國是非成敗的最後決斷者。抗戰勝利之後，和平建設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國共領袖舉行了重慶和談，簽署‘雙十協定’，就算蔣毛都真誠為和平努力，十年內戰雙方軍隊結下的心結，抗戰期間的摩擦，各自擁有逐鹿華夏的軍事實力，傳統的暴力統一的文化，內戰的爆發實屬必然，爭辯誰對誰錯也無太多意義。中國必然走上暴力統一的老路，社會良好願望終歸願望，文化決定命運，國共內戰是中國必然宿命。
表麵上看接受美援的國軍擁有絕對優勢，而共軍經過抗戰及敵後的發展，對日軍的受降與繳獲，也兵強馬壯。國共雙方雖經多年內戰，以及抗戰期間的國共合作，蔣介石國民黨從上至下，包括國民黨內其他軍閥派係，卻從未真正了解他們的長期對手共產黨，國民黨宣稱三個月解決共軍，隻能表明他們不僅對其長期對手是多麽無知，甚至也不了解中國的現實社會。而共產黨對國民黨卻是洞若觀火，對中國城市與鄉村，社會各階層及政治團體政黨也了然於心。蔣介石國民黨並未從多年的國共鬥爭中學到多少經驗，而中共卻在鬥爭不斷成長。當年紅軍反圍剿的失敗，被逐出中央蘇區，幾乎亡黨亡軍，不能簡單歸諸於國軍圍堵戰略戰術的成功，無疑有著中共黨內路線鬥爭導致軍事戰略錯誤的惡果。這一幾乎致命的慘敗無疑也奠定毛澤東日後在黨內重新崛起的基礎，從而成為中共絕對的不可質疑的領袖，也印證《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中共因禍得福。十年生聚，勵兵秣馬，中國傳統社會周期性崩潰，又走到逐鹿天下的統合之路，幾千年古老戲碼戴著二十世紀意識形態理想革命的麵具再次上演。像中國這種人治傳統文化極其滯重的社會，特別是在皇朝興替，武力征伐的戰爭時期，敵對雙方的軍事較量不僅是雙方戰爭機器的較量，更是雙方領袖才能謀略與個人領袖魅力的較量，以這點而言蔣介石國民黨已未戰先輸。
蔣以其個人性格本質就一軍人，這也符合其年輕時讀軍校，投身革命以及當敢死隊長的經曆，而當槍手暗殺政敵，及陳其美遭暗殺，蔣不避險，載屍歸其私寓，經紀喪事，都頗有古俠客之風。然而他效仿法西斯，組織特務機構監控政敵，對對手采取賄賂分化收買利誘暗殺，特別是對媒體及學者等社會批評人士的暗殺，就太過於下流，也毀譽於社會。或許暗殺社會人士非他授意，至少也是特務機構揣摩上意，不受節製恣意妄為，作為領導者絕對有責任。國民政府官員極端腐敗，賄賂成風，雖有中國社會長期戰亂，政府組織與法製缺失等諸多的原因，而他作為社會領袖，剛愎自用，挾私護短，私心國事，狹隘報複，都有著極大責任，難逃其咎。他雖追隨孫中山，接受革命思想，以革命軍人自居，並以其鼓勵學生與部下，也成為國家的政治與軍事領袖，其許多思想觀念及手段仍停留在舊時代。戴三民主義新思想的帽子，練的是舊軍閥的武功，就政客的歪門邪道，屬於舊式軍人與政治人物，他的這些缺點最終也釀成惡果。從北伐勝利到國共內戰徹底失敗，雖然也取得多次內戰的勝利，就是無法達成統一，戰亂彼伏此起，這與他的軍人性格本質有關，政治謀略不足，要麽以陰謀手段賄賂收買，要麽以軍事手段強勢碾壓，甚至以軍事暴力手段解決黨內政治歧見。蔣玩的是中國老一套傳統文化專製加暴力的把戲，縱橫捭闔，逐鹿中原，如果中國還是處於與世隔絕年代，也許能成功，然而再列強環視之近代，蔣玩這種古老的手段過於陳腐，最終丟了江山。
毛澤東是一個站在二十世紀並超越時代的政治領袖，而蔣僅是一個停留在十九世紀的政治軍人。蔣過於依靠軍事力量，而不善於使用政治力量，也不具備政治折衝的手腕，要麽公開殺人，要麽特務暗殺，從這方麵而言，蔣是一個以軍領政的政治領袖，本質還是軍人，這也符合他的個人經曆，他對黨內黨外都是強力壓服。然而進入二十世紀，推翻滿清的中國，各種社會政治勢力與政黨如雨後春筍，社會輿論也形成一定社會壓力，依靠單純的軍事力量是無法處理像中國這樣地域遼闊與人口龐大的國家的，需要政治的折衝與妥協，而蔣無疑不具有這方麵的政治能力，這也是為什麽北伐勝利之後，曆經二十餘年，蔣仍然無法使黨內外真正臣服，最後眾叛親離，丟掉江山。客觀地說蔣的政治能力還不如同黨的李宗仁，更遑論毛澤東，毛在政治與軍事都是世界級一流玩家，洞悉二十世紀政治情勢，及其善用政治與軍事的兩手，並交互使用，毛無疑超越二十世紀，超越他的時代，毛蔣兩者不在同一水平。
據說蔣熟讀中華人文經典，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及曆史，而中共黨內可與其比肩者，唯有毛澤東。這無疑有八卦之嫌，中國文人有讀書的傳統，精通典籍的文人自然也不計其數，而真正讀懂能有幾人，讀懂又有能力運用於社會現實的，更是鳳毛麟角了，無疑毛蔣對中國曆史的皇朝興替都是了然於胸，但最終能抓住機遇而成為時代興替的名世王者，蔣不如毛。
抗戰勝利，蔣成為抗戰英雄，長期戰亂磨難的中國人民終於看到和平建設國家的機會，回應全國人民的和平希望，國共兩黨領袖展開重慶談判，也互相做出妥協，據說中共亦準備在離南京不遠處覓一駐地便於參政，毛澤東共產黨似乎已準備參加政府運作，這也許符合社會之共同願望，卻不符合天無二日的中國傳統文化，文化是民族記憶與性格，決定民族的命運。無論國共兩黨領袖的真正願望是什麽，中國逃不出傳統文化設定的命運，以軍事暴力，戰爭決定中國的未來，這是中國的宿命。
共軍失去四平，中國失去和平。在國共雙方一係列摩擦談判攻防的事件中，邊談邊打，中共保衛四平之戰無疑具有分水嶺的意義。死守一城一池從來都不是處於兵力弱勢共軍之作戰模式，而死守四平卻是毛下達的死命令，毛澤東在保衛戰中親筆擬稿發給林彪的指示電文‘化四平街為馬德裏’,不惜代價守住四平。也許對毛而言守住四平有著重要意義，首先是是政治戰略意義，用軍事勝利造成即成事實，增加和談的籌碼，四平以北的區域歸中共管轄，這是後續國共和談的基礎。也還有軍事意義，向蔣證明共軍有陣地戰守城的力量，國軍無法用武力解決中共，畢竟在兵力與裝備上，國軍有絕對優勢。然而林彪守不住四平，國軍是成建製三十萬，含有美式裝備正規軍的部隊，而共軍是各解放區抽調接收東北，臨陣組軍十五萬，也缺乏重武器，以共軍的軍力也守不住四平，也不符合共軍遊擊戰運動戰的傳統，這也是中共將領都反對守四平的原因。毛認為守四平是政治戰，守住四平，就是守住和平，非死守不可。最終守不住，避免被圍殲，隻能放棄，潰不成軍，‘能跑多快跑多快，能跑多遠跑多遠’，據說是林彪語。共軍能跑，世上無人能比，這也是他們長期處於弱勢而仍能得於生存之道。等到國軍追上來，等待他們就是運動戰與殲滅戰。中共失去四平，中國失去和平。林彪如果真能守住四平，將國軍阻擋於四平以南，中國就會有和平嗎？以兩黨的政治本質與領袖人格，以及中國的文化傳統，恐怕很難，曆史也不能重演。四平保衛戰是國共戰爭的分水嶺，蔣認為已做好圍殲共軍的軍事準備，共軍也回答以遊擊戰運動戰殲滅戰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的傳統套路。四平之戰也許給蔣以誤導，之後共軍雖獲得多次戰役勝利，蔣仍認為共軍可以輕易打敗，次年一月國共談判破裂，國民黨方麵三月宣布三個月消滅共軍。
國共內戰的發展無疑超出人們的預期，蔣介石國民黨方麵認為三個月肅清共軍，而雄才大略毛澤東預期五年打敗蔣介石，中共黨內看來這無疑是過於樂觀，中共亦有高級將領認為國共雙方誰都不能獲勝，最終將處於僵持。而中共僅用三年時間打敗蔣介石，曆史的發展無疑顛覆了所有人的預想，再現社會曆史發展的無限可能，卻又在社會的現實物質條件允許的情理之中。國民黨的慘敗速敗，蔣負有絕對責任，這與他的性格不無關係，他剛愎自用，獨斷專橫，使黨內不同勢力離心離德，慣用的收買分化手段對黨內政治力量與軍閥派係也許無往不利，而對付中共這種以意識形態理想為目的政治軍事集團無疑毫無用處，而特務手段與恐嚇在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更是遭社會唾棄與反感。總結蔣失去大陸的原因千條萬條，歸根結底也僅有一條，即人心背向，這與黨內外的唾棄不無關係。內戰進行三年，簡而言之第一年是國共兩黨的內戰，第二年是國民黨內蔣介石派係對中共的作戰，國民黨各派係作壁上觀，第三年是蔣介石一人對中共的戰爭，可謂眾叛親離，剛愎自用，狹隘私心，容不得黨內其他派係所致，就是他的嫡係與學生也出工不出力。內戰三年從國共兩黨戰爭，最終演化為蔣介石一人對中共的戰爭，蔣介石被迫下野，又反過來拆李宗仁的台，不論北京和談結果如何，李宗仁不垮，蔣就會被中國曆史拋棄，以蔣的性格非搞垮李宗仁不可，國民黨就在黨內的不合作與相互拆台中被中共打敗。中國人相信邪不欺正，然而中國曆史盡是大邪欺正之曆史，蔣幹的也都是大邪壓正之事，以軍事實力幹政，豢養隻聽命於他的軍警特務，與北洋軍閥並無不同，被中共打敗，也是應驗天道，大邪不欺大正，為大正所敗。
國民黨速敗，蔣難咎其責。當中共挾軍事勝利與民氣席卷中華神州，人心思變，順天時，應天命，興人間正道，引滄桑巨變，此其時也。表麵上中共取得國共內戰的勝利是意識形態的勝利，民意的勝利，本質卻是中華傳統文化英雄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勝利，中華民族百年累遭列強的屈辱，終於看到中華民族王者的歸來，名世者的歸來。
中共的軍事勝利結束了中國推翻滿清皇朝之後近乎四十年的戰亂，奠定了國家統一的暴力基礎。就曆史現象而言，中共解放戰爭的勝利完成中國曆史周期性皇朝興替與武力統一的必經階段，在此所用皇朝興替一詞，並非指替代滿清之政體是新皇朝，而是指這一替代，盡管是新生共和政體替代舊皇朝，它仍然是中國周期性興替的再現，是中國傳統文化命運之必然。從實質上，中國社會不僅從權力結構層麵，更是從社會的每一階層從上至下，乃至社會草根組織，完成了社會的重組。這一社會重組起始於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中國受迫於西方列強的壓力，不得不開展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走向工業化，走入近代史的進程。然而從傳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化絕非簡單的工業知識的學習與技術的引進，而是社會權力結構，亦社會各階層利益的重組，更艱難的是社會文化思想的重組，社會各階層吸納接受適合工業化與現代社會的文化思想意識。
在傳統文化極其滯重與排斥變革的中國，傳統專製暴力與舊文化的壓力，使中國工業化步履維艱，這也是為什麽最終中國工業化進程的落後於日本，從而遭遇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危機。甲午戰敗，表麵是武器裝備與人才訓練投入的不足，本質卻是中國傳統社會皇朝周期已進入末期，整個社會萎靡腐朽的不僅是皇權與朝廷官員，而是整個社會各階層，到處是陳糜之氣。社會受製於皇權暴力，皇權為私利瞻前顧後，壓製變革。這種格局不打破，中國工業化的進程猶如在汪洋中緩慢飄蕩徐行的航船，永遠跟不上世界變幻的步履，進入工業化的西方與日本，出於搶奪市場與資源，以及地緣政治，絕不允許中國以自己的步伐進行工業化，中國逃不脫被拖入帝國主義爭奪霸權的漩渦與戰爭。不打破舊有權力格局，中國社會就不能重組，即使工業化有所進展，中國也會被列強瓜分，成為列強附庸。以軍事力量為手段重組中國社會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宿命，亦是國際社會現實政治不可避免之唯一手段，也是中國社會用戰爭與血淚洗滌舊皇朝乃至腐朽官僚體係與社會長期和平的糜腐之氣，重新喚醒沉睡於民族文化之中的集體與英雄主義的基因，這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一直在走，最終在1949達成這一目標。內戰統一是文化決定命運的必然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