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
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與評論
4.4 思想僵化扼殺經濟活動
集權與計劃抹殺經濟最基本的社會要素，即市場與自由，使社會最基本的經濟活動，生產與消費脫節，企業失去自主權，經濟活動失去方向。意識形態思想對私有製的天然敵意與壓製，極大地抑製了社會個體的生產積極性。私有財產是人類生命自然屬性的自然必然衍生，財產私有不僅是人類文明進化的標誌，也人類物質生產與分工的必然結果與必要手段。社會物質生產，本身就是自然而然的社會活動，是人類天性或自然屬性使然，財產私有也是這種社會自然生產活動的必然結果，財產私有也必然帶來私有生產，這些社會自然自由組合的私有生產是社會物質生產最活躍最有生命力的社會生產細胞，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通過強製手段壓製甚至取消私有生產，都必然會傷害社會生產，也造成消極抵抗的社會因素。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革命思想與西方資本主義及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的本質區別，外部西方勢力的圍堵，以及蘇聯對外輸出意識形態革命，使蘇聯與西方之間一直相互抱有敵意。二戰之後的意識形態競爭更使美蘇展開軍備競賽，這也使蘇聯走上重軍工生產，扭曲社會健康生產結構，形成忽視社會消費的畸形經濟體係，窮兵黷武，社會經濟雪上加霜。
經濟發展出現困難，思想僵化，意識形態無法解釋外部與自身現象，找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社會高壓自然而然成為社會管理手段，而一味的高壓與鐵腕，使社會產生消極抵抗情緒，社會大眾最終產生自我懷疑，思想上使國家及社會體製失去合理依據，高壓管理替代思想意識成為社會維係的基礎。
在二戰勝利之後，蘇聯已沒有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脅，在國內，公開敵對勢力已被消滅，革命失去公開的敵人，意識形態的革命理論無法解決國內的具體社會問題及經濟建設問題，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全民黨就是一種走出意識形態革命意識的嚐試，使意識形態理論更符合社會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現實，這種理論的嚐試隨赫魯曉夫下台而終止，然而這種在意識形態思想框框裏麵找出路，按圖索驥的理論創新也終會因脫離社會現實而失敗。
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改革，不但缺乏符合社會現實的自我思想定位，也沒有明確的思想理論為基礎，為改革而改革，演變成為為自我否定而改革，接受外界或敵對意識形態做為改革方向，從一開始就埋下改革失敗及社會動蕩的種子，社會改革最終演變為顛覆體製的社會革命。這種最高領導人自我懷疑自我否定，不但有著經濟失敗的社會原因，也是意識形態思想長期僵化，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社會信仰與理想流為空洞口號的必然結果。
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僅是蘇聯社會危機的根源，不是蘇聯解體的必然，蘇聯最高領導者對意識形態思想的自我否定，摧毀執政黨長期建立並賴以執政的社會思想基礎，社會思想基礎的瓦解，使執政當局失去堅實的社會根基，加之最高決策者的連續失誤，蘇聯解體成為無法避免的災難。
4.5 改革與社會脫節
改革由始至終，不論是在改革政策的谘詢擬定，以及政策的貫徹執行，最高領導者都是依靠身邊智囊團，或小集團，使改革的決策與執行脫離整個政府執政群體，脫離整個政治體係及執政意識形態長期營造的社會群體，即廣大黨員或執政黨的社會基礎，決策與執行群體脫離社會權力架構，整個政治體係及意識形態的社會基礎成為改革局外人，對改革目標既不理解，也無所謂支持，改革成為孤家寡人。在蘇聯社會長期思想封閉的環境下，施行公開化，開放媒體，放任反對勢力對國家曆史不負責任的輿論誹謗與攻擊，使蘇聯從一個偉大國家淪為流氓國家，成為人間地域，這都是對國家形象與社會秩序，以及大眾信心的極大傷害。改革出現危機，領導者不是自我反省，通過原有政治結構團結政府長期經營的社會基礎，鞏固執政權威，而是一意孤行，使最高階層更加偏離社會，即得不到執政社會基礎的支持，也得不到批評者的信賴。
並不是說不應該公開化與開放媒體，而是說對一個長期封閉的社會，應該是有序逐步漸進的開放過程，營造一個平和理性的社會氛圍，使社會各群體能夠對國家社會的曆史及未來進行理性客觀的討論與批判。這個逐步漸進的開放過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對社會的引導與規範，放任自流是自毀社會根基，自取滅亡。
4.6 專製體製難於自我糾錯
集權與專製的執政傳統與權力結構使執政集團難於糾正錯誤，最高領導人擁有高度集中，難以受約束的權力結構，所有權力集於一人，除最高當權者外，最高權力群體亦無法通過平和或合法的程序糾正改革帶來的社會危機，最高當權者一意孤行，使整個政治體係一再錯過自救的機會。
這種集權的權力是縱向權力結構，領導者以脫離體製結構的方式進行改革，而改革及社會出現危機，原有意識形態造就的社會基礎，或原有體製的廣大社會支持者也無法產生橫向組織自救，避免體製崩潰。體製內保守勢力通過政變解救政權危機的企圖不但得不到社會基層及精英群體響應反而加速體製的崩潰。
4.7 政治精英為私利與自保拆解國家
在一個集權及專製的國家，任何對政治體製的反抗及批評都會帶來嚴重後果，社會大眾噤若寒蟬，長期的壓抑使社會積怨甚深，難於排解，任何爆發都將帶來社會危機。社會的改革僅能由緊到鬆，逐步漸進，使積怨逐步紓解，使社會在有序而理性的環境中逐步走向開放與自由。然而反體製領袖人物，深知舊體製的傳統與強大，體製保守勢力的反撲將是顛覆者的末日，反體製領袖人物為自保與私利不顧後果，不惜一切手段徹底摧毀現行體製。另一方麵，由民主方式產生的加盟國政府或地方勢力，為自保與利益視中央政府為眼中刺肉中釘，對中央政府除之而後快，地方與中央政治勢力已無調和餘地。
做為社會精英群體的執政黨及政府官員早已從革命時期的理想主義者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淪為或被屍位素餐的官僚所取代，成為惟上是從，惟利是從的幫傭，或既得利益者集團。對許多為利益而依附體製的精英而言，意識形態已不具備思想意識凝聚力，僅是官方儀式性標記，分享社會利益的入場卷，遑論信仰的力量。當社會權力體製出現危機，對掌握社會資源的上層精英而言，無疑是侵吞國有資產的最佳時機，而其他為利益而依附體製的社會精英，將成為觀望者，最後為利益成為反體製者，體製的社會精英階層瞬間瓦解，執政體製不攻自潰。一方是地方政府挾持所謂民意的連連進逼，社會反對勢力對執政黨曆史的清算與誹謗，一方是中央政府的失策與無為，還有是體製內精英為掠奪國家財富對體製的背叛，國家與社會遭受來自內部各方勢力的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