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子往事（四） -- 新生活

（四） 新生活

在新家開始了新的生活。

我從小就不吃早飯。我們家別人也一樣，這是老早年家裏留下的習慣。這個習慣導致我家的糧本上總有剩餘的糧食，不像我的一些同學們家裏寅吃卯糧有時會餓肚子。不過，這個習慣看來很不利健康，我上大學後基本就恢複了正常的三餐生活。

我喜歡熬夜，準確地說也是家傳的。我媽媽就喜歡熬夜，她說夜深人靜之時可以心靜地做自己的事情，白天的嘈雜無法沉下心來。媽媽很能寫，常說君子千言倚馬可待。她的字也很漂亮，又寫得很快，我小時候看那字就像畫畫一樣。

我的姥爺是個秀才，就是吃這碗飯的。我媽媽唯一的異母哥哥夭折後，姥爺把媽媽當男孩子養，一心培養她。可惜，計劃被戰爭打破了，1937年十四歲的媽媽不得不自己出來謀生，從安慶一路輾轉到了重慶。這是另一個故事，今年是媽媽的百歲冥誕，我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

我還喜歡賴床，不，現在是賴炕。還有一樣，就是為了怕遲到，我家的鍾表總是調快十分鍾。這樣，我每天早上醒來就看看桌上的鍾，隻要還差幾分鍾到八點，就閉上眼睛眯一會。哪怕是隻差一兩分鍾，我也會瞪著眼睛等一兩分鍾到八點，然後一骨碌爬起來，快速洗臉刷牙，拿起書包往學校跑。從家到學校用不了五分鍾，我是從來不遲到。

冬天的屋子裏早上很冷，能在被窩裏多暖和一會兒是一會兒。有一次例外，是早上做夢，夢見打雷，震耳欲聾，感覺腦袋被撞了一下似的，嗡嗡的，把我震醒了。醒來才發現，是炕塌了，頭枕在炕沿（炕外緣的木頭棱子）上一起下落，真的被撞了。那時已經快到八點了，家裏人都走了，我於是也就溜之大吉，提前上學去了。

有一個冬天的早晨，是老師安排的任務，去學校生爐子暖教室。我起了一個大早，踏著皚皚白雪，借星光天不亮就來到了學校，那裏空無一人。這讓我也踏實了許多：我不在學校時別人也不在，沒有人在背後議論我。在搬到這裏後，三江口反動標語的陰影一直伴隨著我，心裏總是疑神疑鬼的，覺得我不在學校時那裏一定是沸騰的，大家都在議論我以前“幹的壞事”（具體故事請看博文《童年的回憶》）。

那時每年家裏都買一個如圖一樣的日曆，每天翻一頁。普通日子是黑色的，周六是綠色的，周日是紅色的。特殊節假日也是紅色的，包括偉人的生日，但不包括聖誕節。我最喜歡的就是綠色，因為有盼頭，第二天就不上學了。紅色嘛，雖然是不上學，但意味著第二天就要早起了。我的感知可能和股市一樣，更注重未來，而不是現在。其實，學校也沒有那麽不堪，隻是沒有多大意思，不如在家裏玩的東西多。

網上借來的圖。我就是在這一周上的三江口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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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了，剛開始還帶一個水杯子到學校，怕渴了需要喝水。學校也確實有一個半米高，直徑也大約半米的搪瓷水桶，放在外麵的一個架子上，靠下端有一個水龍頭，可以接水喝的。我第一天上學，在下課的時候看見有個壞小子爬到那個架子上，打開水桶蓋往裏吐唾液，然後還拿一個小樹棍在裏麵攪和一翻。行了，以後也不用喝水了。而且，好像過了不久，那個水桶也不見了。

那個丁老師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你不學我也不管，別惹事兒就行。我的同桌柴權就開始幹壞事了，先是和我“劃清界限”，就是在課桌上刻出分界線，還要欺負我把線往我這邊多畫一點，然後規定誰把胳膊伸過了線對方就可以打。我們倆就在這打打鬧鬧中把學校的日子慢慢熬過去了。後來有一次媽媽發現我的衣服上有被甩上的藍鋼筆水，就責問我是怎麽搞的，我說是同桌柴權甩的。我媽碰到他就問，為啥亂甩鋼筆水？他說：“你看我的衣服，上麵也被他甩得都是鋼筆水”。我估計那時我們甩出去的鋼筆水多於寫出去的。

以前的老鄰居小五在二年二班，他的四哥在五年級，每天做課間操時，他四哥都會站在操場前麵的一個土台子（我們叫主席台）上麵，麵向著下麵我們幾百名學生領操，看上去很是拉風。那時這可是莫大的榮譽。

上學後很快就加入了紅小兵，那時不叫少先隊，好像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加入紅小兵的，在那時這也是一種政治榮譽。剛開始紅小兵戴的是一個菱形的紅色臂章，是塑料的。沒過多久，就換成了和少先隊一樣的紅領巾。記得是統一換的，當時還有宣誓一類的活動。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們被告知我們的紅領巾是烈士的鮮血染紅的。我還曾經暗暗地計算，這得需要多少鮮血呀，不過染得還挺均勻的。嗯，我從小就是一個“認真”的孩子，不要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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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裏有很多“自立”的小孩，從家裏帶來糧袋子，下課時間到邊上糧站去買糧，然後把裝滿的糧袋子放在桌子下麵，放學時再背回家。估計是糧站的上班時間和家裏大人正常上班時間是重合的，所以隻有小孩兒來買糧了。我很羨慕他們的自立，回家要求承擔買糧的任務。開始家裏大人不同意，因為我們家閑人多，不需要，但後來也就答應了。那時當地孩子拿來的糧袋子都是髒得看不出原來是白色的了，不管是米袋子還是麵袋子，外麵都是厚厚的一層黑油漬，估計都是放在廚房裏鍋台邊上，長時間煙熏火燎的結果。我家的糧袋子都是白白淨淨的，有點不好意思拿出來，希望盡量找髒一點的糧袋子用。大概是怕不合群吧，那時我的心理狀態很怪。

我也是在那時發現，同樣重量的米和麵，麵的體積要大得多。覺得很奇怪，因為米之間的空隙是可見的，而麵顆粒很小，之間基本沒有可見空隙。為什麽米的比重比麵大呢？

去糧站買糧挺有意思，特別是那個翻鬥的秤和壓油機關。因為那一秤的米麵往往會二十來斤，太重，所以裝糧那個秤桶的中間安了一個軸，這樣工作人員可以用一半的力就能抬起桶，讓米麵滑入糧袋子中。那個壓油的機關更是神奇，像薩克斯的按鍵一樣，可以調出需要的油重。

記得一次看到一個買幾兩油的大叔，滿臉的胡茬子，一看就是二勞改打扮。當油被售貨員用那個神奇的機關按下，並流到他的玻璃瓶子裏後，他並不把玻璃瓶子拿開，而是繼續接著，眼睛看著出油口，嘴裏念叨著：“再滴幾滴，就又夠炒一鍋菜的了”。估計他是不會忘了陳三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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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一下“吃”的問題吧。

一年前在三江口的時候生活是臨時性的，所以沒有什麽比較規範的糧站和商品糧的準備，吃的東西就是本地種的。因為水田多，所以多吃大米，地道的東北大米。我們家倒是沒事，喜歡吃大米，可是有些兒子多的家庭就受不了了，因為大米好吃是好吃，但是費糧，可是定量是不變的。那些家庭寧可吃粗糧，也不願意餓肚子，可以理解。所以，那時有的家庭想要粗糧，必須有領導“特批”，因為當地的粗糧少。

可是搬到高山子以後，情況就反過來了。我們要嚴格的按照商品糧的定量來，往往每人每月隻供應一兩斤大米，一兩斤白麵，剩下的就隻能買粗糧，有高粱米和玉米麵可選。這細糧供應量是每個月臨時決定的，估計是根據糧庫的存貨量而定吧。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覺得玉米麵也挺好吃，加點栗子麵做成窩窩頭，那是好東西呀。圖樣圖森破！那時不僅僅沒有栗子麵，玉米麵也是陳年的，從糧庫裏倒出來的戰備糧。做成窩頭都不粘，涼了還有點崩牙。隻有貼成大餅子（就是用那七印大鐵鍋）就著熱乎勁兒還對付吃。

這貼大餅子是一門手藝，需要膽大心粗有經驗，一般我們都是在下麵燉菜一勺燴了。貼大餅子的關鍵是穩準狠，因為必須在鍋足夠熱時大餅子才能貼住，不然會往下滑。這時鍋底裏不管是水還是湯，都是熱氣騰騰的，不小心就會被濺出來的液體燙傷。所以必須先穩穩的把和好的玉米麵團成團，看準位置，用力拍在指定的位置上，別顧及濺到別處。同時，還要保證下麵的火力，那時我們都是燒秫秸的，需要不斷往裏添加。拿秫秸的手還需要拉風扇，同時照顧燉菜和貼大餅子。忙起來像打仗一樣。我們家裏就是大姐手利索，幹這個最拿手。有時太忙了，我也可以幫忙在灶裏添柴，拉拉風扇什麽的。

那高粱米就更慘了，我們那裏有紅高粱和白高粱的區別。因為要高產，我們吃的多數都是紅高粱，殼也脫不幹淨，不好消化，老年人的胃根本受不了。我倒是沒有反應，但姥姥就不行了，在沒有細糧時經常會吃點玉米麵的大餅子，而避免高粱米。

玉米麵刮油是一絕。在沒有多少油的年代，玉米麵把我給吃傷了，剌嗓子，以後是再也不想了。

菜是一大麻煩。夏秋菜多，茄子青椒黃瓜葫蘆等在“三不管兒”市場應有盡有，自己也種了不少。但入秋後就要考慮囤冬菜了。我們剛來時還想著挖個菜窖儲秋菜，結果挖了不到一米地下水出來了。所以冬天隻能搞點海帶、黃豆之類的東西，上頓海帶燉黃豆，下頓黃豆燉海帶，連蘿卜白菜都吃不著。而且那海帶不是鮮嫩的，是厚厚的像膠合板一樣的，黑黑的很硬，煮不爛，還帶著中藥似的怪味。幾年下來，我對海帶和黃豆也絕了念想。春天是最難熬的，有許多人家挖野菜蘸大醬吃。

肉還好說。第一年冬天，我們家殺了三江口帶過來的健美豬，把剩下的肉給醃了起來，過冬不愁了。但現在沒有條件養豬了，以後還要解決吃肉的問題。

多虧有那個高山子大集，我家的錢也夠花，所以經常去買點好東西回來吃。那時我還保持著小時候的矜持：在陸地上跑的和天上飛的裏麵，我隻吃豬瘦肉。可那時家裏買肉都是奔著那油膘去的，記得一般豬肉分三等，按膘厚度來，三指膘、二指膘、一指膘。像全是瘦肉的後鞧、前槽、血脖，那就都是等外品了。所以真正的瘦肉往往不多。魚也是不多見，好在有雞蛋補充。常見的是雞，買來養幾天，能下蛋的就留下，不下蛋的就成了肉食雞。

我是不吃雞肉的。媽媽問我為什麽，我也說不清楚，大概與養過雞或挑食有關？我曾經被逼著吃過，記得吃了以後不舒服，不僅僅是口味的問題，我也不知道是什麽心理和原因。那時集市裏還經常有野兔子賣，比雞要便宜多了。不過我也不吃。最可怕的是羊肉，偶爾買一次羊肉，家裏要膻好幾天，我連用做羊肉的鍋（往往洗不幹淨那股膻味）做的菜我也不吃了，餓得夠嗆。

我有個二姨，家住徐州，就是在《童年的記憶》裏提到的表姐的媽媽，我媽的親姐姐。每到冬天媽媽會托她幫忙給我們家買一大箱子好東西寄來：臘肉、臘腸等。雖然時間放長了會有哈喇味兒，但在那時已經是相當不錯的營養品了。看來那時東北的供應是最差的，南邊起碼有錢就能買到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