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楓葉黃
憧憬退休的生活，聞吻夕陽的色彩
（五）反動標語
接下來的兩天我已經忘了反動標語的事兒了，因為與我也沒有什麽關係。這一天期末考試，我正在冥思苦想，學校的劉校長進門來了，讓我跟他出去一下。我受寵若驚，校長還認識我？我問校長，考試怎麽辦？他說沒事，一會再補上。我就跟著他出來了。
劉校長是這個中小學混校的校長。他大概有四十幾歲，戴一副深色的方框眼鏡，中等身材，文質彬彬但讓人感覺臉有點陰鬱。這趟房都是這個學校的，他就是這裏的老大。不僅如此，學校的前一趟房有不少單身老師住在這裏，也歸他管。他這就是帶我去了一個單身女老師的寢室，這個老師姓烏（也許是巫，或者是鄔），我不熟悉。他帶我進去時，裏麵已經有三個人了。除了烏老師，還有另外兩個中年男人。他和烏老師打了一個招呼，說我們走時會把門鎖上，那個烏老師就出門走了。
接著校長向我介紹那兩個人，說一個是武裝部的，一個是公安局的。他們都和校長一樣，穿著中山裝式的便服。對我一個小毛孩子他們也用不著假意寒暄，直接問反動標語是我畫的嗎？我當時就急了，吐痰跺腳地表演著說，誰敢反對“他老人家”，我們堅決不答應。那時我們那裏的小孩會吐痰到地上，再踩上去，表示發誓說真話。這應該是當時的標準答案。他們也沒有再為難我什麽，隻是告訴我要是知道誰寫的，要報告校長（他們知道我當時就在旁邊玩軲轆圈，且有借尺為證，很有可能是知情人。但我當時太小，尚無法理解其中的邏輯。南京彭宇案的判詞是產生在2006年，但其思想背景是在40年前就已經是這樣了，當然也許是在400年、甚至4000年前就是這樣的：“人不是你撞的，你為什麽要扶？” ~~ “畫不是你畫的，你為什麽要幫忙？”）。
因為時間較短，我回到教室考試還沒結束，不過老師同學們都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像是在問，校長找你幹什麽去了？大家都知道反動標語事件。我臉紅心跳，好像做賊被發現了一樣。
我心裏很忐忑，雖然不是我畫的，卻總是有種莫名的恐慌：為什麽不找別人問，單單找上了我呢？接下來的兩天，我就在這種不安的情緒中度過。
考完試，學校要放假了，需要開一個全校師生總結大會。在會上，校長報告中著重提到反動標語案件，聲稱就是我們在座的學生幹的，警方已經掌握了充足的證據，如果你不自首，馬上就會進行下一步：實施無產階級專政。記得我們下麵坐著的九個年級的學生們（當時的學製叫九年一貫製）都回頭向後麵看，好像是一種氣場驅使，覺得犯事的人就在自己的身後坐著似的。我也很自然地回頭看看，但不知為什麽，我的心裏卻是更加不安。這不僅是我第一次開大會，也是我第一次開始去體會、理解什麽是無產階級專政 —— 這時我剛剛過了七歲，八十八個月大。
果然，第二天放假了，校長又通過一個小朋友把我從家裏找了去到烏老師的那個小黑屋（我至今不明白他們為什麽不直接到我家找我，估計是不願意直麵我的家長？）。因為是單身宿舍，這間屋子沒有刷牆，牆還是深咖啡色泥土牆外露，黑乎乎的。南北各有一個不大的窗戶，射進來的光線都被黑牆吸收了，所以屋裏很暗，很壓抑。加上我多年的精神壓迫幻想，這個小黑屋在我的記憶中就像地牢一樣。
這一回就不那麽簡單了。他們說有兩個大學生在不遠處看到是我畫的，有目擊證人，要求我必須承認。我反複辯駁我沒有，他們當然不信。在小黑屋裏反反複複、沒完沒了的詢問，那種壓抑讓人受不了。我感覺有幾個小時了，他們才放我回家吃飯，並要求我吃完午飯馬上回來。那時我父母都是早出晚歸：早上天剛亮就要起床做飯，要準備一天的飯菜，包括他們帶走的午飯。晚上很晚才回來，經常是天黑以後。家裏隻有七十多歲的姥姥和在同一學校上八年級的二姐在家。所以出去一天也沒人注意到。這時大姐已經又回到了她那苦寒之地北票。
我回家也不敢說，匆匆吃完午飯，下午再去。他們也沒有什麽新鮮的東西，索性把我鎖在屋裏，讓我自己好好想一想。然後他們出門了，不知幹什麽去。我一個七歲的孩子，哪能呆得住？沒等太久就跳窗戶出去玩了。當然，玩也玩不痛快，心裏有事。
他們連著幾天重複著這一套，也有些不耐煩了。這一天，他們開始威脅並誘導我：我們從省城調來了幾百名公安人員來破案，你是跑不掉的。你還小，就認了吧，沒什麽大事。我也是被磨得受不了了，就點頭了。他們幾個互相對望了一眼，都鬆了口氣。然後，他們教我如何寫認罪書（注意我才上了半年小學，沒學會幾個字）並教我把那個沙畫再畫一遍（這也是我至今都還記得那個雙頭畫像的原因）。然後按上手印（紅色油彩）。我還記得他們很高興，也給我倒了一杯水，安撫我一下。
可事情並沒有按我想象的結束。下一步他們要我交代是誰指使我畫的。這可就難為我了，我本來就沒畫，現在誘供成功，接下來讓我咬人了。他們的邏輯是，你這麽小，根本不可能有獨立進行這種反革命活動的動機，必定是有人指使。我後來也想明白了，畫者必定不是小孩，因為那個簽名標注是全仿 “他老人家” 題詞的狂草落款，這在當時是很流行的。小孩子應該是寫不出來的。對了，我曾經在家裏練寫字的事情也是佐證之一，因為那簽名頗有功力。
這回他們就跟我耗上了，估計是我成了案件的突破口，不能放鬆。直到下班時間才放我回家，並要求我以後每天早上去那個小黑屋報道，像上學上班一樣。
我心情忐忑地回到家裏，父母還沒回來。我非常害怕，想瞞著家裏人，趕緊打點水去洗掉拇指上的手印紅跡。因為是油質的，很不好洗，加之我從來不會主動洗手（那時小男孩都這樣），終於被我二姐發現了。二姐逼問我反動標語是不是我寫的，我沒有直接承認，但姐姐一定能看出來。因為我無法解釋拇指上的紅跡是怎麽來的。那天她嚇唬了我好長時間，但我不知道她後來有沒有匯報給父母。反正家裏再沒有人和我說這事，我當然也就不會提起。
第二天，還是在那個小黑屋裏，他們繼續誘供，是不是我的什麽親屬的指使，比如姐姐，父親，母親？我被逼得煩了，想起昨日二姐斥責我的怨氣，就違心的順著他們說那就是我二姐指使的。可是馬上被他們其中的一個否定了，他說你好好想想，有沒有大人教你。他們不接受是我二姐教唆的，因為一個十五六歲的八年級的女中學生，指使七歲的一年級的弟弟寫反動標語，腦洞實在是太大了點。但我也實在不能再往下編了。他們不斷試探誘供讓我咬我的父母，我沒有上套。後來，又經過了一係列沒完沒了的盤問，他們也就沒有進一步誘供、逼供。
我自己已經弄不清楚在這小黑屋裏經曆了多少天的磨難。我的印象就是沒完沒了，暗無天日。
我不記得是什麽時候開始，他們也就不再找我了。但我總是以為事情遠沒有結束。我現在猜想可能他們和我說過某些套話，比如“此事我們先告一段落，待出現有新情況我們再繼續“一類的我聽不太明白的官腔，其實就是他們覺得可以結案了，把屎盆子扣到一個七歲孩子的頭上，可能就不必再往下追溯，可以交差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那種環境下，這樣可以以最小的代價結束戰鬥，免去了更大的劫難。如果真是那樣，這些人的良心倒是沒有完全泯滅。另一方麵，他們也的確沒有打我、餓我、或是在身體上虐待我，從這個角度上看，操作者已經是夠 “仁慈” 的了。這是在1970年，如果是提前兩年的文革高潮期，或是我們還在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大城市裏，在那疾風暴雨之中，這種案件不知道會多麽的血雨腥風。
但我畢竟成為了那個代價。
就在這之後不到兩年，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李劫夫因給林彪寫頌歌，在913後被批判。李劫夫是紅歌作家，有不少名曲出自他手：《我們走在大路上》、《哈瓦那的孩子》，《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嘔...），一係列的主席詩詞歌等。沈音的鄰居魯迅美術學院也組織批判。那時文革大浪已經平緩下來，人們都不太上心了。一位在批判會中沒事就拿鋼筆在報紙上亂寫，“劫夫交代”，其力“透”紙背，開完會被別人發現報紙的反麵正是“他老人家” 的大幅照片，他寫的字就“透”在“他老人家”的臉上– 這禍可闖大了，排查出來後這個倒黴蛋就陪李劫夫一起交代問題去了。這種故事在那時可以說數不勝數。
我曾經被他們邪惡誘導咬過二姐，雖然沒有起作用，別人也都不知道，但我自己卻無法淡忘。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靈裏壓上了一塊沉重的石頭，每當想起，就心痛不已，內疚不已。
我從此背上了一個大包袱，有了人生的第一個大黑點。那時的人們都知道，這個黑點將會記入那時一個叫檔案的可怕的東西裏，像幽靈一樣伴隨著我，直到永遠。
但我不知道的是，除了這些客觀上對我的影響，我的精神世界被徹底地改變了，我的性格也不可避免地被重塑。這些綜合的影響會在後麵的幾十年了慢慢展開。就像我的過敏體質，經常需要向體外發病來調節一樣，我今後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其牽連。
從這時起，我就開始認識到我和別人不一樣：我比別人矮一截，這個別人是指所有的人。
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個暑假。我不知道是什麽時候開始的，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會結束。周圍的孩子們都已經口口相傳，破案了，是誰做的案。我無處躲藏，那是一個熟人社會，一營三連裏，大家都知道，估計其他的營、連也都清楚。
高潮還沒到呢。幾天後的一個下午在一個河泡子裏野浴，我被二三十個男孩子給包圍了，那都是我的同校同學，多數彼此認識，有同一個班的，有大我一、兩年級的。這裏有我的鄰居王哥，也有我班上的班長，還有我們班上唯一的四眼。王哥等大一點的孩子非常認真地審訊式詢問我關於反動標語的事情，並防止我逃跑，在我後麵就會有人悄悄地上來給我一巴掌抽在臉上，等我回頭時，他就會跑掉，而前麵的大孩子會繼續抓著我問那些沒有答案的問題。那個班長和眼鏡應該說都是老實孩子，但他們動起手來可一點都不含糊，特別是班長，手真狠。這些人後來很多都是和我一起長大的，估計他們也早都忘記了這些惡作劇式的 “小打小鬧”。那是一個難忘的下午，讓我終生難忘。
後來，王哥和我的關係很好，我們是多年的好鄰居，連他的工作和找老婆都是我哥幫的忙，並把他的戶口從外地調回來。那班長長得白白淨淨、文質彬彬的，在初中也是班長，且第一批成功入團，這在那時比三好學生要拉風多了。眼鏡學習特好，後來出國深造，計算機大博士一枚，科研碩果累累，估計現在的無人機自動飛行算法裏麵有不少他的貢獻，現在是新加坡人了。
後來，聽說那班長當年在初中入團時（我們不在一所學校），班級實行民主選舉通過，他班上所有女生都舉手同意，所有男生都反對，但女生人數多於男生，於是超半數，成功，這也是民主的勝利。提示，那時我們在中學時代男女同學之間是基本不說話的，所以他在那時可以算得上是少女殺手了。
還有那個眼鏡，在剛上初中時是我帶著他第一次進公共澡堂。他不敢脫光衣服，憋得滿臉通紅的，問我，這褲衩還得脫啊？我不得不示範鼓勵。其實那時我也是第二、三次去公共澡堂吧。也是，他雖然比我大半歲，可那時毛還沒長齊呢。另一個軼事，那時初中學校要求撿糞上交，而我們已經學壞了，不會真的去撿，而是去偷了再上交。別看他戴著眼鏡，偷了糞後背著滿載的糞筐跑得比誰都快，我在後麵都跟不上。巧得很，高中畢業前的一年我們又到了同一個班了，在全省重點高中裏。高中畢業考試時，他是唯一一個數理化三門都是滿分的畢業生。
這些人現在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齡，就是大家周圍的某一位。
（待續...）
我也說不清為什麽不告訴父母。但當時他們每天早出晚歸，見麵的時間都很少；同時，我也感覺我好像是做錯了什麽事，算是盡量掩蓋“罪行”吧。
你為什麽不告訴你父母這事呢？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