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筆記
禪宗哲學賞要
約翰·杜威（John Dewey）是美國最偉大的哲學家。觀察美國本土哲學思想，特別是左派知識分子與民主黨的思想脈絡，都無法離開杜威這個源頭。杜威也是與近代中國最有緣的美國人之一。他曾在中國講學2年（1919-1921）。是中國近代史上眾多學者和教育家的老師（胡適，將夢麟，陶行知，張伯苓）。1919年初，杜威曾在日本停留了3個月。在這個短暫的停留當中，杜威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當時日本國內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高漲的同時，卻總是伴隨著激烈的反美運動。按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總是要拉上美國說事。杜威認為，首先是日本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洗腦，是來自於對天皇的崇拜，也就是對皇權傳統，對極權主義傳統習俗的認同。杜威說“這成了壓在他們背上擺脫不掉的東西”。同時，杜威在他的家書中寫道。“批判美國是一種很簡單的方法，它可以遏製自由主義，進一步的為一個強而有力的軍部搖旗呐喊”。後來發生的曆史災難，正是這種極端的日本民族主義或軍國主義的因果業報。也是日本民族對於極權主義的習慣所導致的“業力”。（可以用聽的：美國的脊樑《美國筆記 -9》01/11/2021 - YouTube）
這個事情裏麵最讓我佩服的是，杜威在一百年前就能把“反美”是為了遏製自由主義聯係到一起。這為什麽很厲害呢？因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專製主義意識形態的相互反對，是要到了二戰以後才被美國人普遍的注意到的。而在這之後，一般意義上的“反美”也都是指美國之外的專製主義國家對美國的反對和仇恨。但是，杜威做夢也不會想到，“反美”也會來自美國國內，而且是來自美國的知識分子階層。
按照杜威的實用主義繼承人，新實用主義的左派思想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的說法。從60年代開始，美國大學裏的左派學生和老師都認為，越戰以及非裔美國人遭遇到的屈辱，表明美國是一個邪惡的國家。也就是美國曆史上的罪惡決定了美國永遠都無法變成一個“好人”。這種“邪惡”必須通過“革命”才可以清除。要從“反美”，也就對美國的批判與憎恨入手。對於這種隻是在文化上提倡“身份政治”，“批判理論”的左派知識分子，羅蒂在他的《實現我們的國家》Achieving Our Country這本書裏麵，稱他們為“文化左派”。而把主張用公平與正義改造美國的傳統左派稱為“改革左派”。
羅蒂認為那些“文化左派”的頭腦不怎麽清醒。怎麽可能因為美國曆史上發生的悲劇，就斷言美國過去，現在，未來都將永遠是一個壞人的國家呢？怎麽就必須徹底的“反美”，徹底的拋棄美國呢？並且，這種“自我憎恨”的教育也改變不了什麽。除了讓美國人失去民族認同，加深自己的恥辱感，並因為失去“自尊”而變得歇斯底裏之外。“文化左派”置底層人民的痛苦於不顧，不去腳踏實地的改造這個國家，而是作為了一種“自我憎恨的旁觀者”。除了罵這個國家之外什麽也不做！
其實，羅蒂講的道理並不深奧。依據我們熟悉的“求仁得仁”，“心想事成”的傳統智慧。一旦失去“自尊”，那麽，一個毫無自尊感的人所追求的，或所做的，就隻會是“自取其辱”。因此，這些年以來，中國的家長們也開始注重對於兒童的“誇獎教育”。因為據說“誇獎”可以促進兒童形成“自尊與自信”的人格。而由自尊與自信的人們所組成的民族與國家才是令人自豪的。因此，中國的家長們已經開始鄙視“貶損式教育”，甚至開始研究有貶損子女習慣的家長，及其這些家長的人格障礙。有一部2019年的中國電影《春潮》令我印象深刻，電影裏的那個媽媽對於他女兒長達40年的貶損與折磨達到了無以複加的，令人奔潰的程度。我要建議那些從小被保護的很好的女兒們去看這部電影，體驗一下那個被傷害的女兒的人生。更要去了解那個媽媽人格障礙的由來。這是一種典型的“受害者人格”，有這樣人格特征的人，他們會傷害自己的家人，對外則欺軟怕硬。他們的口號有一個很高的辨識度，“都是你的錯”！“都是你害的”！“我之所以有錯，也是因為你的緣故”！因此，那些從小被保護的很好的女兒們，要在警惕自己的不完美，以及遇到不順心的時侯，深深的感謝自己父母。感謝父母培養了我們“自尊”與“自信”的人格。而不是像電影裏的那個媽媽一樣，用“受害者人格”去摧毀下一代的“自尊”，然後再下一代。
正如摧毀一個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失去“自尊”一樣。羅蒂說，民族自豪感等同於一個人的自尊，它是一個國家走向自我完善的前提。隻有當民族自豪感壓倒民族恥辱感的時候，這個國家才有可能變得更好。
那麽，什麽才是美國左派心目中更好的國家呢？由於當前語境下流行著對於左派作“陰謀論”的解釋。因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羅蒂及其羅蒂口中的左派都不是什麽共產主義者。從杜威開始，美國左派是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推動實現“正義與公平”的一批好人。杜威的理想是在憲政民主之下，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對財富收入和財富分配進行公平與公正的改造，從而把美國建成一個沒有階層的世界民主的“燈塔”。這是20世紀以來美國左派及其民主黨在政治上唯一可以凝聚“共識”的政治的主張。而它最初的社會實踐就是“羅斯福新政”。盡管今天有太多的研究在經濟理論上質疑“羅斯福新政”。保守主義者們也依舊痛恨杜威把宗教從教育體係中排除。但是，經濟政策及其教育理念上的分歧，不足以影響美國人對於一個跨黨派的主張形成“共識”。那就是“在保護個人自由的同時，實現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第一句是保守派及其共和黨的主張，第二句是進步左派及其民主黨的主張。我在前麵的視頻裏已經反複的分析了達成這個“共識”的政治平衡的重要。我想再次引用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的話來為這個政治平衡做一個總結。卡爾波普說“過了很長時間，我才認識到，自由比公平更重要，試圖實現公平就可能危及自由；而如果失去自由，則在不自由的人們中間又何來公平？”（參考：自由比公平更重要。《美國筆記 -3》12/21/2020 - YouTube）
因此，左派要想實現公平與正義的主張，則政府權力必須不以侵犯“自由”為前提。右派要想捍衛“自由”，則必須建立社會財富的公平與公正。美蘇冷戰的結果，正是美國人民在以上“共識”的基礎上，保持兩黨政治平衡的結果。然而，這個結果卻又成為了分裂美國“共識”，打破兩黨政治平衡，甚至發展出當下“政治仇恨”的導火索。
我們在前麵分析過政黨政治的一個弊端是，政黨為了獲得權力，獲得選票，總是要強化自己代表了某種“真理”或“趨近真理的方向”。（"政治正確"是否具備理性的基礎？《美國筆記 -4》12/28/2020 - YouTube）由於在究竟上並不存在“絕對真理”或“絕對正確”。因此這種自我強化總是會遇到來自另一個黨派的挑戰。也就是說，另一個黨派所持有的“真理”與“趨近真理的方向”有可能在某一個階段中占了上風。美蘇冷戰的結果，在國際上強化了“自由民主體製”的絕對正確地位。這種觀點的一個推手，就是福山的《曆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提出了自由民主製度是人類社會形態的終點，或終極的社會形態。
這種動不動就把某種理論往“絕對”方向推進。動不動就以“絕對真理”的形態出現在我們麵前的衝動。猶如兩百年前，馬克思把共產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共產主義是人類曆史終結的說法是一樣的。其本質都是一個無法證明的“假說，預設或猜測”。但卻又總是以翻版的“絕對真理”方式出現在我們麵前。這不單單是知識分子的一個“陋俗”。一個很難改掉的老習慣。一個極端主義式的惡習。同時，也成就了政黨政治用來獲取權力，打壓對手的理論工具。
美國國內的保守派也不例外。保守派一直主張美國的民主製度已經很好了。因此，他們反對進步派推行的任何進步主義的改動。福山的報告無疑的強化了保守派的“真理性”，他們進一步的壓製進步派的主張，使得進步派的“真理性”及其進步主義的努力陷入困境。這就是打破兩黨政治平衡的導火索。它迫使一部分左派知識分子轉而擁抱“文化左派”，並使得民主黨人為了維護“基本盤”而向“政治正確”妥協。結果就是左派向左走，右派向右走的“分道揚鑣”。而不再是走向“中間地帶”的維持“兩黨共識”。
但是，左派轉向的道路比右派更加危險。因此，羅蒂批評了斯蒂芬森，康頓，海德格爾和福柯等人，認為他們誤導了年輕人，使他們確信他們生活在一個暴力的，不人道的，腐敗的國家。而我所要補充的是，當下的某些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他們也正在製造出一個更大的誤導，那就是把對方陣營當作了必須消滅掉的敵人。從而誤導了美國的年輕人以為，政黨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消除另一個政黨。這會使得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兩黨政治喪失掉“自豪與自信”。這才是當前政治家們缺乏政治智慧和目光短淺的“自卑與懦弱”。他們沒有勇氣走出“文化左派”與“政治正確”派們的“反美”同盟。
羅蒂引用了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民主遠景》Democratic Vistas來說明“榮耀與自豪”的重要。那就是，人們首先要以這個國家為榮，人們必須感受到某種情感，才會促使人們尋求改善自己的國家。羅蒂對於惠特曼詩作的引用，忽然的讓我想到了魯迅，我似乎是感受到了兩者之間的自尊與勇氣。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那麽，什麽是美國的脊梁？一個熱衷於打到政治對手的左派？還是一個沉溺於“陰謀論”的右派？一個堅持“政治正確”並熱衷於煽動政治仇恨的左派？還是一個沉溺於保守思想，反對任何財富分配方案的老右派？一個把“民主”口號喊得比誰都響，背地裏卻打擊反對意見，破壞言論自由的民間團體？或者是一個濫用言論自由，崇尚“Cancel Couture”的網絡暴民？這些顯然都無法構成美國的脊梁。反而讓我感了到美國當代政治家，及其當代知識分子的悲哀。看透了他們無法引導民眾走出“自卑與懦弱”的“受害者心理”，反而是自己也當起了“受害者”。
“受害者心態”多用於解釋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傷害，就像剛才我提到的電影《春潮》中的那位媽媽一樣，她的口號是“都是你的錯”！“我之所以這樣，也都是因為你的錯”。這就是典型的“受害者心態”的口號。遺憾的是，這些日子以來，這樣的口號越來越多了。並且是作為了行政當局推出各種行政命令，以及廢除某些行政命令的理由。這就讓人不寒而栗起來。因為，一個有“受害者心態”的行政當局，他的施政方向和施政風格絕不會是美國的榮耀與自豪。而是完全可以預見的到的一種行為，那就是對內相互傷害，對外欺軟怕硬罷了。除非民主黨人走出“受害者心態”及其“自卑與懦弱”。否則，美國人民就隻會丟掉他們。
羅蒂說，左派是希望的一方。它堅持認為，我們的國家仍然沒有實現。(The Left, by definition, is the party of hope. It insists our nation remains unachieved) 羅蒂堅信“仍然沒有實現”就是自惠特曼和杜威以來，美國傳統左派的“信仰”。更是傳統左派對這個國家的情感和認同。
巧合的是，在今年的總統就職典禮上，22歲的年輕詩人阿曼(Amanda Gorman)在她的詩作《The Hill We Climb》裏麵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這個年輕詩人朗誦道“國家沒有破裂，它隻是尚未完成”（a nation that isn't broken, but simply unfinished）
那麽，如果魯迅與惠特曼穿越了過來，他們倆又會說些什麽呢？惠特曼也許會依舊的朗誦他那首著名的《我聽見美國在歌唱》：我聽見美國在歌唱，我聽見各種各樣的歌，那些機械工人的歌，每個人都唱著他那理所當然地，快樂而又雄偉的歌。
而魯迅則會在說出“中國的脊梁”之後，轉而對美國人說道：說美國人（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自信力的有無，“文化左派”（狀元與秀才）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作者：美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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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偏頗， 認識膚淺。